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为长时间在汉武帝身边工作的人，他自然知道汉武帝的喜怒哀乐，也能够准确把握汉武帝的政治脉搏，更能借助手中之笔来讨好当朝执政者，故意用美化或者粉饰汉朝的先祖和当代的朝政，就可以累积他自己足够的政治资本来获取汉武帝的大力褒奖，可是，司马迁这个纯粹的文化硬汉，却把再现历史作为己任，不能拿歪曲历史作为个人的交易。
于是，当李陵事件出来后，他还是秉持一个史学家的道德良知，宁愿闯祸也要仗义执言，因为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的道德操守和行为良知，这就为他导致奇耻大辱埋下了伏笔。司马迁始终认为，如果简单地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归结于其贪生怕死，根本让人难以信服。
作为近十倍强敌于己而能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不会因生死而变节。李陵之所以不死而受降，明明是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他自己也难以瞑目，投降只不过是其权宜之计，更多的因素是诈降。可汉武帝见司马迁将矛头指向了他的内兄，就自然不容分辩，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再加上汉武帝后来又听信李陵攻汉的谗言，就把司马迁逼到了绝境。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借助自己的智慧，把身段放下，来博取汉武帝的同情，来避免奇耻大辱的“腐刑”，可是司马迁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一旦有求于汉武帝，就势必会在史书的书写上受到个人感情色彩的影响，因此，司马迁选择了“腐刑”，彰显了一代文人和史学家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确保了史书的公正与权威。这正是一个史学家所坚守的底线。
虽然，司马迁接受了常人难以接受的“腐刑”，也招致了让人难堪的讥讽和挖苦，但他把这都变成了精神动力，终于向世人奉送了一部前无古人的史书，因而也赢得了史圣的美誉，这也许是司马迁最值得欣慰的地方。
苏东坡——虎落平阳的一代大家
人物志
苏东坡（公元1037年~公元1101年），本名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
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苏东坡是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
风云榜
唐宋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伟大的诗人和词人，成就了一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巅峰。苏东坡就毫无疑义地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座奇峰之一。
苏东坡自幼便在文学上有着过人的天赋。1056年，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官欧阳修赏识。从这以后，他的诗词创作进入了大爆发时期，行文风格自成一家。
与前人相比，苏东坡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提倡“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
正是因为苏东坡对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性，这让他的名气逐渐增大，与柳宗元和欧阳修在当时形成了“三家并称”的局面。而欧阳修对他有提携之恩，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同时，两人的文学造诣又很高，所以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4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称苏门四学士。这4个人后来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不朽的佳作，由此可见苏东坡的文学地位与能力。
真正让苏东坡扬名天下的，还是他的豪放派诗歌。苏东坡的豪放诗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使词能像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
当然，由于苏东坡的仕途之路并不平坦，因此，他的诗词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东坡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除了诗词方面，苏东坡在书法领域也有着极深的造诣。当时，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东坡的书法成就，让与他齐名的黄庭坚也自叹不如。黄庭坚曾说：“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见识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在绘画方面，尤其是对于画墨竹，苏东坡更是开创了自己的湖州流派。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同时，他也擅长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诗、文、词、书、画，在文学的各个领域，苏东坡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他的风云史，折射出了中国文学领域的朝气蓬勃与辉煌成就。不过，这样的一位大文学家，却在仕途之路上磕磕绊绊，又造就了他的另一段悲情史。
悲情史
苏东坡生活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文人获得了极大的重视，进入仕途的机会大大增加，一大批寒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正因为如此，众多文学大家本身就是各级官僚，官位甚至高至宰相，如文学大家王安石，就是当时的一品宰相，并以改革闻名史册。
苏东坡也不例外，除了文学家的身份，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官员”。不过，他的仕途之路并不轻松，一生在政治上备受打击。
1056年，只有20岁的苏东坡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他才华横溢，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然而，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就这样，原本属于自己的第一名，就与苏东坡擦肩而过。“开门不利”，也许这已经暗示了他的未来并不会顺利。
1061年，苏东坡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以为，自己的辉煌时期就要来了，因此不免兴奋不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于汴京病故，他不得不忧扶丧归里。这一回乡，就是8年的时间，他把最好的官场发展时机耽误了。
直到1069年，苏东坡终于服丧期满，回朝廷仍授本职。这个时候，北宋已经出现了政治危机，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没落。
而宋神宗即位，又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让朝廷一时纷乱无比。苏东坡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东坡眼中所见，已不是他20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东坡见自己的友人与恩师被贬，自然对王安石颇有意见。加上在返京的途中，他又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更加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然而他没料到的是，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毕竟，王安石已掌握了朝廷的大权，怎可能容忍异己者存在？
见自己的上书没有效果，苏东坡就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苏东坡在杭州待了3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这些地方，他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在各地奔波的这段日子内，苏东坡度过了较为平静的一段时期。然而到了第十年，他遇到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苏东坡到任湖州还不到3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在狱中，苏东坡一共待了103天，期间险象环生，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东坡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东坡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
面对这样的境地，苏东坡一时间心灰意冷，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到任后，他以旅游来放松自己的心情，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乡感情。闲暇之时，他还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1084年，苏东坡再次离任，前往汝州任知府。黄州与汝州距离遥远，因此一路波折很多，他的幼儿也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丧子之痛，让苏东坡更加悲伤，于是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就在苏东坡还未到常州时，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就这样，苏东坡的仕途明朗了起来，以礼部郎中的官职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3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