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急之下，对手冒险使出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步阴招，试图置我于死地。——题记
文革时期的每一门课程都带有时代的烙印，甚至包括数理化、体育等在内，但意识形态不可能渗透到百姓尤其是孩子们的所有业余生活中。事实上，文字、图象和歌曲等大众传媒可以控制，但那些流传了数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民间游戏与手工艺一样代代相传，当它们通过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和开展时，是难以搀杂进政治因素的。而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贫瘠荒凉的年代，这些游戏更容易散发出古老夺目的光芒，通过它们人们各自获得相应的乐趣。
前面我已经详细谈到了在王林施村玩的各种游戏，它们大多属于体育活动，惟独没有提到智力游戏。现在我要说的正是让我在王林施村名声大震的一种游戏，它第一次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便是下象棋，黄岩土话叫“走象棋”。这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人们通过对弈来增添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思维能力，有的高手甚至在其中领悟或参透人生哲理。当然，要做得后面一点可不容易。
虽说只读过小学四年的母亲没有在写作文、做数学题方面给我帮助（至少我本人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忆），她却是我象棋的启蒙老师。或者说，是母亲教会了我象棋这个古老的游戏，包括认识每个棋子及其行走规则和输赢的定论。至于母亲最初教我下棋的时间和地点，我却记不得了，可能是在委羽山村，也可能是在王林施村。
我只记得母亲曾告诉我，她学会下象棋是我父亲教的。这一点再次证实，他们新婚之初，在南田岛有过甜蜜的时光，后来随着父亲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尤其是抗战胜利转到北京大学之后，两人的关系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由此看来，婚姻的幸福与双方的文化程度是否相当的确关系密切。由于母亲只会一些基本的象棋开局和简单的技巧，很快她便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我在王林施村的四年里，棋艺突飞猛进。究其原因，与我们租住的施老太太家的地理位置有关。因为门前就是晒谷场，人气比较旺，特别是我们屋檐下还有一个遮阳的走廊，用石板铺成，比地平线约高出两尺，宽度有一米左右。农闲时分尤其是夏季的午后，常有一些村民在那里摆开棋摊对弈。棋盘是白纸或塑料纸做的，棋子则是木头的。夏天的石板地很凉爽，下棋的村民们一般坐着，观战的人或者站在他们背后，或者干脆立在泥地上。
起初，我只是在旁边观看，间或做一两回参谋。可是不久，因为我偶尔会想出妙招，当有空缺时便被邀请替补上来。随着实战经验的丰富，我的棋艺也不断提高。最后，竟然击败了王林施村的所有高手。除了象棋以外，我那时还喜欢下跳棋和军棋。可是，后两种游戏主要是孩子们玩，且跳棋需要人多（三个、四个或六个）才可以玩，而军棋（分明战和暗战）的运气成分又较多，因此我不能充分享受战胜对手的喜悦。而假如我的对手是成年人，比如某位同学的父亲，那么这种喜悦会倍增。
关于象棋的起源说法不一，印度和中国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游戏规则相去甚远。古时候的印度象棋叫恰图兰卡（Chaturanga），由大象、战车、骑兵和步兵四种棋子组成，它们也是古印度军队的组成兵种。通常一盘棋需要四家一起玩，就像中国的麻将一样。不同的是，印度人对弈时，被将死的一家退出战局，残存的棋子归胜者所有，但要降级使用。当四家淘汰出两家以后，再决一雌雄。此外，印度象棋共有64个方格，这一点与早期的中国象棋和后来发明并广为流行的国际象棋（Chess）一致。不过，印度人的棋子是放在格子中间的。
再来看看中国象棋，它产生的年代不详，但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疑为宋玉所著的《楚辞：招魂》里就有“蓖蔽象棋，有六博兮”的词句了。那时象棋每方仅有六子（六博），多为竹制，这很可能与当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一伍，加上伍长共六名有关。而据西汉刘向的《说苑》记载：雍门子周以琴见孟尝君，曾有提及“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可见，那时象棋在达官富人中已经比较流行了。
最初中国人下象棋和印度人一样，需要投骰子（古汉语里叫“箸”）再行棋。但在秦汉时期，开始盛行一种叫“塞”的棋戏，只行棋不投箸，那样就摆脱了侥幸取胜的成分。到了三国时期，象棋的形制不断变化，并已和印度有了传播关系。显而易见，中国象棋的“象”即“相”，而印度象棋的“象”是“大象”。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转化？我不得而知。
魏晋南北朝不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象棋也步入正规。北朝的武帝制《象经》，《象戏·序》和《象戏经赋》等理论著作也随之出笼。进入隋唐以后，象棋活动逐步开展，屡见于史籍，包括武则天梦中与频国天女对弈的记叙，并有三卷棋谱流传至今。
唐代宰相牛僧孺是一个全才，作为著名的“牛李之争”中牛派的领袖，他曾数度为相，与此同时，他也是文坛名士。在牛僧儒所著的《幽怪录》里提到古墓里掘出的一副象棋，有王（将）、上将（象）、军师（士）、辎车（车）、马、六甲（卒），惟独缺炮。由此可见，象棋也随着兵器的改进与时俱进。
从北宋初期流传下来的装饰中已有“琴棋书画”的图案，还有八乘八格明暗相间的苏州织锦棋盘，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则被认为棋艺精湛。史家由此得出结论：早期的象棋形制，与国际象棋颇多相似之处。这也让《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者在撰写国际象棋条目时煞费苦心，含糊其词地提到，它起源于印度或中国的古棋。
虽然我的棋艺日渐看长，但知名度仅限于王林施村。1975年春天，我随母亲迁移到另一座村庄——山下廊，进了另一所中学——江口中学。从此，我们母子又住进了校园，与村民有了距离，下棋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没想到的是，学校里的卢校长酷爱下棋，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母亲的举荐之下，我与他进行了几番对垒，从此这位络腮胡子的卢校长便成了我的棋友。
那时我已经读高中了，我和卢校长之间的战绩大概是六四开，我的赢面略大。他在惊奇之余，有一次获悉县里要举行象棋比赛，便力荐我作为澄江区的代表参加了那次比赛。记得那是在1977年春天，正好在东北插队的未名随着一个知青回访团回到黄岩（记忆里这是他离开我们七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家乡）。
未名兴冲冲地领着我来到黄岩中学的教师宿舍，让我与父亲进行了两局对垒。父亲是母亲的象棋老师，也曾获得过县中教师组的象棋冠军，但却第一次听说自己的小儿子是象棋高手。那也是我第一次与父亲相对而坐，虽然没有多少语言交流，内心里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上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两年以前，我随未名的同学邱子鹏进城。子鹏哥领我去看了父亲，还特意带上相机，为我们拍了照，那也是我们父子俩惟一的一次合影。
父亲的房间比较小，大约十来个平方米，与我们母子在江口中学的宿舍相当。石板地的一楼有一个放满书的书架，那是我和母亲房间里没有的。书架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并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或英文版的《红楼梦》，而是青皮的《二十四史》。说实话，以前我还没见过如此大部头的著作。乘着下棋的间歇，我悄悄地观察了一下父亲，他老人家额上已有不少皱纹，两鬓也有些斑白了。与压在玻璃台面下的老照片相比，他早年的英姿已不复存在。
那天我非常高兴，因为父亲全身心地与我对弈。比赛结果，双方各胜一局。这是我们父子间惟一的一次对弈，也是我那年参加全县象棋比赛惟一的热身赛。对此结果未名也感到满意，因为我既展现了自己的棋艺，同时又保全了父亲的面子。
第二天上午，象棋比赛在黄岩县体委正式揭幕，就在那年夏天我亲眼目睹母亲批斗大会的钟楼广场背后。除我以外，参加比赛的选手全是成年人，这让我格外引人瞩目。有一天晚上，我的比赛还在体委的灯光球场挂牌解说，那次我下得特别出色，形势一片大好，眼看对方的将就要被捉拿住了。
情急之下，对手冒险使出最后也最疯狂的一步阴招，试图置我于死地。但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对方的车挪位后，我有一步棋可以连续将军取胜。无奈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解救自己了，竟然忽视了那步比较简单的赢棋。因为没找到解围的方法，我只好推坪认输，在场外观看的棋手和观众无不为我感到惋惜。后来我相信，如果我是大人，对手绝不会用此招术。
比赛采用的是单循环制，最后的结果是，本应该是我手下败将的那位选手得了第三名，我只得了第八名，但我曾经击败过那届比赛的亚军获得者，并差点逼和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到那时候为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棋书，也没有得到过一位高人的指点，我的全部经验来自于实践。
那年初夏，台州地区少年棋类运动会在一百公里外的仙居县城进行，县里派我和另一位选拔上来的棋手去参加少年组比赛。虽然临近高中毕业，卢校长仍很高兴地批准并鼓励我去参赛，我因此第一次获得了免费旅行的机会。在那座永安溪流经的县城，我兴奋地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星期。
那时我的偶像是象棋大师胡荣华，他15岁就登上了全国冠军的领奖台，已经连续7届获得全国冠军了。遗憾的是，我最后只得了第四名，而前三名才有机会代表台州去绍兴参加浙江省少年象棋比赛，这也使我推迟一年看见铁轨和火车。当我回到江口中学，毕业典礼已经开过，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年春天，当县体委有关负责人再次邀请我参加象棋集训队时，被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他看到我有了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但我仍关注那年的象棋比赛，记得那届诞生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全国少年冠军——吕钦，他后来成长为胡荣华的接班人。
我下一个重要的棋友将是一位数学家，那便是我的导师、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潘老师不仅在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两度领先世界，还善长乒乓球、桥牌和象棋等游戏。在我成为他的研究生之初，在他患上不治之症以前，我们曾经对弈过许多回，结果我胜少负多，比例大概为四比六。虽然如此，我是他的学生中惟一获得对弈邀请的。
那以后，我对围棋和国际象棋也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再也没有投入过，因而水平一直比较臭，其中围棋的对手包括小说家余华。我俩曾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宿舍楼里关起门来下了一整天，惟一的观众是他的室友莫言。而因为贪恋下国际象棋，我错过了与另一位小说家、老校友哈金的会面，那是在美国东南部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座私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