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以上几位成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电影女明星，比她们出道稍晚、成就更大的则是阮玲玉和胡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双子星座。
阮玲玉（1910—1935），原名凤根，又名玉英，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上海，父亲早亡，母亲为人帮佣。阮玲玉从小自立自强，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其用心。1922年至1923年间，她观看了早期默片《海誓》和《孤儿救祖记》后，对电影产生了深度迷恋。其后，明星公司拍摄《挂名夫妻》，向全社会公开招收女主角人选，阮玲玉麻着胆子前往竞争。她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秀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挂名夫妻》的导演卜万苍当即拍板，让她角逐女主角，并且热情洋溢地说：
“密斯阮，我看你一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这个机会吧。”
事情出奇地顺利，阮玲玉反而犯愁了，她怕自己不是演戏的上佳材料，难以胜任《挂名夫妻》中的女主角，会辜负卜万苍导演的期望，为此她忐忑不安。至于明星电影公司那边，也有人大唱反调：“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虽说模样儿过得去，演技却无从谈起，哪有什么票房号召力？只要她稍微有点闪失，整部电影就会砸锅，公司可不能冒这个险！”卜万苍深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准确无误，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阮玲玉天生就是干电影这一行的，你瞧她的神情模样，就像清灵活泼的邻家女孩，身上有一股潜在的亲和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试戏就成了唯一的裁决办法。
这堂面试惊动了大菩萨，主考官由明星公司的决策人张石川担纲。性格羞怯的阮玲玉虽然酷爱表演，此前在学校也积累过一些舞台经验，但从未见过眼前三堂会审一般的阵势，简直比小鬼见阎王心里更发毛，别说饰演女主角，就连举手投足都有点不知所措。看到她脸色飞红，又紧张，又慌乱，卜万苍导演也爱莫能助。
试戏完毕，主考散去，阮玲玉自知无法及格，不由得好一阵难过。卜万苍心中的万里晴空也变得阴云密布，许久没说一句话。待他看到阮玲玉泪流满面，深深自责，内心又不禁生出怜惜之情，决定破例再给她一次试戏的机会。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阮玲玉反复揣摩自己的角色——那位少女受包办婚姻的损害和欺凌，遭到接二连三的不幸，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没有希望，没有明天，更别说自由和幸福，就好比一只蛾子落在蛛网上，越挣扎套得越紧。她联系自身的遭遇——与张达民不搭调的夫妻关系，感触自然更深，对角色也拿捏得更准。
阮玲玉不再挂怀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也不再顾虑将来能不能成为电影明星，只一门心思由着自己的理解将少女妙文内心的悲苦、郁闷和忧伤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完全进入状态，沉浸于角色之中，神情态度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该落泪时，泪水便潸然而下。
这一回，连大导演张石川的眼睛都看直了，脸上满是赞赏的笑意，他还与卜万苍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幸亏卜万苍的一念之仁，阮玲玉才没有与电影失之交臂。然而，从影初期，阮玲玉在明星公司过得并不开心，张石川更喜欢走才子佳人的路线，而这种题材的电影限制了阮玲玉的表演天才。
拍摄言情故事片《洛阳桥》时，男主角是号称“银幕情人”的朱飞，他随心所欲，吊儿郎当，很少能准时赶到片场，演戏时也常常漫不经心，激惹得张石川大光其火，但又拿他无可奈何，毕竟他外貌英俊，举止优雅，票房号召力相当不俗。于是，张石川迁怒于同剧组的其他演员，这下可就苦了出道不久的阮玲玉，她常常遭到莫名其妙的责骂，却只能忍气吞声，暗挥珠泪。回到家，夜里睡觉也很难安稳，仍会恶梦连翩。
1928年春季，明星公司用重金挖来天一公司的头牌名角胡蝶，胡蝶跟阮玲玉年龄相仿，但步入影坛更早，成名也更快。在《白云塔》一片中，胡蝶领衔主演女A角（大家闺秀凤子），阮玲玉主演女B角（风流女子绿姬），这是两位巨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银幕合作，拍片时，她们惺惺相惜。然而，《白云塔》囚困住了阮玲玉的创造力，饰演反派角色与阮玲玉的戏路格格不入，她的精神也额外地遭受折磨。对此，时隔半个多世纪，胡蝶在回忆录中仍为好友鸣不平：“玲玉进‘明星’也有二三年了，但不知为什么在‘明星’总不得志。玲玉其实是擅长演悲剧正角的，她对反派女角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记得张石川在导演时教玲玉‘脸上要有虚伪的假笑，心里要十分恶毒’，可是玲玉总演不好，连我在一旁都十分同情她，因为她生性善良，这实在是难为她。”
张石川能够慧眼识胡蝶，还发掘过宣景琳等多位影界奇才，却因为艺术观的局限，识不得阮玲玉是精金美玉，这的确令人遗憾不已。
阮玲玉离开“明星”，转投“联华”，这步妙棋使她的事业迅速迈向辉煌的顶峰。她与优秀导演孙瑜、卜万苍（同样是由“明星”转投“联华”）、费穆、吴永刚、蔡楚生合作，自始至终相得益彰，她与一代影帝金焰联袂更是双星闪耀。
孙瑜是一位有主见有才华而且抱负不凡的导演，只要看一看他为《故都春梦》一片拟定的广告词，就可以略知一二：
复兴国片之革命军，
对抗舶来品影片之先锋队，
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
我国家庭之照妖镜。
孙瑜对阮玲玉的评价很高：“阮玲玉以她真挚准确的角色创造和精湛动人的表演，雄辩地证明了她不愧是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一代影星’。”有这样赏识自己的导演，又有才气逼人的黄金搭档——金焰，阮玲玉的心气顺了，演技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恋爱与义务》里，她饰演母女两个角色，在《小玩艺》中，她饰演的民间艺人叶大嫂从青年迈向中年，照样胜任愉快。仿佛泥人张，阮玲玉能将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拿捏得丝毫无误，塑造得形神毕肖。
卜万苍当初发现了阮玲玉这颗南国明珠，如今，他执导新片《三个摩登女性》，选择女主角时又大犯踌躇。片中女A角是工人周淑贞，这是一个面目全新的银幕形象。此前，阮玲玉在《白云塔》《情欲宝鉴》《故都春梦》中扮演的都是一些刁钻狡黠、风骚放荡的女性，与纯真女工的角色风马牛不相及。在默片时代，因为缺少语言的强力辅助，演员只能凭借自身的表情、动作、性格、气质去塑造人物形象，比如德国演员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就是“用隐藏在吊袜带与黑色花边下面的大腿的扭动”来突出她的淫荡。因此，演员的特色一旦定型，为观众所接纳所喜爱，就不宜再作大幅度的更改。当年，上海影坛的女演员各有所长：王汉伦擅长扮演绝境佳人，张织云擅长扮演深闺怨妇，林楚楚擅长扮演良母贤妻，王人美、黎莉莉和陈燕燕则擅长扮演文静、活泼、单纯这三种不同样式的少女。彼此分界清晰，绝不混淆。
阮玲玉打破了惯例，她在卜万苍执导的《三个摩登女性》中成功地扮演了女工周淑贞，令观众耳目一新。业内人士不禁惊赞：她的戏路真宽，适应力真强，与宣景琳一样，仿佛“千面观音”。此后，她扮演被黑恶势力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子、被有钱人攀折的倡条冶叶、打破传统婚姻观念的新女性、觉悟而激进的时代青年，演一个是一个，真正做到了形神毕肖。影帝赵丹对阮玲玉的演技赞不绝口：“穿上尼姑服就成为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卜万苍引领阮玲玉进入多彩多姿的电影世界，又帮助她锤炼演技，难怪阮玲玉一直视他为无可替代的恩师。
阮玲玉的艺术感悟力极强，表演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每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精神基调之后，就不再需要日思夜梦，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容自如地进入角色。对此，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五卷第七期上有一段评语恰如其分：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做导演的都希望遇到阮玲玉这种能随时入戏的演员。开拍前，只须稍加点拨，她就能充分理解导演的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能一拍即成，极少返工，其他演职员也跟着少受许多劳累。尤其令导演感动的是，即使阮玲玉对导演具体规定的某些形体动作不以为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停顿下来，去与导演争长论短，而是满怀信心地表演出她所理解的角色，使导演心悦诚服。
1933年元旦，《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读者参与活动。这果然是一个金点子，影迷投票十分踊跃，短短两个月内，即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举行揭晓仪式，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超过两万票的人气指数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胡蝶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固然分不开，与她是明星公司的当家花旦也大有关系。1933年，胡蝶与宣景琳联袂主演的《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映，创造了连映六十四天，总计三十四万元的票房最高纪录（这一纪录一年后被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刷新）。胡蝶在此片中一身而二任，饰演性格和命运迥异的孪生姐妹角色，以传神的演技和美丽的容貌征服了不计其数的观众。胡蝶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雍容华贵、端庄娴静的淑女，这比阮玲玉饰演的底层角色更能讨人欢心，她的观众缘胜过阮玲玉，正如大观园中薛宝钗的人缘胜过晴雯，一点也不奇怪。若单纯论演技的高低，阮玲玉则不仅可与胡蝶匹敌，而且还要胜出一筹。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容貌。当时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为：胡蝶、阮玲玉均为美艳女星，论仪容，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无胡蝶之端庄；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也易为人轻视；胡蝶演戏时有板有眼，态度落落大方，有人喜欢亦有人不喜欢。
胡蝶和阮玲玉都十分热爱电影表演艺术，有强烈的事业心。她们的不同之处能够真正见出彼此的高下：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言听计从；阮玲玉则富有独创性，注重展示角色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变化。虽说阮玲玉当时年仅二十三岁，但其创作思想已相当成熟，艺术追求堪称苦心孤诣，她不单以美的形体和节奏明快的动作吸引观众，还以有张有弛、恰如其分的情绪感染观众，她的表演情感饱满而真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活力和艺术魅力。面对影评家的褒美，阮玲玉冷静自持的功夫尤其出色，她对记者说：
“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到天上去，我特别怕自己摔下来呀！”
成名之后，阮玲玉接戏颇有主见，不是她喜欢的角色，创作班子再齐整她也未必加入；若是她喜欢的角色，即使是新手执导，她也欣然应约。舞美出身的导演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很想邀请阮玲玉出演女主角，却又怕她嫌弃自己资历浅、经验不够而拒绝，因此顾虑重重。他让黎民伟将剧本送给阮玲玉过目，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万万没料到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二话不说，就爽快地接了戏。
《神女》大获成功，通过这次愉快的合作，吴永刚对阮玲玉的演技有了更直观更准确的评价，他运用一个特别妥帖的比喻来说事：
“她有着非常敏捷的反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
时隔半个世纪，吴永刚对阮玲玉卓越的表演天才仍然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他十分动情地赞美道：
“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在《神女》一片中，阮玲玉饰演一个神情黯淡、连名字都没有的下等妓女，与同类角色毫无雷同之处，她既没有嘉宝主演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那么雍容华贵、幽怨哀愁，也没有费雯丽主演的《魂断蓝桥》里的玛拉那么柔媚娇艳、一往情深。阮玲玉饰演的“神女”是在底层挣扎的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角色，她将人物凄苦的内心世界刻画得丝丝入扣。
《神女》是阮玲玉的巅峰之作，该片的艺术价值经久不磨，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被评为十大国产佳片之首。
阮玲玉从影九年，在共计二十九部电影中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乞丐、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有正角也有反角。由少女演到老年，从吃人社会的殉葬者演到与命运抗争的时代女性。这些人物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害死。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合在一起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和久久共鸣。阮玲玉能够准确到位地把握悲剧人物的心理，一方面固然因为影片中某些角色的际遇与她本人的身世颇有暗合之处；另一方面也由于她卓越的天赋和敏感的心灵能与受苦受难者的精神世界形成直接的感应和沟通。她是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默片时代——当之无愧的“悲剧皇后”。
在乱世，做女艺人难，做影后更难。影后美则美矣，幸则不幸，色魔垂涎于她们的美貌，媒体败坏她们的名声，小人盯住她们的钱包，因此痛苦总能找到她们的地址。在抗战时期，蝴蝶从香港辗转逃往重庆，路途上丢失三十余箱行李，损失惨重。她到达大后方，立足未稳，处境恓惶，军统特务头目戴笠为了博取她的欢心，为她“追回”（实则自掏腰包照单购买）了失物，却在两年多时间内（从1944年到1946年）将她“保护”在枇杷山神仙洞公馆内，控制她的精神，霸占她的肉体，一度想将她的婚姻拆散。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座机在大雾中撞着戴山，一场空难终结了这段孽缘，胡蝶与丈夫潘有声重新团聚。曾有人猜想，胡蝶心地善良，平生最不善于拒绝别人的好意，在战火纷飞、人命危浅的乱世，戴笠帮过她的大忙，而且是真心呵护她疼爱她，决定与她结婚，她很可能爱上了戴笠，在她的心目中，戴笠是强人甚至是英雄的角色，而不是恶魔的形象，比起无拳无勇的潘有声来，戴老板更能保障她的生命安全。对于这段往事，胡蝶一直讳莫如深，谁也别想撬开她坚闭的心扉，探明究竟，她与戴笠的瓜葛是不是她一生中最可怕最可恼的纠结？这个问题已经无法从当事人那儿寻求到原始答案。
相比胡蝶，阮玲玉的性格更为脆弱，命运也更为悲惨，她遇人不淑，在经济上遭男人敲诈，在情感上受男人欺骗，最终她愤然弃世，做出的完全是弱者的舍命抗争。阮玲玉的故事一言难尽，令人欷歔，后文还会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