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所处的时代，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半径，因为国家的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屈原。楚怀王又不辨忠奸，疏远屈原。其实，屈原的被疏远，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另外，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原本联齐抗秦的正确主张，却不断被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所耍弄，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
客观地讲，秦国统一天下，六国破灭，是历史的选择，楚国也难逃厄运。屈原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一生为国家利益、为人民利益所进行的斗争绝不会因为楚国的破灭而被抹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屈原选择死是既无奈又明智的做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和一颗赤胆忠心是远远不足以改变社会现实的。因为君主昏庸，奸臣当道，与其坐等国家消亡，看着自己的赤胆忠心被无情地揉碎，还不如让给他滋养家乡圣水将他沉没。这是伟大智者的选择，因为他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让自己高尚的品德受到污染，他爱自己的国家胜于爱自己的生命。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者而受到顶礼膜拜的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并不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可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叛逆精神，他并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信仰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且宁死不屈。这显然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政治上的落难，却意外地促成了文学上的造诣，并使得屈原精神得到了升华，并形成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尤其是他的《离骚》等诗作，更是文学史中的璀璨明珠，将永垂万世、光照千古。
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并成为全世界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司马迁——忍辱负重演绎史家绝唱
人物志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人。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随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学名著《史记》。又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风云榜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伟大英雄，他不但用自己的神奇思维穿越了历史的隧道，还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世界、为后人拓宽了一条贯穿两千多年的华夏文明，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那么，这样一个神奇的文化英雄，是如何达到这一高度的？
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并非是什么达官贵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史官，一位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做墨，以心灵为纸，才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史记》。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时代，出身书香门第，10岁便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拜当时的大思想家、儒学家董仲舒为师，学习《公羊春秋》，后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左右的时候，便成为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大学问家。
为了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视野，司马迁便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返回长安不久，就被任命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等地。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赫，其家族只是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但由于各种原因，却未能完成其夙愿。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具备了一个史学者的基本素养，我死了以后，你不要过分悲伤，为父唯一求你的就是，你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想写一部通史的愿望。你务必要继承我的事业，千万记住啊！”
这番临终嘱托，极大地震撼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能可贵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知道父亲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于是，司马迁忍着巨大的悲痛，坚定地答道：“父亲，您尽管放心，儿子我虽然才疏学浅，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后，有机会阅读到更多之前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却非常的繁琐复杂。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甚至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都没有，司马迁就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仔细寻找线索，然后再对照着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即便是如此枯燥，司马迁仍是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资料的整理和史料的考证上。
经过多年的考证积累，司马迁对古代的中国终于理出了个大致的轮廓，也充实了基本的资料，于是决定开始实施父亲的遗愿，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便准备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但司马迁同时认为，有了第一手的翔实资料，还不足以动笔，必须先确立这本书的走向和框架，即不能为了迎合时政而作人为的拔高，也不能因对某个人缺乏好感而肆意歪曲，必须站在历史的主轴线上，本着对古人和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来仔细梳理脉络，抢救性地挖掘曾经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便为确保这本史书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给自己定下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苛刻标准：
1．力求真实
司马迁认为，撰写《史记》，态度一定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基本特色。因而要准确把握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实再反复核对。而坚持“实录”的精神，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忌讳”的问题。因此，在作人物传记时，要突破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要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来进行忠实的记录。
2．爱憎分明
司马迁认为，作为史记工作者，就必须坚持爱憎分明立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和事件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要大加赞赏，即便是他们出身贫贱，也要弘扬他们无畏的正气。而与此相反，对于那些阻碍社会发展、与人民目标背离的封建统治者要进行无情的鞭挞。
3．别具一格
司马迁认为，《史记》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而且在文笔上一定要讲究精美，措辞要精准，增加趣味性和可阅读性，要使其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是这三条近似苛刻的写作基调，让司马迁为这部横空出世的伟大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确保了这部鸿篇巨制“再现历史”的史学价值和“酣畅淋漓”的文学色彩。
司马迁的博学多才和宽广胸襟，赋予了他宏大的眼界和超凡的能量，他在全面提炼历史人物，将触觉深入历史内核，以独特的视角对重大历史事件剖析的基础上，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并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最后司马迁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
正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才最终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正是司马迁拥有了这样不畏权势的执著精神，才使他保持了史学家的道德良知，也正是因为司马迁的身上拥有了尊重历史的超人禀赋，才使他踩上了政治地雷；同样，正是因为他有不畏权势的执著精神和尊重历史的超人禀赋，才使他忍受了作为男人的奇耻大辱——腐刑，并最终催生了雄浑厚重的伟大作品——《史记》的面世。
悲情史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个人出类拔萃的天赋外，还有他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为了父亲未竟的梦想和自己的事业，他已经把一切耻辱和伤痛置之度外，这就铸造了一个铮铮铁骨的史学大家。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奋笔疾书撰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的横祸，打破了司马迁固有的生活——李陵事件。
这一年的夏天，汉武帝为了北部边疆的安宁，便委派了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3万讨伐匈奴，另派汉朝功臣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作为随从押运辎重。李陵带领5000名弓箭手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不料却与单于狭路相逢。
匈奴凭借3万骑兵的优势对李陵展开全面围剿。但生性勇猛的李陵毫不畏缩，率领5000名弓箭手与凶猛强悍的对手展开厮杀，经过8天8夜的鏖战，李陵所率部队斩杀了1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有些错愕，本来他希望李陵兵败战死，却没想到他却投降了匈奴，气得他暴跳如雷，那帮善于察言观色的文武大臣，在几天前还争先恐后地竖指称赞李陵的英勇，可现在却附和汉武帝，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秉持史学家中立客观的立场，他一方面安慰汉武帝，又同时谴责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量为李陵辩护。司马迁认为李陵平时忠君爱国，爱惜士兵，关键时刻总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有国士之风范。
司马迁痛斥那些只知道阳奉阴违的大臣，他们见李陵出兵不利，就开始落井下石。他充满感情地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掉了那么多敌人，立下赫赫战功。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无非如此。他之所以屈辱地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等待机会报答汉室。”
汉武帝一听，司马迁的矛头显然指向了他的内兄李广利，这使得汉武帝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而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便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后，便落到了名声极臭的酷吏杜周手中，他对司马迁进行严刑拷打。面对酷吏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司马迁也始终坚贞不屈，更不认罪，而是反复争辩：“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难道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吗？”不久，有传闻说李陵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家人。司马迁也因此而被判了死刑。
根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免：一是用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可“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清高的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他甚至在一瞬间想到了自杀。
可他又想到，如果就这样窝窝囊囊地“伏法而死”，是毫无价值的，反而不如像孔子、左丘明和孙膑等人一样，用成就洗刷侮辱。于是，司马毅然决定选择“腐刑”。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
但他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否则，不但葬送了自己满腹的学问，也将无颜面见九泉之下的父亲，就这样他硬是靠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自己，屈辱地接受了“腐刑”。
这对于司马迁来说，无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因为“腐刑”远比死刑更为痛苦。通过这件事，他对专制君主不可理喻的权力又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在随后，也曾不止一次想到自杀，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隐忍苟活”，并在著述历史的最高价值中获取平衡，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有效的反抗形式。
“腐刑”后，汉武帝出于对他才学的欣赏，又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是一个离皇帝很近的官职，掌管政府的诏书、表章等机密文件，地位应当说还是比较显赫的，俸禄也相对较高。
但这也是一个让人蒙羞的任命，因为中书令经常需要出入后宫，生理正常的人，皇帝是不会让他出任此职的，事实上，司马迁与太监没有任何区别。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嫉妒的，也有嘲讽的。司马迁忍辱负重，他将所有愤怒、耻辱都化为写作的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去。
大凡一个人在遭遇迫害后，通常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司马迁显然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史家的道德和良知，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并以奇耻大辱来不断地鞭策和激励自己，终于完成了鸿篇巨制。
评说台
司马迁凄美悲壮的一生，毫无疑问是应当值得充分肯定的，其洋洋洒洒的《史记》无疑是他心血的结晶、汗水的提炼。不论其史学价值还是文学境界，都达到了一个至高的水平，因为《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技高一筹。
《史记》，以翔实的资料，展现了当时的中国通史，凝聚了司马迁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理解与独到的认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赞叹它、研究它，就足以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司马迁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也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才最终铸造了这部史学的丰碑。
但是在掩卷之余，人们除了对司马迁才学的欣赏和对其执著的精神佩服外，更多的是对他人格的敬仰。
因为司马迁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炼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然而，司马迁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在他的笔下，也勾勒出了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小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人们也可以品味到司马迁对于后人所寄予的希望，后人更应以史为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