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 唵。
我们是在芒康的街上遇见长生的。无论北方南方，在农村，这皆是一个平常的名字。
仙人抚我顶，结发授长生。
若这般想象，这样平常的名字，亦便有了诗意。
很久以后，我问长生，若当天未曾遇见，如何了解今日之命运。或者，他依旧在高原小城，开着小饭店。晚上喝酒唱民歌。日子平淡如水，却宁静安详。
长生笑。就好像当年，我若进了音乐学院，日子亦复如何？是在炮制红遍天下的流行歌曲，还是指挥着整个管弦乐队录电影配乐？
有的人，注定在风平浪静中颠沛流离。有的人，注定在颠沛流离中风平浪静。
这些是注定的。是我们一出生，便被写好了的。
我们在芒康休整。微蓝的身体状况日益变差。在那个早晨，我知道她需要一碗热的酥油茶。
这种油腻的饮料，是高原上祛寒的良方。
于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进了长生饭店。在芒康整洁宽阔的空旷街道上，那个饭店有突兀的漂亮轮廊。虽与周围的藏式建筑格格不入，却兀自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淡雅。
长生坐在一把陈旧的木椅子上，为我们捣酥油茶。他的眼角，有很重的风霜，让我们猜不出他真实的年纪。一件破了洞的汗衫。油腻深重的卡其裤子。一双解放牌球鞋。像高原上所有不知来历亦不明去向的半藏化的汉人。有岁月的力量，在轻轻推动着向前走。
他说着一口北方普通话。沉默寡言。与高原上多见的西南口音，格格不入。
他有着某种认真男子专注的魅力。茶筒在他的手里，成为了某种艺术品。微蓝说，这样的男子，会活在时光节节败退后。
她亦早已懂得欣赏，高原上与岁月无关的青春。当我们深陷于永葆青春的广告与瓶瓶罐罐的旋涡中，高原上男子的某段皱纹，与衣物上顽固不化的污渍，是令人永生的点滴精彩。那些无以辨知年龄的，沟壑纵横的眼睛，是这个时代缺乏的某种精致。
因为某一种无法言说的吸引力，我们决定留下来。微蓝轻巧地说服了扎西师傅，给了他八百元车费，随后让他去车站碰碰运气。若运气不好，便陪我们过夜，明日仍旧出发去理塘。
不久以后扎西师傅便欢天喜地地打电话来与我们告别。他找到了一群要去拉萨的游客。他们原本从成都骑车去拉萨，但在从巴塘过来的路上，报废了最后一辆单车。
这令我想起我们在滇藏公路上遇到的那一群。他们应该也快到达芒康了。这个滇藏公路终点的小镇。在这里，向北的道路中止，你必须选择向左或向右。向左，是无数人向往的拉萨。向右，是温暖湿润的成都。但无论你如何选择，皆是上千公里高原路段的跋涉。
而我们选择停留。这是我们在西藏的第一站与最后一站。明日，我们会去寻找开往巴塘的班车。
不久后，我们望见几辆警车与救护车，拉着尖厉的汽笛，从远处驶向镇上唯一的医院。
长生出门问了几个人。是我们过来的滇藏公路垭口，有自行车因躲避忽然落下的塌方面翻下悬崖。是几个自行车协会的成员。十六岁至三十多岁不等。二死三伤。他们最终，没有征服滇藏公路。
我提起前一晚在盐井的破旧旅馆，听见他们安静的鼾声。并未有过多少言语，却有着某种心痛。
芒康的夜来得很晚。七点多的阳光照得人背脊发热。我们在长生的小饭店里，感觉奇特地沐浴在阳光里，看看新闻联播。
世间并无新事。每日皆如此这般。客机坠毁。恐怖爆炸。森林大火。生命无非是新闻中的数字，用播音员纯正漂亮的普通话平静诉出。
至于高原上的某场塌方，在新闻节目中连出席的地位，亦不复有。
虽然每一场盛大谢幕的死亡，都有多少家破人亡，多少撕心裂肺。
芒康的夜，从八点开始。长生饭店中疏落地坐着十几个客人。大多是熟客。亦有零星的旅行者。我们等着长生即将开始的歌唱。
用微蓝的话讲，长生的那些歌，是土得掉渣后反而愈显真诚的清澈。
他的声音无可挑剔。是唱民歌的完美嗓子。带着风尘绮丽散落的细碎沙哑。
他唱。
这里有奔腾的骏马。还有牧羊姑娘，最美的年华。
场子里的人都醉了。未醉的亦在装醉。在这高原之夜，我们陶醉于这样调子简单，却飞扬跋扈的民歌之中。在这里，小情小调的时光与爱情，倏忽远去。像在彼端亦未曾发生过的一样。
原来唱民歌的人皆不会累。一首一首。而听的人早已忘情。
夜已深，芒康静得教人发怵。醉的人，歪歪斜斜。曲终人散。
长生带我们去楼上的房间。这里简洁而干净，是高原少见的清朗。他告诉我们，明日将与我们一同走。
我去上海录音。他说话时的兴奋溢于言表。这是多么漫长而遥远的梦想。
音乐于他而言，比饭店、金钱、人情皆为重要许多。这是某种神圣。
他邀我们与他同行。他有一辆五菱通用的农用车，可以开到成都。随后，他会乘坐火车去上海。那个遥远城市的灯火通明，他必是不习惯的。却能够有录音棚、编曲机、最顶尖的制作人。
那晚，在微蓝沉沉睡去后，我与长生，彻夜地长谈。
Ma 嘛。
长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自己身处于命运的哪端。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十五岁那年，我离家独自前往上海。因为在一次大型作文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我被上海一所重点高中录取。那一年我的父亲去世。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三峡截流。满大街的烟花。
十五岁那年，长生开始他石油工人的生涯。父亲在井喷事故中去世。能拉一手二胡的他，顺理成章地顶替上岗，子承父业。是一九九零年。在东营，渤海湾上的石油城市。
十七岁那年，我认识了康洁。她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出版商，二十七岁，干练而漂亮。她说，跟着我，你会成为同龄人中的杰出人才。我懵懂地答应。于是我成为她旗下唯一的枪手。一晃便是五年。我是城里最好的枪手，她是江湖上威名赫赫的出版巨鳄。
第一次和康洁出去做事，对方是一个时尚节目的主持人。看见电视中可望不可即的人坐在对面，我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腿在颤抖。
在半夜写字，诚惶诚恐，数学习题摆在桌的另一边。康洁说，不怕，你可以。于是我真的不怕。一个星期后我交出六万字的书稿。于是我亦知道，我可以。
十七岁那年，长生开始唱歌。在石油基地的文工团，他唱花儿与少年。底下的工人们都陶醉了。于是他在文工团里开始学吉他，成了一名民歌手。
老团长是个出色的手风琴手。他说，长生，去考大学吧。去上海，念音乐学院。
于是他背上包便去了上海，住在地铁站里。一九九二年的夏天。长生被保安赶走，辗转睡到另一个地铁站。第二天，他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音乐学院，像去往印度朝圣的僧侣。他说，我要念书，我要学音乐。
对方看了他一眼，说，明年春天来参加提前考试吧。他便背了行囊回去，等下一个春天。
十八岁如约而至。我在校园中辗转，看着同学中传阅着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那些明星自传，无言以对。开始见到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母亲写信来，说，你寄来的钱都存着，给你念大学。
于是我去找康洁。我说，我要考大学。
她说好。给你三个月时间，高考结束准时回来报到。
于是去读书。随后考试。后来收到通知书，便去见了康洁。她说好，乖，明天去见谁谁谁。那时她开始给我买衣服。大学新生报到的那天，我穿着白色的阿玛尼。以为自己是个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