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女子参政和从政，不仅需要勇气，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契机。
1901年3月24日，为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由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汪康年组织，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会上，花季少女、年仅十六岁的薛锦琴登台发表演说，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震动。保守派认定“少年女士当众演说殊为可鄙”，改良派则盛赞“薛女士在张园演说，实为我国从来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国家不强也”。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同样表示激赏，“此女士对大众演说，通晓事理，热心爱国，实足令我西人钦佩”。无论如何，薛锦琴登台发表政治演讲，既是中国女性破天荒的举动，也是中国女性不遑多让，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
1903年8月，金天翮所著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作者首次喊出了“女权万岁”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对于“女子议政之权”，金一翮认为“终不可以向圣贤君主之手乞而得焉”，他主张以暴力争取，即使四万万同胞为此喋血，也在所不辞。在当时，这样挑战男权的倡导堪称惊世骇俗。
民国初年，北京风气保守，富连成社在前门外的广和楼演戏，不卖堂客票，妇女不能进去看戏。而在某些茶园，比如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侧门上的标牌写着“堂客由此进”，男人则可以大模大样地走正门。男女地位悬殊，区分严格，由此可见一般。1923年，在某些地方，女学生剪齐耳短发、穿齐膝短裙仍要受到责罚。1928年，妇女骑自行车引起路人围观，还会被抓到警察局，课以“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的罪名。1936年春、夏之交，山东军阀韩复榘倒行逆施，竟然下令将街上穿短袖衣、露胳膊肘的摩登女郎抓到军法处关禁闭，一时间，济南城中时装为之敛迹。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妇女参政议政的热潮贬多褒少，顽固的保守派分子振振有词：“不知法律，不知道德，不知名誉之人，使之参与国政，吾恐参政不已，必得以无穷希望，作非分之要求，名为二万万女子争权，实为十数女子争利，不几贻民国之玷污，而招外人之讪笑乎？”
前路固然艰险，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并没有望而怯步，吕碧城试水而前，唐群英和沈佩贞挺身而出，决意为女性争取求学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主要是恋爱婚姻自由），此外，还有重中之重的一项，即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她们认为中国女性理应站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去，一展身手。但由于形势强于人，这波女权运动的攻势虽然凌厉，却冲高回落了。吕碧城自寻逍遥，唐群英与沈佩贞也终于分道扬镳。
洪宪帝制起动时，有一位女权主义者不可忽略，她就是中国妇女请愿会会长安静生，试看她撰写的《设会小启》，就可知女权主义者与北洋政府的抵牾之处何在：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内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体国民”云云，既云“全体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仅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嫠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何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曷兴乎来。首倡者，安静生。
安静生代表二万万中国女子争主权，动机似乎很堂正，但她成立中国妇女请愿会，目的却是不甘心落后于趋奉袁世凯的“诸君子”，不甘心做旁观者，而急于引领女界为袁世凯称帝鼓与呼，好去分取一杯羹，这位女权主义者的倒退和堕落着实令人痛心。安静生的表演并非个案，沈佩贞追求权力，也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入了乾坤袋，终于蜕变为面目可憎的“母大虫”。
梁启超的《人权与女权》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在文中善意地提醒道：“无论何种运动，都要多培实力，少作空谈。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事实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权运动雷声大雨点小，实绩甚微，许多活跃分子都怠于做基础建设工作，启蒙的不彻底，教育的不完备，都直接拖累了女权运动的后腿。
1、吕碧城
吕碧城（1883—1943），号圣因，安徽旌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翰林吕佩芬的族侄女，她与三位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吕坤秀）均为美女和才女，也都与教育事业缔结过良缘。
早年，吕碧城即具有新思想，见识超卓，不肯拘守于闺闼之中。她只身北上，羁旅津门，无奈一无所遇，闷极无聊，于是撰成一文，投寄《大公报》，主笔英敛之赞赏有加，初晤之后，更惊为天人。嗣后，英敛之将吕碧城介绍给京津两地的硕学鸿儒，其中就有名动天下的大翻译家严复，还有学部大臣严修。严复器重吕碧城，留居家中，教她逻辑学。吕碧城受到多方激赏，文思更富，胆气更强，遂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女子解放和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她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有这样的话：“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诗人樊樊山写信给吕碧城，称赞她为“天马行空”的“巾帼英雄”，“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1904年5月，秋瑾专程赴天津寻访吕碧城，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交往密切，秋瑾曾劝导吕碧城加入革命党，后者回信婉拒。
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清廷学部大臣严修推荐吕碧城出任总教习，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易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升任监督，年仅二十三岁，她是中国女性担任此类教职最早的数人之一。
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刊词即出自吕碧城的手笔。这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害，吕碧城用英文撰成《革命女侠秋瑾》一文，刊登于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立刻引起国际反响，也引起清廷鹰犬的注意，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一度动过逮捕吕碧城的念头。最为吊诡的是，后来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竟又聘用吕碧城为总统府顾问，将近四年，还称赞她为“女子模范”。当时的北京，官家闺秀，喜尚奢荡，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三小姐是女首领，她们“冶服香车，招摇过市”。濮伯欣作打油诗嘲讽道：“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吕碧城别张才女之帜，学问门第皆高，出任总统府咨议，手下有不少女徒党，她显然不是哪位女强人能够罗致的“副车”。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洪宪帝制议起时，北方女子活动者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高尚派”，吕碧城是首领；第二派是“运动派”，以女子请愿会的成员为主，首领是安静生；第三派的名目不太好听，叫“流浪派”，以沈佩贞为首领。吕碧城见机早，抽身快，她一旦察觉袁氏意欲称帝加冕，即飘然离去。嗣后，吕碧城漫游欧美，撰成两部游记《鸿雪因缘》和《欧美漫游录》。她的文学才华和语言天赋极高，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词人”，在南社中，她是女才子中的佼佼者，其诗词颇受国内名流的推许。
掌故大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介绍吕碧城，有这样一段话：“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的史湘云，沾溉西方习俗，擅舞蹈，于乐声琤瑽中，翩翩作交际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因为爱犬的缘故，两次与人打官司。吕碧城早年有过感情创伤（遭男方退婚），因此抱定独身主义，视婚嫁为畏途。她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子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坏，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中年之后，她就望峰息心了。吕碧城不仅长袖善舞，而且多金善贾，积下大笔资财，生计无忧。晚年她在英伦结下佛缘，毅然断荤，厌恶世间的残暴欺诈，祈祷众生早日脱出愚昧和野蛮的境地。吕碧城于1943年初去世，遗嘱是：“遗体火化，把骨灰和入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她至死仍然洒脱。
“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这是吕碧城律诗《琼楼》中的颔联，总结人生，相当到位。
2、唐群英
唐群英（1871—1937），字希陶，湖南衡山新桥黄泥町人。其父唐星照（字少垣）是湘军将领，累积战功，被策封为振威将军。身为武夫，唐星照在重文轻武的湘军将领中深感自卑，难以抬头，自恨久在行伍，学问荒疏，三十多岁，便毅然辞官，回归故里，在衡山新桥筑成三吉堂，槽门的上联是“三多门第”，下联是“吉庆家声”。何谓“三多”？多积德，多读书，多劳作。在三吉堂右首，另构宽敞书屋，毗邻花园，榜其额为“是吾家”，同样是从一副对联得来，上联“是足下青云起处”，下联“吾心中皓月来时”，显示出非凡的抱负和襟怀。唐星照认定一个道理，家中有万顷良田，不如有读书种子，他礼聘乡贤为塾师，教导子女读书习文。唐群英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四，尤其好学深思，她最爱读的是后汉曹大家的《女界》和范蔚宗的《列女传》，对琅琅上口的《木兰词》也很喜欢。十五岁时，她的诗才初露端倪，“邻烟连雾起，山鸟唤睛来”，这样的灵思妙句翩翩飞来纸上，塾师称赞她为“女中奇才”。唐少垣对这个女儿自然是钟爱有加，视为掌上明珠。唐群英抱负不凡，同样有秋瑾“身不得，男儿列”的遗憾，也有秋瑾“心却比，男儿烈”的个性。唐群英在家做闺女时便骑马，击剑，吟诗，“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父亲去世后，唐群英顿失凭依，二十岁那年，迫于母命难违，唐群英远嫁到湘乡荷叶冲，与曾国藩的远房侄儿曾传纲结为夫妇。此后，她与同样嫁到湘乡荷叶冲、心雄志远、深感闺中寂寞的秋瑾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舒吐胸中的郁闷。
1895年至1897年，这两三年间，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然后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绪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起来，决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按照当年的传统习俗和曾氏族规，唐群英必须在婆家守节，这才是“名门闺秀”唯一的生路（毋宁说是死路）。唐群英蔑视旧礼教，不肯抱着那块贞节牌坊同归于尽，她毅然大归，与夫家决裂。为了改变自己的弱者形象，她博览群书（主要是新书），如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希望能从中找到思想出路。有一次，她偶然读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大同书》，犹如冷水浇背，醍醐灌顶，“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这句话令她异常兴奋。那一刻，唐群英的心眼仿佛接通了电源，出奇地亮堂。于是她立定信念，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妇女同胞争权利，争自由，争幸福。五言绝句《读〈大同书〉抒怀》即透露出她当时的心迹：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居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1904年，唐群英在秋瑾的感召下，仗剑去国，漂洋过海，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日本，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智勇双全的女将。“霾云瘴雾苦经年，侠气豪情鼓大千。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身捐。”唐群英已完全刷新自己的思想，从维新派转变为革命家，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她有丰沛的激情。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唐群英敢为人先，成为第一个在花名册上签字的女会员（她还是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她比何香凝大两岁，比秋瑾大四岁，同盟会的女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7年，秋瑾在绍兴被捕牺牲，唐群英既为痛失好友和同志而悲痛，又为革命仍有无数继起者感到欣慰，这一层意思从她撰写的挽联中不难看出：
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
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
秋瑾已为鬼雄，唐群英发誓要作人杰。
唐群英留学日本期间，曾被推举为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书记和会长，她创办杂志，激励女界同胞，在国家内忧日深、外患日亟的危险关头，疾走狂呼，联袂热血男儿，同尽爱国救民的天职。唐群英很有魄力，练习射击，制造炸弹，比男人的劲头更足，她一呼百应，凝聚力非同小可。有人用十六字评价唐群英，“咏絮之才，阳刚之气，钧天之志，爱国之情”，可谓切当。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与唐群英话别时，口占五言诗相赠：“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陈癫即陈荆（字树人），湖南革命志士，此人有血性，喜好喝酒骂座，正是唐群英急于联络的革命同志。唐群英回国之后，与陈癫等人组织了永丰武装起义和花石武装起义，令人惋惜的是，前者流产而后者失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唐群英统领“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追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前往武汉，在枪林弹雨中，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唐群英以“女界协赞总会”的代表出席，受到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接见，获授“二等嘉禾章”。
民国初肇，万象更新，百废待举，然而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只是一句停留在纸上的空谈，毫无实际。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还是为女子参政议政营造了一种假象，各地妇女纷纷组织参政团体，从中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活动家，林宗素、吴木兰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女子同盟会”，王昌国、沈佩贞在湖南组织“女国民会”和“女子尚武会”。在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中，唐群英具有鹤立之姿，论坚毅果决，审时度势，无人能出其右。她不满当局的虚与委蛇，频繁发表演说，鼓动妇女从坐而言转为起而行，将争取女子参政权的斗争落到实处。
1912年2月20日，唐群英做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动作——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其直接动机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
1912年2月26日，唐群英牵头向参议院递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阐明“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全部主张和要求。然而，宋教仁领导的法制局对女界一波强似一波的吁求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由该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竟删掉了“男女平等”的条款，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对此感到极为愤慨。沈佩贞硬闯参议院被阻，她怒从心头起，一脚踹倒了全副武装的卫兵。同年3月21日，唐群英率领女界代表二十人前往参议院旁听，对“男女平等”一项展开激辩，双方不肯妥协，不肯退让，险些发生正面的激烈冲突。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唐群英被推举为会长兼文事部长，会议通过了由她主持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具体内容为：“（一）实行男女权力平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妇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她们明确提出“本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还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明“南京参议院所颁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宋教仁对新兴的女权运动不够重视，而且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偏差，他们将女权问题当作应该滞后考虑的次要问题，像“女子在国会中的选举权和被举权”这样的项目就被他们晾在一旁。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党纲草案中再次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等女界代表据理力争，未能奏效，“男女平权”的条款依然没有写进正式党纲，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为此发表集体抗议。质询时，宋教仁、林森以沉默作答，唐群英和沈佩贞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二话不说，抓住宋教仁和林森就打耳光，致使会场陷入一片混乱。唐群英以她勇武的举动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闺中弱质，她们的政治权利不容勾销和抹煞！唐群英发表宣言书，十分决绝：“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无。”立场之坚定令人震惊。
1912年9月1日，沈佩贞在“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感慨中国女子为共和大业付出了生命代价，可是共和告成之日，女子却被排除在革命同志之外，不能分享共和时代的善果。她公然宣称：如果女子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她所说的“极端手段”有两端：“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这样的抗议乃古今所未有，令人闻之喷饭。
1912年9月2日，孙中山致函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善意地指出：“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君等专寻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唐群英受到启发，认识到，争取女权固然重要，唤醒女界广大同胞才是当务之急。
1912年10月20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唐群英被推选为本部总理，各省设立支部，其声势之浩大，成为当年中国政坛最醒目的风景之一。
1912年9月，唐群英在北京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声称“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其后，她又创办《亚东丛报》，宗旨一以贯之，“本报提倡女权，发挥民生主义，促进个人自治”。
1913年2月16日，唐群英、张汉英、丁步兰等留日归来的同学联手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张妇女报纸《女权日报》，极力标榜“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
在袁世凯实行高压专制时期，北洋政府严令禁止女子参政，这股强劲的逆流使女权运动遭遇低潮。1916年初，教育部史宝安司长在讲话中宣称：“女子参政，不适于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三从四德的全套锁链又叮呤当啷悉数摆弄出来，甚至变本加厉。
1914年11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勒令解散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该会名下的报馆，通缉唐群英。在此危急关头，唐群英得到友人暗助，潜往天津，乘船至上海、香港，取道河内，于1915年初经由昆明辗转回到家乡衡山。
主观愿望强烈，才能出众，而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成熟，这既是唐群英的个体悲哀，也是当时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集体悲哀。1907年12月，唐群英在一个女子师范的毕业仪式上慨然致词：“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顿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她当时就意识到，振兴女学，开启女界智窦，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头等大事。
四十三岁之后，唐群英更加痛感女界同胞的识见严重不足，长期没有长进，遂致力于启蒙教育，她倾全力，罄家资，在省城和家乡衡山县，一举开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女子职业学校”。为此，她曾受过“惯痞”叶德辉的欺负。在生命的后二十年，唐群英为母亲守墓，在家乡办学，既竭尽了心力，也竭尽了财力，但她无怨无悔。
1935年，唐群英应同盟会旧友仇鳌、张继、戴季陶等人的盛意邀请，前往南京观光，风雨数载，故人相逢，彼此感慨良多。昔日的女会员，今朝非贵即阔，一个个珠玉沉沉，唯独昔日的革命精神杳无形影。唐群英仍是布衣素面，心中怀揣着早年的理想。风景不殊，而人事皆非。唐群英赋《金陵访旧有感》一诗，自标高操：
纷纷姊妹尽华裙，顾我何忧彻骨贫！
不见梅花亭外立？西风岭上好精神。
“百战归来剩此身”（唐群英诗句），民国政坛的黑暗令唐群英深感失望，妇女解放运动的绩效平平却并没有令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干自己认定值得一干的实事（启蒙办学）。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风云女杰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鲁迅不愿做空头文学家，唐群英也不愿做空头政治家，她选择办学而不是继续从政，这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也有人认为她的选择值得称道。如果中国有一千名一万名唐群英这样的女杰心无二骛地办实学，中国巾帼又何愁不能超越中国须眉，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武侠小说名家平江不肖生在《留东野史》中将唐群英丑化为悍泼不可向迩的“母大虫”，编造出许多糗事，故意颠倒是非黑白。相比秋瑾，唐群英身后的荣光着实差得太远，研究其一生思想、事迹的人少之又少，至今她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传记，这种情形着实令人唏嘘，与她同时代的老人已经悉数凋零，谁还能起他们于九原而问之？至于那些在故纸堆中尘封百年的史料，由于散落各处，检获殊为不易，研究者非得有百分之百的热忱和耐心才会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搜索整理，这项抢救工作总应该有人去做，才对得起这位中国女权运动的急先锋。
3、沈佩贞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提到过沈佩贞：“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鲁迅的怀疑精神时时警醒，也让读者不敢大意。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沈佩贞确实胆色出众，勇力非凡，所言所行惊世骇俗，是个逢魔斩魔、遇佛杀佛的大怪胎。她早年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她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嗣后又组织女子尚武会，巾帼不让须眉。她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完全符合情势与逻辑。
民国初年，沈佩贞的名头十分响亮，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武昌首义后，湖北大都督黎元洪即成为这位皖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的），算是彼此两清。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黎元洪里外不是人。
沈佩贞的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淫，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工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总统府，金吾不禁，她的名片上标明“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书“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唯恐别人不知她与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的热络关系。有了“总统府顾问”这块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的丑剧，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沈佩贞败就败在她的嚣张气焰上。《神州日报》指名道姓揭露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等人的阴私，在京城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足”的那幕活剧，丑态更是被刻画得栩栩如真，令人掩鼻耻笑。沈佩贞恼羞成怒，她请江朝宗派出九门提督府的卫兵护驾，然后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二十多名“女志士”，去南横街汪彭年的私宅大耍雌威，不仅捣毁了汪府的家具、字画和古董，而且打伤了在汪府客居的众议员郭同。这个乱子沈佩贞闹大了，郭同不肯善罢干休，将她告到首都地方审判厅。媒体虎视眈眈，《上海时报》刊出濮一乘的竹枝词，极尽调侃之能事：“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事已至此，沈佩贞的靠山都不敢露面左袒，来为她出头了。嗣后，袁世凯颁下《禁止官家妇女淫荡令》，他对“都下女风”也有些看不过眼了，严令内务总长朱启钤管束好自家的三小姐。沈佩贞罔顾大体，任性胡为，给他添堵添乱，不可不稍施惩诫，以息公愤。于是，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拘役半年，她当庭大哭道：“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足证其幕后另有推手。这桩刑案走的当然只是过场，沈佩贞很快就被江朝宗保释出狱。从此以后，冰山失靠，气焰渐熄，“洪宪女臣”沈佩贞威风不再。
从参加革命、争取女权到赞成帝制，与群魔共舞，沈佩贞走的竟是一条从进步到反动的下行通道。她过于偏激，过于强悍，过于嚣张，追求女权，只不过为了威福自享，以至于模糊奋斗目标，丧失道德底线。理想是可以逐步变形的，她做了多年的“话题女王”，最终一事无成，反而给女权运动抹了黑，丢了脸，相比唐群英的淡薄势利，热心教育，其境界相差岂止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