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终，女儿期末考试在即。小东西浑然不知忧愁，倒是我这个做娘的忙前忙后，一条条地出复习题，一条条地讲解，再一条条地划勾打叉。
白天送走女儿，忽然想到自己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的几次考试，心里很是感慨，这里写出来，算是给女儿辈的孩子们提供一段不太枯燥的史料吧。
小学期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高的一个，且又属智力上的晚熟类型，身体和大脑的发育不能同步，五年小学也不知是怎么糊里糊涂混过来的，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边。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时候正是“文革”运动要起未起之际，升学考试尚未破除，我硬了头皮去考县中。早晨起床，吃了头天母亲特意买回来的米糕，取“高中”之意。而后母亲“送考”，将我送到做考场的教室门口，便回去给她的学生上课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语文考试里的作文题目：在队旗下成长。1966年刚满11岁的我，居然就有了很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什么样的作文内容能拿高分。我编造了一段如何与我的地主奶奶划清界限的事情。回家父亲盘问我考试的内容，我怕父亲生气，谎说我写的是关于热爱劳动的故事。父亲叹口气，说我选的题材太平凡了，怕是难拿高分。我不吭气，心里却暗自得意。
考完我回如皋外婆家过暑假。此时“文革”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我在外婆家遭遇了破四旧和抄家等一系列的大事，使我短时间内很快地长大和成熟起来。一天我接到父母拍来的电报，寥寥五个字：“蓓考上县中”。当时我并不很吃惊，有那篇作文垫底，我对自己很是自信。直到去年，有一次和父母聊天，谈及我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县城里的熟人，父母才漏出来，原来那年我并没有能考上县中，是一位管文教的好心的副县长说情，又因父母都曾在县中执教，这才得以破例。此事父母瞒了我将近30年。如今想来，若是当时知道自己分数不够而进了县中，幼小稚嫩的心灵是否会早早背上一个耻辱的包袱呢？
我的初中时代从1968年始，至1970年终。那几乎是我一生中最抬不起头来的日子。我父亲被下放到苏北黄桥中学任教，全家跟随迁去。三年中我总是为同一样事情困扰：如何应付那一次又一次忆苦思甜的班会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时时在流血的伤疤，我躲闪着遮掩着尽力不让我的同学知道。但是我不敢谎报出身，说自己的祖辈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总让自己的言词模棱两可，在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缘之间滑来滑去。那几乎是一场出色的智力游戏，我不能不赢。我在那期间日益变得聪明起来，并且打下了日后当作家写小说编故事的基础。
初中毕业，正逢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全班除我之外，全部放弃高中，参加了工作分配。那期间父亲被关在县里的一个学习班上，让我继续升学的决定是母亲几夜不眠之后独自做出的。没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想象不出我母亲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不升学能够进厂，升了学很可能两年后毕业下乡。这是关系到女儿一生命运的选择，我母亲的焦虑和徘徊想来不亚于中世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感谢母亲当年的决定。母亲是教师，教师的心目中，大概再没有比读书更要紧的事情了吧？
我升高中没有考试。“文革”期间没有升学考试这一说法。
高中一年级，我一次次打报告要求入团，一次次被拒绝。眼泪咽进肚里，化作一种不屈的自尊，使我憋足劲儿在班上拿学习第一。到高中毕业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总共六门功课，我拿了平均98分的成绩。那时候考试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因为我只有通过考试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清楚知道毕业之后的出路便是下乡，唯其如此，学习对于我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是一种既苦涩又甜蜜的说不出来的滋味。
1977年，我在农村插队，一天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时间好像是在春末夏初，而考试定在冬天举行，其间有半年左右的复习期。
父亲给我寄来复习课本，嘱我不能放弃机会。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也是冥冥中命运对我的垂顾吧，那段时间我偏巧被调去参加县里的社教运动，使我有相当多的空闲功夫可以躲在房间里温课。
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采用了推荐和考试两结合的办法。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记得那天队长召集老爷儿们老娘儿们开会决定我的命运，我提心吊胆地徘徊在门外，浑身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四乡八镇的知青太多，没法集中到县城，便在各个公社开设考场。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深秋天气，我们穿着破旧的高统胶靴，在又粘又滑的江堤上跋涉了好几里路，赶到公社中心小学。一屋子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缩肩驼背坐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上，边答题，边哈手。凌厉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户里尖叫着挤进来，其场景悲壮而又肃穆。
正式考试挪到了县城。也因为人太多，几间中学安排不下，一部分考场还是设在小学里。做我考场的那间小学，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代过短时间的课，想起来也是一种缘份吧。
我父亲那年被抽调到扬州地区参加语文阅卷。事先他来信嘱我，每日考试完毕，将所答内容详尽记下，寄往扬州他的住处，他可请各科老师给我估分。
考试进行了两天，两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奋。早晨起床，与我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睡着，我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小时后交了卷子，几乎飞奔着回家，不忙吃饭，先在纸上把刚才的答题回忆出来。人到关键时刻，潜能总能得到超常发挥，当我回忆考卷时，我的脑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的复印机，连考卷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处小心的涂抹都精确重现了。我依照回忆把考卷复写一遍之后，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三两口地扒下一碗饭，又匆匆出门，先去邮局投了信，再赴考场。下午和第二天，重复这一套程序。
考试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给我估的分数是320到330之间。之所以不能进一步精确，是因为作文分很难说得准，阅卷老师口味各不相同，相差十来分是常事。父亲认为我这个分数录取是没问题了。
必须说明，在此之前我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填写了录取志愿表。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可我在信中与父亲反复磋商之后，只填了南师大中文系。做知青的要求不高，有个大学上上，将来能分配工作，已经十分奢侈了。
我心情愉快地跟老外婆告别，回农场等录取通知。我对老外婆说：放心，不出一个月我就会回来。到了农场我决定不下地干活了，我手头正给父亲织一件毛衣，必须在这一个月之内将它织完。我的同伴们对此表示了惊讶和不屑，也许还有暗地里的嘲笑。我却沉默着什么也不解释。那时候我拒绝下地的举动是极端出格的，如果上纲上线，可以归结为出身不好的知青对劳动的蔑视。但是我破釜沉舟地做了，我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复杂的快感。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附近生产队已经有知青接到本省一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了。我依旧坐在宿舍里织毛衣，虽然心里多少也有些沉不住气。一天下午，忽然门外喧哗起来，有人高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一惊，站起来。针扎了我的手，很疼。然后同伴就闹哄哄地涌进来，为首的手里举着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我伸手去接，手颤动得厉害，半天撕不开封口。无数次从小说中读到人激动时手的哆嗦，那一回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的体验。
后来得知我考了326分，完全在父亲的估计之内。
三天之后，我把铺盖卷好，把所有的衣物书本日用品塞进一口大木箱，离开农场，独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