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先分在司法局工作了几年，自感陷在非专业性的事务里太多，便要求调到了市第二律师事务所。
我是怎样认识L的呢？
这还得从开头说起：中国还没有哪一部新法，像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那样，一问世便在人们心灵中掀起了如此巨大的波澜。而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辩，集中的爆发在次年春北京那起并不复杂却轰动全国的离婚案上。此后，一年多，在市里司法界、社会学界、妇女界，都为此展开了讨论。那时，我刚毕业，虽也三十几岁了，可还有年轻人的锐气。我是诚心服膺恩格斯他老人家的那句名言的：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我是“主离派”，并好几次到各界的讨论会上去鼓吹。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我又办了不少很棘手的离婚案子，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抬举我为“林肯”，“你是专门为奴隶颁发解放证的人”。为此，我在市内名闻遐迩，不少要离婚而又调解不成的人，便找到所里，并指名要我做其律师。
1988年5月的一天，两个女同志来到所里，又是要找我。
一个年轻些，大约二十七八岁，扁圆的脸上，显得有几分呆滞，一看就是为离婚事来的。另一个像是三十三四岁，就是L了，怎样来形容她呢？我实打实说吧，L一进来，我便觉得我们这间租借一个单位的、阴暗得白天也要点灯的办公室，一下亮堂了，宽敞了；或者说从L一进来，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有点如坐针毡了，刚才还安安静静，现在站起来倒开水的，借火点香烟的，伸伸懒腰换一个姿势坐的，都向我这边投来100%的目光，或是百分之三四十的余光……
L娴静，自然，浑身上下都散发一股天籁似的气息。她五官匀称，如一件出自梵高笔下的油画般越看越耐看的面容，使长期泡在形形色色的案子和林林总总的法律条文里、不能不具有相当理性的我，竟产生了浪漫诗人般的想法：我怎么早没有碰上她？
年轻的是L的同事，不知是性格本来木讷，还是情绪受强烈刺激，她竟说不出话来。L告诉我，她结婚只有3年，男方性格粗野，在社会上有一班不三不四的朋友，且三天两头不回家，她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便是一阵拳脚相加。最近这半个月，男人又不见了，前天出现了，人未露面，趁着她上班时间，领着一帮人，将家里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还有一套刚买了半年的组合家具，全给拖到了他自己家里，这些东西多是用她婚前的积蓄和父母给的钱购置的。现在她不想再忍气吞声，决意离婚，知道丈夫无理可讲，调解难成，想请我当她的律师，上法院打官司。
找到我这里来的人，多半都揣有一颗痛苦的灵魂。痛苦的灵魂触摸多了，人多少就有几分麻木。可听完L关于她同事情况的陈述，我不觉得一点枯燥，反感到L说得太简洁……
我答应担任代理人，同时提出一个建议：
摊上这么一个男人，婚是一定要离的。但若由女方提出离婚，将来在法院判决子女归宿、财产分割上，条件可能会对男方有利，法律上可不管这些东西是谁买的，只要是在结婚期间共同使用的，就算夫妻共同财产。应该由男方提出离婚。
L问道：
“他可能提出离婚吗？家庭对他已经形同虚设，离与不离，他都无所谓……”
“可以逼他提出离婚嘛。这种人存心不想过日子了，可又要搬走家用电器，家具，说明他的物欲还是很强的。你们可以在单位找几个人，帮助她把被搬走的东西又搬来，不过不要搬回家里，先找单位的一个什么地方放着。这男人急了，东西得不到，不就得提出离婚？”
似觉茅塞顿开，L眼睛里跃然一片敬佩……
这案子就按我的建议办了。中间我和她们接触了几次。过了半年，法院判决下来了，准予离婚，除了孩子归女方，财产大半保住了。
法院判决后的第三天，她们来了，L的那位同事的脸上有了活气，话也讲得清清爽爽，她十分感谢我对这案子的尽心尽力，我自然讲的是在这类场合该讲的套话：
“感谢什么呀，我既然答应做你的代理人，就得设法打赢这场官司……”
我心里却清楚，当今中国的律师，尚很难有强烈的职业自尊心。与其说是因为职业自尊心所致，莫如说是我想给L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在L出现之前，面对我经手的案子所折射出的种种复杂情感现象，我的情感世界也并非磐石一块。我之所以按兵不动，一是因为事情杂、案子多，二是因为还没有碰到能够打动我的女人。从L出现后，这半年来，我越来越明确地打定主意，得和L建立某种关系。这将会是怎样的关系，我一下还无法把握，但哪怕是能在一起聊聊天，或是平时隔三岔五能打个电话互致问候，我也会觉得是一种精神上莫大的快慰……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相信她们一旦出了事务所后，便不会再进这个门。虽说我已经知道L的工作单位，电话号码，可你说是男人的一种自重也好，抑或是男人的一种虚伪也好，我想自己不太可能去找她。我得寻找一个契机，一个能使我和L继续保持接触的契机。
在我漫不经心的和L的那位同事谈话时，L拿起了我桌上的一本书，独自翻起来，不是翻过几页就算了，而是翻得颇认真，几乎没有理会她同伴和我的谈话。这本书的名字叫《当代婚变面面观》，这是一本思辨与实证结合的著作，通过众多的真实案例，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我国自新婚姻法颁布以来，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离婚问题。
我记得过去读过的一本美国小说，纽约的警察，要不就是最好的警察，要不，就是最高明的罪犯。其实律师，包括你们作家也是这样，因为他对人的认识、了解，要比一般人敏感、深刻得多…
顿时，我捕捉到一个契机。而且，隐隐约约的有了自信，我是能和L建立某种关系的。
她们告辞时，我对L说：
“这本书写得不错，我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看的，不必急着还，你拿去看吧。”
L注意地看了我一眼，也许是因为一种若明若暗的心领神会，她的目光里闪过一抹过去未曾出现的亲近感，随后，她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我去外地出差，订好返程车票后，我给L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别人催要《当代婚变面面观》，为了免得让她由城东至城西专门跑一趟事务所，请她在某日某趟车抵达的时间，携这本书来火车站出口处等我。
这是一封无可挑剔的信，至多字里行间有一种含而不露的体贴。对L却未必不是一个难题，一个女性去车站等候一个非婚恋关系的男人，这在形式上多少会令人感到不安。我将其当成一个试探，她会不会来呢？
我已经知道L的家就在车站附近，若她来了，按一般熟人间的惯例，该邀我去家里坐坐，她会不会邀我去呢？返程火车上，我几乎想了一路，分析了一路：今天是星期天，若她没有来，十有八九是因为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我在气质上、才能上尚不能给她以力量，去打破这最起码的、小小的心理障碍，那我就必须果断给自己纷乱不已的心划上句号。若她来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什么，也许她性格落落大方，仪态与性格成强烈反差的人，生活中并不少见。若她来了，并且邀请我去她家，那会儿，她丈夫还不在家这多半就意味着事情能向我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出车站后，没有见到L。开始，我担心是在一片密密攒攒的接客人群中，我们彼此间错过了，等了约十分种，出口处寥寥落落，不剩几个人了，仍未见她。真是梦里千般好，醒来还是个卖豆腐的王老五！
我颓唐地拖腿走了，这时，她从附近的一个商店里出来，不过是正常人的步履，可在当时的我看来，真犹如从云彩里飘飘冉冉而至的仙女……我神色一定有点失措，她也像有点不自然，没有说什么，径直从拎包里掏出那本书给我，一个念头一下闪过：盖棺定论了！若有邀我去她家里的意思，这书会到家里再还给我……
L交书后未曾离开，我看她悄然扑上一片红晕的脸，双脚也像是灌了铅似的，心想我是否可以主动提出到她家里去坐坐呢？又觉似死皮赖脸。这时，她轻轻地说了句：
“李律师，到我那里去坐坐吧……”
我听得很清楚，L是说“那里”，而不是说“家里”，这就犹如人们说“我那口子”，而不是说“我爱人”一样。当律师的有爱抠字眼的职业习惯，这类通常不被人注意，却又关键字眼的互换后面，常常埋藏着微妙、深沉的心理活动……
米黄的壁纸，水泥面改的镶木地板，造型精致、镀金的吊灯、壁灯、家用电器一律是进口的，甚至还有当时一般市民家很难见到的空调……这个家给我的感觉是殷实且高雅，唯一觉得不协调的是一个陈列有众多工艺品的玻璃橱里，有一排长长的烟盒：“三五”、“健牌”、“万宝路”、“登喜路”、“沙龙”、“七星”、“乐福门”。
见我颇为专注地看着，她淡淡地说了一句：
“都是抽过的空烟盒，他一定要放在这里……”
让我惊喜过望的是，她家里阒无一人，她告诉我，孩子送去上海奶奶家带了，她丈夫现在省城的省委党校学习，得学习两年，每个月只回来一两次。
我觉得我的自信不会垒在流沙上。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去寻觅婚外的感情，我只能根据我的个性去行事。
“我想告诉你，自从见你的第一面起，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能和你单独一起谈谈有多好……”
好像并不感觉意外，L只是莞尔一笑，仿佛是为了淡化我这话题的严肃意味：
“我是讲不出什么。听你在事务所，在法院，也讲得不少了，莫非你们当律师的有一种爱说话的癖好？”
“你知道吗，虽然这世界上每天每个人都要说许多话，但大量的话是可以说给众人听的，只有很少量的话能说给一个人听，或是只能说给自己听。如果一个人，只有说给众人听的大路话，而没有说给一个人听、或是自己听的悄悄话，那么他也生活得太可怜了……”
L的修眉扭动了一下，眼睫毛也垂了下来，一阵的沉默。她似调侃，非调侃：
“有这么……严重？”
我径自说开了自己——
怎么说我的婚姻呢？不能说没有感情基础。我妻子是我中学的同学，比我低两班。她家离我家也不远。
“文化大革命”里，她父母是工人，虽忧心忡忡，却也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1968年6月20日，全市“红色大恐怖”的那天，他被剪了个阴阳头，扣着十几斤重的牌子在市里游斗了一天，当晚，他就和母亲双双上吊自杀了……
虽说我是个“狗崽子”，学校革委会也担心我会出个什么差错，第二天就派了同学来轮流陪着我。整整两天，我不吃不喝，人也未挪窝，坐在父母的房里，怔怔地看着他们生前用过的一切，怔怔地看着他们留在书桌上的一纸遗言：
涛儿：
父母对不起你，我们不得不去了。
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并且努力地改造世界观，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爸爸、妈妈
即日凌晨绝笔
她就是这时…现在我身边的。第一天，白天值完了一班，夜里她又跑来看我，在门边找了条凳子，默默地陪我坐上几个钟头。第二天一早，她又来了，送来稀饭、油条和一碟小菜。下午，她再来，见它们原封未动，拿出自己家带来的绿豆，进厨房熬了一碗，一定要我吃下去……
几个月后分配，因为父母双亡，多少引发人们的恻隐之心，再加上我是独子，被分配进了工厂。她在家里，上有哥哥，下有妹妹，她被下放去了农村。只要回城休假，她总会来我这里，打扫房间，清洗衣物，又替我烧上几天的菜。1974年，我住的这一带约有几十户吧，房子要拆掉，说是盖市革委会小招待所。她父母、哥哥接我住进了她家。此后的一日三餐，洗洗涮涮，便多由她母亲照应。这样直到1978年她上调回城，被分在闹市区的一个菜场肉食柜当营业员，我同年考上武汉大学法律系。次年春节，我们结了婚……
应该说，我和她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在劫难时期，她及她的家人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已经融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估计，你可能会想，既然不是感情基础有问题，那就是文化层次上的差别，影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
有人说，文化层次上的差别，的确是一个让人要命的隔膜，它像一片沙漠似的把人心隔开，有时又像绝缘体一样难以穿透，这不是没有道理。我办的好几件案子里，这都是一个主要原因。但这事也不能绝对化，文凭、学历的高低，并不一定意味文化层次上就有差别。
她人并不笨。中学时代她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一次全校作文比赛，题目是《雨中》，她得了高中部第一名，那种委婉清幽的情思，如梦如烟的行文，让我们班上几个准备报考文学专业的同学好一阵子惭愧……就是她进了菜场，整天穿着件沾满肉花、油花的大褂，手握一把阔口大刀，通通通地往案板上剁，也没能把她对生活的某种悟性给剁掉。她能理解国家自改革开放后的好些新鲜事儿，包括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的武大校园里老三届的本科生、研究生们在情感上的骚动。我有一个同学老家在河南农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6岁，老婆一个人披星戴月，辛辛苦苦，在黄河边上种着那二亩三分责任地，夜里还得将门户顶得紧紧的……毕业分配时，我这个同学千方百计活动去了北京，大家都说：“这小子十有八九要离妻抛子了……”我讲给她听后，她本来很容易产生秦香莲式的愤懑，她说什么？
“也难怪你那位同学，当科长的，想当处长。当了处长的，想当局长。局长到了年纪，还不愿下来，想搞个人大常委干干，谁不想往高枝上站呢？要怪，只能怪国家眼下太落后，也太穷了，既不能给人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选择，又不能去缩小男女间的这种差距，或者让他们两口子不必为此分居两地……”
当然，我对她的菜场不感兴趣，她对我办的案子也未必都感兴趣，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作为一对夫妻来说，恐怕共同面对较多的还是社会上、家庭里的一些事情。所以，文化层次上的差别，对于我们这对夫妻来说，不能说没有，但有也影响不大。
你也许不耐烦了吧，现在可以开门见山地说，我和妻子的关系确实很成问题，或者换一句话说，她现在吸引不了我。这三四年来，在生活的轨道上，我的心被一股愈来愈大的离心力给攥着，潜意识里总想寻个什么机会冲出轨道……
原因似乎很简单，妻子的长相本来就一般，她是那种走在街上绝不会引起男人注意的那类女人。自从生孩子后，体形也发生了变化，工作褂一穿，阔口大刀一拿，更给人一种粗粗拉拉的感觉。即使回到家，我也总觉得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肉腥味……
这原因造成的结果，却几乎无孔不入：有时，我有些话要对她说说，真要张嘴说了，那些话一下鸡飞蛋打；有时，我也想对她表现温存，到挨到她身边，那欲望又风流云散；有时，她要我星期天和她一起带孩子逛逛大街，游游公园，有几次我真去了，她认识的顾客很多，路上止不住的有人和她打招呼，也止不住的有各种各样的目光飞蝗般地射向我，评判着我，此后，我决然打消了和她一起出去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