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伍秉鉴能有这份能力，关键就在于业务过硬，同时非常注重信誉，“征服”了洋商。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
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洋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更重要的是，伍秉鉴很懂得拉拢外商。据说，当时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与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然而他又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故也无法回到美国。
伍秉鉴知道此事后，并没有为难这个商人，而是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完，他就把借据撕个粉碎，并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伍秉鉴这个惊人的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责的盛名”，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
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正是给外商留下了好印象，伍秉鉴的事业才能越做越大。
当伍秉鉴的事业越做越大后，他又开始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
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
伍秉鉴就是这样在洋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随着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也成为了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伍秉鉴究竟多有钱？具体数字已无法得知，但1834年据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豪宅中央的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
因此，洋人也把他看作是世界首富，著名的《华尔街日报》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产，天下第一大富翁”。美国波士顿的一艘商船，更是以他的商名伍浩官命名为“浩官号”。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伍秉鉴还号召十三行为国家捐款。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战争甫一开始，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等就积极募捐，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造大炮。
当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竟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的。可以说，伍秉鉴的身上，既有商人的智慧，又有爱国的情操，因此把他称作“爱国商人”并不为过。
然而，正是因为这份“爱国”，让他成了清政府的国库，积蓄源源不断地外流。同时，因为他与外商关系密切，也被林则徐等人有所怀疑。也许活在18世纪的中国，正是伍秉鉴一生最大的悲剧。
悲情史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大商人，都要受皇室和各级官员的盘剥，就像明朝的沈万三。伍秉鉴和十三行亦是如此。
在外人看来，十三行风光得很，而身在其中的商人则苦不堪言。十三行中最早的首领是潘家的同文行。同文行的老板潘正享就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十三行不仅要缴纳关税，给政府进贡国外的各种新奇珍宝，还要随时“主动拨款”或“捐输”。
每当国家发生灾难、战争，皇家和权贵们搞红白喜事，或者地方官员迎来送往、讨好上级，或搞形象工程，出钱的都是这些商人。据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的统计，在1773~1835年间，十三行总共捐献了508．5万两银子。
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他们理所当然地继续为国家源源不断输血。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怜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
更让伍秉鉴感到为难的是，林则徐对自己的不信任。林则徐初到广州时，就把他认作是走私鸦片集团的同伙。伍秉鉴一直是做正经生意，但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英商颠地、伍秉鉴的义子美商福布斯，都是鸦片大走私商。他们不愿放弃鸦片走私，拒绝与林则徐合作，不交出鸦片，也不具结放弃鸦片贸易。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又很坚决，要伍秉鉴命令洋商缴烟具结。
一方面是多年合作的贸易伙伴、致富的财神，另一方面又是朝廷官府。双方无法合作，伍秉鉴又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化解这次危机，几天后，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但是，林则徐认定这1037箱鸦片是十三行行商与英商串通一气欺骗官府。
3月23日，林则徐派人锁拿伍绍荣等人到钦差大臣行辕审讯，伍家再次妥协，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但是，林则徐下令将伍绍荣革去职衔，逮捕入狱。经过此番折腾，伍秉鉴颜面尽失，斯文扫地。
由于林则徐的强硬，鸦片战争就此爆发。伍秉鉴是个爱国人士，这时候自然又站了出来，带领商人捐款捐物。然而，清朝政府早已腐败无能，即使如此仍全线溃败。奇怪的是，英军并没有攻入广州城。
原来这个时候，清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由此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无能到何种地步，这个时候居然拿商人当挡箭牌，做自己的遮羞布！
处于夹缝之中的十三行，既不能反驳朝廷的命令，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事实上，伍绍荣们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这有可能是伍家最无奈的一次生意。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
就这样，鸦片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以600万元巨额赔款，换来广州城的苟且之安，自然是悲哀。而这巨款，有1/3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但反观清朝廷，自己几乎并未有任何行动，却换来了守城将军奕山的功勋。他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令伍秉鉴和十三行众多商人痛苦的是，这次赎城之举，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和感激，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非议。
因为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被国人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举，当然不符合热血爱国者的意愿，这个耻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可以说，这不仅是伍秉鉴和十三行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一群充满爱国情操的商人，得到的评论却是如此之低，这更加反映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国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其他行商承担。《南京条约》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东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这次赔款，伍家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政治上，伍秉鉴被清政府当成了“玩具”，而原本固若金汤的商业领域，也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正如伍秉鉴一开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
鸦片战争结束后，受直接损害最大的并非是清政府，而是十三行。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在战争中，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数字，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银元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但是，面对这样的世风，面对一再压榨自己的清政府，伍秉鉴却是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我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由此可见，富可敌国的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更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失望了。
然而，清政府又怎会放他离开？有他在，清政府就等于有了一个“出气筒”。终于，在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评说台
伍秉鉴的成就毋庸多疑，他善于经商，使自己成了中国首富；他诚实守信，外国人也对其竖起大拇指；他爱国，无数次地捐助那个已经风雨摇摆的清王朝。
然而，伍秉鉴最终还是郁郁而亡了。他的悲情史，就是所有封建社会商人的悲剧。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只有靠官员、商人才能成功。
政府给商人赚钱的机会，并不是为了国家经济振兴，仅仅是为了皇家和官员的私利，这就决定了伍秉鉴“成于官，也败于官”的结局。所以，尽管中国有过伍秉鉴这样的成功商人，但整个社会并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是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市场经济。
所以，后世在评价伍秉鉴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有人说：他的内心是寂寥的，他的内心是彷徨的，他的内心是忧患的。一个泱泱大国与世界通商的钥匙把持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有想过太多，他只是一个生意人。
晚清的政策、体制造就了伍秉鉴，即便没有伍秉鉴，仍然会有一个张秉鉴出现。一个世界首富的称谓，一个十三行领袖人物的头衔，已经让他承担了太多太多：“国家南库”，40％的关税。是一个王朝将他送到了这场战争的最前沿，他竭尽所能来保全自己。他是爱国的，在自己的国家与英国人的对峙中旗帜鲜明。
然而，即使多有抱负，伍秉鉴始终只是一个商人，无力挽回一个封建体制下国家必然的衰败与灭亡。反之，正是伍秉鉴在最大程度上，通过海洋文明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是他让世界知道了一个东方古老国度的富庶与色彩斑斓。
所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正是他间接或多或少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进程、中国近代史的生成。伍秉鉴所能抱怨的，也许只有“生错了时代”，让这个商界英雄在痛苦之中走完自己的一生，空留“一代世界首富”的名号在人间。
胡雪岩——迅速衰退的红顶商人
人物志
胡雪岩（公元1823年~公元1885年），徽州绩溪人，先后经历清道光、咸丰、同冶、光绪四朝，为著名徽商，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
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产最高达两千万两以上。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官僚压榨，胡雪岩最终破产，客死杭州。
风云榜
提起红顶商人，所有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胡雪岩。其实，红顶商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那么，为什么胡雪岩能够从众多红顶商人中脱颖而出，被后人所铭记呢？
胡雪岩幼年时的家境不好，12岁时，父亲就己撒手人寰。经亲友介绍，他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他机敏勤勉，深得老板的器重。
按当时钱庄的规矩，学徒必须在5年后，才能独立做一些业务，升任“跑街”（出门送账单、货物和一些文书），可胡雪岩4年后即当上了“跑街”。半年后，他又被“破格”提升为“出店”，可以出门接洽业务，并经手银钱，相当于现在的“业务主管”。
尽管那个时候胡雪岩还很年轻，但他已为自己定下了目标：成为人上人。有一天，他在街上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贵人——落魄文人王有龄。王有龄是官宦世家，但到他父亲时，家道中落。为替祖上“争气”，王家变卖了所有家当，为王有龄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衔。
与王有龄进行了一番接触后，胡雪岩觉得王有龄是个有知识、遇事有见地的人，言谈高雅、出口成章。胡雪岩觉得他是个人才，王有龄也佩服胡雪岩的机灵干练。不久，两人以兄弟相称。得知王有龄希望尽快进入政界，胡雪岩将一笔他讨回的“死账”500两银子交给王有龄，对他说：“知道你不是平庸之辈，祝你早日入仕，不愁没有归还之日。”
胡雪岩的大方，令王有龄大为感动，发誓要报答他。王有龄凭着这笔钱，“启动”了一个个“关节”，很快就被安排在浙江省海运局当“坐办”。
此官不大，但年收入较高。此后，他又听取胡雪岩的建议，将挣来的钱再投入到“打通关节”上，不久又被安排做“湖州知府”。而出于感激，王有龄也将工作中涉及到的所有钱粮之事，一律交给胡雪岩承办。胡雪岩也因此为钱庄老板挣了不少好处。
当然，胡雪岩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而王有龄因兵败自缢，更让他加速了接触达官贵人的行动。1862年，当王有龄自缢身亡后，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的出现，掀开了胡雪岩腾飞的序幕。
当时，左宗棠的部队粮饷严重短缺，这让左宗棠很是苦恼。这件事被胡雪岩知道了，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3天之内筹齐10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