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成语词典》对这个成语的解释是：指名分或者名义正当，说话做事就理由充足，有依据。这个故事出自《论语·子路》，原文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意思是说，子路问，卫国的国君如果用了你来帮他治理国家，你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孔子毫不犹豫地说：那我一定先要正名。让君是君，臣是臣，不能乱套。子路一向有话就说，孔子的七十二门徒中，子路的性格最鲁莽最爽直，他一听老师这么说，就不以为然地说，老师，有这个必要吗？现在是什么世道？你这么说太迂腐、书生气了吧？社会都这样了，为什么要正名呢？子路自以为是地哂笑老师迂腐，孔子着急了，骂子路，你这个学生太粗野了，胆子比见识大。君子对他不熟悉的领域，不会胡乱发言，对他不知道的事情，会保持沉默，你倒好，不懂装懂，乱讲话。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孔子一口气说了一连串的排比句。所以说，君子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和自己的身份符合，这样说的话才行通。君子对自己说的话从来不会马马虎虎，说了就忘。中国人维系道德最根本的就是“名”，即名称是也，如“君”与“臣”就是代表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一个人，他只要具备了皇室血统，即使他是个笨蛋，是个白痴，是个正在吃奶的小孩子，都可以当皇上，为人臣子的就应该下跪，就应该尽心尽力地扶持，如果有个人想夺权，自己取而代之，那就是逆臣，在天下人眼里他的话就不好用，因为他不能够名正言顺。一个人如能做到名正言顺，处事就能理直气壮。名，即正名，就是道理在握。有时候指责他人，或者被他人指责，经常用到一个词：你太过分了。仔细想想，“过分”的“分”在哪里？过分与不过分的界限在哪里呢？怎么理解呢？这说明“分”总是有形或无形地存在着，那么我们凭什么判定这或那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逾越？虽然不好确定过分与不过分的界限在哪里，但是那种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不把事情做绝，给别人留有余地，那就不叫过分，对不对？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韩国北部的乡村公路边有很多柿子园，金秋时节正是采摘柿子的季节，当地的农民常常会留一些成熟的柿子在树上，他们说，这是留给喜鹊的食物。经过这里的游客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时，导游就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里是喜鹊的栖息地，每到冬天，喜鹊们都在果树上筑巢过冬。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下了很大的雪，几百只找不到食物的喜鹊一夜之间都被冻死了。第二年，一种不知名的毛毛虫突然泛滥成灾，那年秋天，果园没有收获到一个柿子。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了那些喜鹊，如果有喜鹊在，就不会发生虫灾了。从那以后，每年秋天收获柿子时，人们都会留下一些柿子，作为喜鹊过冬的食物……做事做人不过分，给别人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生机和希望。有个词语叫“名分”。“分”和“名”有关。“名”是方圆，“分”就是那方圆的轮廓线。
没有“名”，就不见“分”，过分就无从谈起。所以，孔子那么在乎“名”--“必也正名乎！”他一口气说了几个排比句，最后的结论是：名不正或者不命名，就嘴软、心虚、没章法，弄来弄去，弄不好就让当事人无所措手足--没划出可为不可为的界限，没秩序可依循。要做事，先命名，才可以把握分寸、控制界限，不伤害别人也不被别人伤害，不贸然蹚过那条“分”的界河，否则属于过分了。一个做事过分，效果可想而知，其结果只能令人反感。傅佩荣对“必也正名乎！”这句话解释说，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何会与“正名”有关？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原因是：“名”有两种，一是名实，二是名分。就“名实”而言，可以“循名责实”，任何东西皆有名称，如日月星辰，是约定俗成，客观明确的。
如果单单谈到名实，只是分析哲学家的偏好，他们对于任何名词都要先问：“你所谓的××是什么意思？”最后还原到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物质世界。孔子的做法是：特别注意“名分”。暂且抛开抽象的讨论，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譬如，“君”是名称，他的本分则是“君之道”。“父”是名称，本分则是“父之道”。任何现存的名称，都有“应该”的行为规范，这在人类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譬如，古人谈起“君”，往往以尧、舜、禹、汤的具体表现作为典型的判准，然后期许及要求后代的“君”，也要“像个君”。如果政治能够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人类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因此，“正名”可以兼指名实与名分，让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清楚的称谓及规范。
对于政冶家而言，则“名分”较为重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如何善加约束，则需由“名分”来界定。《左传·成公二年》曾录孔子的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天下大乱。岳飞一生精忠为国，最后却顶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屈死风波亭。但现在有些人觉得岳飞迂腐，责难他为什么不执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古训，进而直捣黄龙，迎接二圣还朝呢？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山不能藏二虎，二圣还朝，谁来做皇帝呢？其结果还不是枉死城中多几个冤魂吗？再者说了，以岳飞所受的教育，他不能在乎忠臣之名。“名正言顺”对他的影响太大了。金牌一到，如皇帝亲临，连续十二道，岳飞受得了吗？让岳飞这样的人不听皇帝的话，搞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那岳飞就不是岳飞了！历史上的岳飞也好，袁崇焕也好，尽管他们的遭遇非常悲惨，但他们依然无愧为历史上的真正忠烈之士、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们太知道名正言顺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