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魏惠王并未把商鞅放在眼里，默不作声。公叔痤知道魏王不肯重用商鞅，便又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肯重用商鞅，就务必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效力，不然的话，将后患无穷。”魏惠王点头答应了。
魏惠王一走，公叔痤就马命人上把商鞅找来，对他说：“刚才我向大王举荐了你，不过，大王对你并不看好。于是，我便建议让大王把你杀掉，大王答应了。你必须马上离开魏国，否则你将有性命之忧。”谁知，商鞅却不以为然，反驳说：“既然大王没有听信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把我杀掉呢？”于是，商鞅照样留在魏国。
果如商鞅所料，魏惠王在离开公叔痤的府上之后，对左右说：“公叔痤已病入膏肓！连脑子都糊涂了，一会儿让我重用商鞅，一会儿又让我把他杀掉。真是荒唐透顶！”
不久，秦国的秦孝公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状态，便征召天下有志之士。这时公叔痤已经去世，商鞅知道，自己在魏国更加无望，便来到了秦国。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商鞅前后与秦孝公深谈了3次。
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讲尧、舜、禹的仁义，要求秦孝公效法他们，行帝王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依然把第一次的话重复了一遍，秦孝公颇为生气，对商鞅说：“你这么死脑筋，要寡人如何才能重用你？”到第三次时，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的思想，便大谈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想富有，必须注重农业；要强大，必须奖励将士；要把国家治理好，必须赏罚分明。重赏能使百姓拼命，重罚能让百姓自律。赏罚分明，朝廷才有威信，才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这次秦孝公听得入了迷，竟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并决定重用商鞅，走变法图强之路。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的消息传开后，遭到了秦国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秦孝公便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商鞅说：“有超前意识的人，其做法往往会受到世俗者的讥讽和反对，愚笨的人大多目光短浅，而聪明的人总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作为智者是不能和一般人去商量革新和创造的，只能让他们享受成果。所以，只要能国富民强，就不必拘泥传统制度。”
秦孝公虽然觉得商鞅讲得非常有道理。可贵族甘龙却竭力反对说：“据我所知，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也不会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如果不按祖宗规矩办事，而随意改变，就会引起天下的混乱。”
商鞅立刻反驳说：“只有书呆子才会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照本宣科，一事无成。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就足以证明是成功的先例。”
随后，又有几位贵族站起来联合反对商鞅，但均被商鞅的滔滔雄辩驳得哑口无言。就这样，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在这场舌战中被商鞅逐一击败，此事也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了在秦国的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为：（1）编制户口，定“连坐”之法。（2）推行小家庭政策。（3）重农抑商。（4）奖励军功，严惩私斗。（5）制定十二级爵。
新法制定好后，在公布之前，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了一根3丈高的木头，声称谁若能把木头搬到北门赏给十金。百姓都觉得奇怪，却没人愿做。商鞅见状，立即宣布追加赏金至五十。重赏之下，终于有一人将此木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兑现，并借机宣布国家将颁布新法，且强调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就这样，第一次变法在人们的疑虑中大张旗鼓地启动了。
新法实施一年后，秦国百姓并不十分认可。恰在这时，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说：“新法遭遇阻力，正是因为上层人士触犯后享受特权的缘故。”于是，商鞅便决定拿太子开刀。但太子是国君继承人，是不能施以刑罚的，于是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自此再也无人敢抵触新法，结果新法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见商鞅能力过人，秦王任命他为大良造，率领军队围攻魏国安邑，迫使他们屈服投降。随着秦国国力的大增，又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并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
在一连串的成绩面前，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1）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2）以县为进方行政单位。（3）废井田，开阡陌。（4）统一度量衡。特别是井田制的改革，标志着是由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从而大大加速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秦国日益富强起来。值得一提的县政改革，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袭制度，其官职由国君直接任免，确保了中央集权，使秦国开始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
新法推行了10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而不再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安定。当初批评新法的百姓现在又纷纷称赞法令方便。
就这样，这场在商鞅主宰下轰轰烈烈的变法，从土地到官制，从法律到行政，都得到了改观。彻底打破了过去老世族奴隶主们对秦国的控制，将治国大权交到了有思想、有学识、开化进步的新兴地主阶层手里。这些新执掌国政的人，不但思想进步，而且文武兼备，不论出身都得凭军功得爵。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在秦国享受高位的人，不论是世族还是客卿，都必须拥有战功。
因此，整个秦国就变成了一个高效的战争机器，成了随时可以动员、随时能够作战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并不封闭，而是大开国门，欢迎任何愿意为秦国效力的人，给秦国带来了多元思想和文化，带来了富国强兵的方略和体制。
由此可见，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商鞅变法，应当说是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是把中国的奴隶制度和封国制度彻底铲除的光荣之战，但这场变革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在秦孝王去世后，商鞅遭到了疯狂的反扑。
悲情史
商鞅大刀阔斧的新法变革，虽然帮助秦孝公实现了富国强兵、威震诸侯的梦想，但这一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新法的实施，却损害了许多宗室贵戚的利益，尤其是商鞅为推行新法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血腥的暴力镇压手段，更是招致各种旧势力的强烈不满，但只是碍于新法的严酷和孝公的支持敢怒而不敢言。这种现状，为他的悲情结局埋下了伏笔。
在商鞅变法10年后，有个名叫赵良的人，胆子非常大，代表贵族集团去见商鞅。一开始，赵良就劝说商鞅最好能主动让位，后来又劝商鞅取消残酷的刑罚，到了最后竟然发出威胁，并说商鞅不遵守旧制，一意孤行，迟早会招致失败，甚至还凶狠地对商鞅说：“别看你现在风光八面，一旦孝公死后，你的苦日子就来了，秦国想收拾你的人太多了！别心里没数，其实你的末日也快到了！希望你好自为之！”
此时，商鞅已然大权在握，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对他说话。如果在往常，商鞅一定会立刻命人将其处死，但这次商鞅却意外地放了赵良一马，但对赵良的辞职和免除酷刑的建议并未采纳。事实上，商鞅也知道，在这场变革中，他同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积怨甚多。对于这种处境，商鞅本人也有些害怕，因此每次出门时，都要安排武装卫士保驾。
半年之后，秦孝公病重，出于国家最高利益考虑，秦孝公也曾打算把王位让给商鞅，但商鞅没有接受。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死，太子驷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秦惠文王。因秦惠文王在新法实施时，曾违犯新法而被商鞅定过罪，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
商鞅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妙，凶多吉少。而秦惠文王也正在计划报一箭之仇，因而就和那些反对商鞅的旧势力联合起来，捏造罪名，栽赃陷害，硬说商鞅有阴谋篡位之心，并四处派兵捉拿商鞅。商鞅获此消息，连夜出逃。
商鞅在逃亡途中要求住店，却因没有任何凭证而遭店主拒绝，店主对商鞅说：“根据商君的法令规定，旅店留宿人员需要出示相关证件，而没有证件的人就必须判刑。你现在没有证件，我怎么敢让你在此住宿啊？”
商鞅感慨万千，叹了口气说：“看来，是天不容我，没想到我自己订的法令竟害到自己头上了！”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作茧自缚”的由来。
商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逃到临近的魏国。可是他曾率秦军打败过魏国，因此魏国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更不肯收留他，甚至还有人说：“商鞅是秦国追捕的罪犯。秦国如此强大，若知道他们追捕的罪犯逃到了魏国，且魏国还包庇他，那么秦国就一定会发兵攻打我们！还不如把商鞅抓起来送到秦国，这样秦国就欠我们一份人情，而我们也躲过了包庇的罪名！”
就这样，魏国人就把曾经权倾朝野的商鞅捆绑后押送到了秦国境内。但商鞅被送回秦国后，靠其嘴巴的优势，竟然说服了一些人，不但被松了绑，还在那里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终寡不敌众，最后还是被强大的秦军捉住，然后处以极刑。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觉着难解心头之恨，就命人把商鞅的四肢和脑袋用绳子拴在了5匹马身上，当众五马分尸。他还告诫众人说：“谁敢反叛国家，就是商鞅这个下场！”接着，他又下令把商鞅满门抄斩。可怜的改革英雄，最后竟然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事实上，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人杀死商鞅，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并非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
因此，商鞅死后，商鞅所倡导的改革并未终止，封建制度仍得以继续发展，并不断得到巩固加强。商鞅也许在九泉之下有了一丝安慰。
评说台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当时的背景来讲，改革旧的制度，包括改变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是顺应社会潮流的正确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势力和旧习俗，积极投身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巨大成功，可谓功不可没。
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商鞅的变法，秦国就根本不足以抵抗强大的六国；同样，假如没有商鞅的变法，也就没有后来张仪的捭阖纵横；就更不可能会有白起与赵国在长平对峙3年而胜之的辉煌壮举。
然而，历史在这里却出现了拐点，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式的改革人物，却最终被污蔑成变法谋反，不但自己被五马分尸，甚至还祸及族群，成为痛心撕肺的历史大冤案。
应当说，商鞅的改革遇到了“有道明君”，否则其改革也只能胎死腹中。当秦孝王和商鞅在“富国强兵”的愿景目标上高度吻合时，二人才一拍即合，并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戏。秦孝公以完全信赖、充分授权的支持态度，促使了商鞅得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强制推进，而且商鞅还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国家的成功而作出努力和贡献。
可是，商鞅的改革触动的是秦国富豪权贵的利益，且是以极端的高压方式横扫人心，推行的是威权政治，其执法力度凶险残酷，甚至为达目的不择不手段。或许，这是商鞅帮助秦国进步和发达而不得不采取的强硬态度和非常手段。
但是由于对个人权威无限量地高估，把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使得秦国后来的发展虽登峰造极而又迅速崩溃，也正是受到从商鞅到李斯都笃信厉行苛政的影响。
韩信——胯下爬出来的一方诸侯
人物志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淮阴人，年少时就钻研兵法、苦学谋略，怀有安邦定国之志。韩信起步时曾投靠项羽，因未受重用而改投汉王刘邦，在萧何的竭力举荐下登坛拜为大将。韩信为汉军平定三秦、打败项羽、辅助刘邦建立汉室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先后出任齐王、楚王、上大将军，后贬为淮阴侯。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因韩信功高震主，吕后和萧何就设计诱骗韩信至长乐宫的钟室，以谋反罪将其杀死。一代名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汉室江山的一份祭品，成为千古遗憾。
风云榜
韩信，自幼饱读兵书，早已立下了“纵横四海扬威名”的梦想。
秦末农民起义，他当然不愿错过这个绝好的时机，投奔项梁的军营，做了一个级别很低的小官。项梁阵亡后，项羽就接管了项梁的所有兵马，这样，韩信理所当然又成了项羽的部下。
本以为将遇良才的韩信，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变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次机遇。
韩信自幼熟谙兵法，对军事颇有妙招。然而他多次向项羽出谋划策，可这位西楚霸王项羽却从来没有重视过他，不问青红皂白便统统予以否决。
这种环境让韩信倍感郁闷，觉得在项羽军中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便在刘邦入蜀时，悄悄地投到了刘邦的部队。
但是，刘邦对他也不重视，只让他当个治粟都尉。韩信对刘邦也感到很失望，怀才不遇的痛苦，让他萌发了离去之意。恰在这时，刘邦的高级谋士萧何出现了。
刘邦的大军在西行途中，韩信和萧何偶然交谈了几次，萧何惊奇地发现韩信是个罕见的军事人才，便极力向刘邦推荐，但萧何的推荐依然没有引起刘邦的足够重视，后来韩信便趁着夜色匆忙出逃，萧何知道了之后，未来得及向刘邦请示，便去追赶韩信，这便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典故。
萧何返回之后，对刘邦说：“诸将易得，但像韩信这样的将才，国士无双。如果大王想仅仅在汉中称王，那韩信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但如果大王想夺取天下，就不能没有韩信。愿大王三思。”这一次，刘邦才意识到了韩信的分量，采纳了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
“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件事情，成就了韩信，成就了刘邦，更成就了大汉王朝。不出萧何所料，韩信很快发挥了巨大能量。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经过韩信训练后的汉军面貌大有起色，刘邦决意挥师东进。张良便献计汉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刘邦为了对韩信一探虚实，故意问韩信有无良策，没想到韩信的计划竟与张良不谋而合，刘邦喜出望外，连声赞叹：“英雄所见略同！”
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悄悄地离开南郑，计划先拿下汉中，打开东进的大门，建立兴汉灭楚的根据地。当时，项羽正被东方战乱所牵制，根本无暇西顾。
于是，韩信就命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将军率领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装作要从栈道出击的姿态，以麻痹敌军。而韩信则亲率主力部队循古时小路向西北故道挺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渭水，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陈仓，迅速夺取了关中地区，为刘邦建立了一个兴汉灭楚的根据地。
随后，韩信又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战略，除陈仓外，又先后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成为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并为后世留下不少传颂千古的战术典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帜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