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女子留学海外，有识之士兴办女学，都已成为事实，因此妇女职业发展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契机。1896年，留美女生康爱德、石美玉学成归国，被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的中国女学堂聘为西文教习。其后，康爱德和石美玉分别在江西南昌和九江两地创办医院，医院中聘用欧美女医生和本国女看护，从而使中国妇女在择业方面由洼地走向高丘。
张竹君（1876—1964）既是女权先驱者，又是著名的女医师。她出生于广东番禺，父亲是三品京官，家境富有，不虞匮乏。马君武撰《女士张竹君传》，述其本源：“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并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院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女医士张竹君》则称这家医院为“柔济医院附设之夏葛女医学堂”，不知他俩的说法哪个更准确。
1901年，张竹君与好友徐佩萱（后改名宗汉，黄兴夫人）合伙，在西关荔枝湾创办褆福医院，继而在河南柳波桥侧创办南福医院，乐为贫民治病，她出任院长，独着广东女子掌理医院之先鞭。冯自由以生花妙笔形容张竹君意态轩昂，“恒西装革履，乘四人肩扛之西式藤制肩舆，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
张竹君志不在小，她不仅创办医院，还“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创办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她将《岭海报》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与胡汉民、谢英伯结盟，周旋于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游刃有余。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城中报界及新闻界进步人士皆为之倾倒。“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其女权思想的要点是“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要争权就先须“求学”，弃“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她还特别强调女性要“合群”，落单则易陷险境。
张竹君张扬个性，男人踞坐四抬敞篷椅轿，她也踞坐，还在轿上看洋书，不怕别人骂她为“招摇过市的男人婆”。她曾对好友陆丹林说：“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武昌起义是一个擦枪走火的偶然事件，却是一群特殊人物必然现身的中心舞台。黄兴要去武汉密晤黎元洪，主持军事，途中如何避开各路奸细的耳目？掩护工作便由张竹君负责，她将黄兴化装为医生的助手，与她所领导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同乘江轮。事隔多年，这位民国功臣仍笑称“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上海疫病流行期间，张竹君以自己的影响力募款集资，开设时疫医院，出诊施药，救治了不少病人。1919年，山东饥荒，她奔赴灾区力行赈济。淞沪战争爆发后，虽然她年事已高，仍然亲临医院，救死扶伤。上海沦陷后，张竹君任教于人和高级助产学校，偶尔还会出诊治病。
女强人总是情途多艰，婚姻难圆，张竹君事业心重，年至不惑，仍然云英未嫁。她对“终身大事”的解释是：“现在还没找到适合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张竹君有过两段浪漫史：“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二百元，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1901至1902）事也。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胡汉民如此谑虐，对张竹君实有不敬。
张竹君也遇到过大麻烦，由于笞责学生伍庙藩、黄素波，引发学潮，经绅商界多方调解才告平息。她便舍弃两所医院，迁居上海，尊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外交家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为谊母，尊富商李平书为谊父，倡建医院数所，较之在广州时风头更劲。
张竹君终身未嫁，其繁茂的母性自有用处，她收养了二十多个孤儿孤女，善待他们，视如己出。悲天悯人的医者之心，功成不居的仁者之爱，她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