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母亲一声“吃饭了”的吆喝，我和两个弟弟忙着把“地桌”摆放到了院子里，又把各自的小板凳摆放在地桌周围。父亲坐着的是跟我们都不一样的小靠椅，工工整整地占了地桌的一个正面，这是母亲从我们刚懂事起就定下的规矩，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都过来端饭！”从厦子里腾腾的雾气中又传来母亲的招呼声。我和弟弟都忙不迭地跑过去站在母亲身后把小手伸出来。母亲先把一小筐刚出锅的窝窝头递给我，又把锅台上的五个大粗碗舀满稀粥，让我们一一端到了地桌上。
“不要动，等你爹回来再吃！”又是母亲稍带些严厉的劝阻声。我们虽然都早已明白，只要父亲干活不下工回到家我们是绝对不能先吃饭的，但那筐冒着热气、散着喷香的窝窝头太诱惑我们了，我们只有坐在那里探着头眼馋着，嘴里发出不情愿的“哼哼”声。
此时，早已挂在天空斜上方的那片月亮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发亮了，浅浅的月光洒在院内那颗刚开始发芽的枣树上，像萤火虫似的一闪一闪的，月光也不住地戏弄着我们那稚嫩的小脸，痒痒的，凉凉的。
随着一阵儿“踢踢踏踏”的声音由远而近，父亲扛着农具进门了，院子里一阵骚动和一声声“爹回来了”的叫声，母亲忙着把脸盆舀上清水端到父亲跟前，父亲从头上扯下那块变了色的羊肚子手巾，把光头顶使劲擦了一遍，又甩开毛巾拍打着前身的尘土，母亲接过毛巾趁着父亲弯腰洗手的工夫，又把父亲的后身拍打了一遍。
“咋回来这么晚呢，孩子们都饿极了！”母亲有些埋怨地说。
“多锄了几垄地天就黑了。吃吧吃吧！别等我了。”父亲解释着。
“这一口袋山药干可帮我们大忙了，掺和着吃，就能挨到新麦子下来了。”母亲有些欣慰地说着。
“这次舅舅咋那痛快呢？”母亲又问道。
“痛快啥？我本来是想借些玉米，玉米还实在些，可刚一张口就让妗子给挡住了，舅舅只好说那就让外甥把西屋炕上的那堆山药干装走吧！”父亲有些不情愿地说。
“我到屋里一看，那堆山药干不知是哪年月陈下来的，都生虫子了，一生气想走，但一想，到别处连这个也借不到啊？只好装上了，怕你看了不高兴，就直接到磨坊磨成面带了回来。”父亲很无奈地叙述着。
“别说了，吃饭吧！”母亲听后有些生气。
一家五口人全部落座，母亲先拿起一个窝头递给父亲，她还没有来得及回手，我们弟兄三个都已神速地把窝头抓到了手里。
“小三，你也能吃一个啊？掰开！不要那么下作！”母亲夺过三弟已拿到手的大窝头，一边掰着窝头一边不停地责怪着。显然她还在生着在亲戚家借粮食的气。
饥肠辘辘的肚子已让我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就着稀粥像小牛喝水一样“咕咚咕咚”地吞咽着。
突然，母亲像触了一下子电似的站了起来，几乎是大声吼着：“停下停下，别吃了，别吃了！”
我们全都惊呆了，含着食物半张着嘴疑惑地看着母亲，父亲也仰起脸问道：“咋啦？”
“窝窝头有股儿66粉味儿！”母亲说。
“不会吧？就是有点儿药味也不会出事吧？”父亲说道。
“不行！就是饿死，也不能被药死，不吃了，不吃了，都把嘴里的给我吐出来！”母亲真的发怒了！她把还没吃几口的一个窝头甩在桌子上，又掰开三弟的嘴往外抠着。我和二弟慌慌张张地把吃剩下的窝头放在桌面上，还把嘴里的一些残渣“呸呸”地吐到地上。
从来不骂人的母亲也说起了脏话：“我早就知道你舅没安好心，有好粮食不借给我们，借给我们的连猪食都不如，还有农药味，想毒死我们啊！”
父亲坐在那里，像做错了一件大事情似的，沉默着，一言不发。
稍稍平静下来之后，父亲像一位将军决定了一场战役似的，说道：“我就不信有点农药味儿就能死人，窝窝头你们谁也不要吃了，把粥喝饱算了，今晚儿我把窝窝头吃饱吃够，看明天能死不？如死了，你们就把那袋面扔掉，如不死，咱们还得吃下去。”
不容母亲分说，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把我们扔在桌子上的窝窝渣块一一捡起，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此时的月光更加明亮起来，直射在父亲的后脑勺上，映衬着他那张冷峻的脸，铁青铁青的。父亲的眼里似乎还含着泪水，不知是难过还是无奈？他的上下牙床缓慢而有力地咀嚼着，鼓起的腮帮子像两个圆圆的乒乓球，而他每次的下咽动作都是那么显现、执着，像故意做给我们看似的，但却没有半点犹豫和后悔，犹如当年在战场上。
从那时起，我似乎才真正认识了父亲。我那年13岁，已开始上中学，因为在这之前，周围很多人都不断地向我说起父亲，说起父亲如何在村里当民兵连长，后来又如何带领一个排的民兵集体参加解放军，经过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服役8年、晋升为连级干部后又复员回村务农……所有这些我都曾经似懂非懂。
那一夜，母亲几乎是一夜没睡，不停地呼唤着父亲，而父亲呢？一直是在一声声的“没事儿、没事儿”的不经意的回答中度过了那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一早，父亲照例去生产队干活，母亲照例操持着家务，我们哥仨儿也照例在父母的呵护下一天天地长大着。
2009年3月8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