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题记
水井是潮湿的一个据点，即使在陆地表面，以它为中心，若干米长为半径的圆内通常也是湿漉漉的。为了防止这种渗透式的扩张，人们会在周围修筑排水沟，并在沟内浇上水泥。因此，当有人接近它时会有所觉察，这是一道警戒线。井面不是镶嵌在地面的一个方形或圆形，而是被几十厘米高的砖头或石板环绕，这样既避免了儿童不小心坠落其中，又可以保护水质的清洁。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水井甚至备了封盖，必要时可以上锁。
水井的历史就像塔一样无从考察，但显然，人们因为口渴才掘井，因为心渴才筑塔。可以说，塔是天上的井，井是地下的塔。如今生活在城里的年轻人大多没使用过水井，他们只在某些古宅或电影里面见到过水井的模样。我小时候的课本《常识》和现在的小学课本《科学》）里会有赵州桥和大雁塔之类的图片，但是不会谈论水井。
在澄江中学，有两口水井。其中一口在食堂门外，那口水井提供了清凉可口的饮用水，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在工友叔叔的指点下，我慢慢学会了用铅桶或木桶打水，方法非常简单，用绳子把桶放到水面，晃动绳子，让它摔一个跟头，全部没入水中后即提起。也有不少人学不会使巧力，反来复去才打上半桶子水。
在我的记忆中，水井不只是一面镜子，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我的谈话对象。我时常趴在井沿做鬼脸讲笑话，有时甚至发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如果和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相互看见背上的书包。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家庭作业，放学以后喜欢在外面玩。水井的表面离地面有三四米，有时一场大雨下过，水面会迅速上升，甚至接近地平线。与此同时，水质也会变黄，仿佛它已经不是水井了，而是一个水坑。这倒是给我们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即便掉下去也可以自己爬上来。
许多年以后，我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见识了另一种式样的水井。井口全封闭，只有一根水管从中延伸而出，旁边是一个长长的铁把手。当有人反复使力下压把手，井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龙头流出。就在邻接大诗人泰戈尔故居的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一个成年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坐在井边，头发和身体涂满了肥皂。在他旁边，一个男孩在用力抽取井水。
后来我了解到，这样的水井都非常深。在干旱缺水的中国北方，也有不少地方有这类水井，但恐怕不会有人这样当街洗澡。而在我如今居住的城市杭州，还有这样一口水井，传说甚为久远，（更）因为两百多年前一位皇帝的光临和题字，让它所在的村庄、乡镇，甚至整座城市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沾了光。
各位一定猜得出来，那正是位于西湖西边龙井山上龙井村里的龙井。这样的水井世所罕见，但却确实存在，慕名前来的游客每人要购买几十元一张的参观券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以这口水井命名的茶叶则成为驰名中外的顶级品牌，每年清明前采摘尤为珍贵，一市斤价格高达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当然，那样的水井早已失却原先的功能，而沦落为一种商品。
我对水井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来自六岁那年的冬天，一个旭日初升的早晨，我和同伴程功一起去樊川小学上学。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澄江中学那幢楼房三层楼里的邻居。程功比我年长一岁，上头有两个宠爱他的姐姐。他的父母都是澄中的教师，他的家比我们大一倍。在我的记忆里，程功的饼干筒里总有吃不完的东西，他也因此成为我母亲暗地里批评的对象，她甚至把此事提高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至今我对女儿们也有少吃零食的要求，当然，理由与我母亲所说的不尽相同。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地上有霜冻。我照例比程功早起，我在他家门口喊他的名字，听到里面应了一声，便先下了楼梯。我一溜烟跑到中学的黑板报前，准备躲在那小墙后面，和他玩一次捉迷藏的游戏。那里刚好有一口水井盘踞在十字路口，给菜地浇的水便取自其中。我一边哼着那支人人会唱的歌曲《东方红》，一边跳跃着向前奔跑。就在我扭头回望的一瞬间，一只脚拌在井沿上，扑通一声，我掉进了水井。此时此刻，程功还没迈出澄中那幢楼房的大门，而教职员工或者尚未起床，或者起来了却未走到户外。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可以说手足无措，脑子一片空白，刺骨的井水也没有让我清醒。一个尚未见过世面的小生命眼看就要终结，没想到几十米远的菜园子里有一个“右派”地理老师，一大清早他就在地里松土。他听到扑通的落水声，赶紧提着锄头跑了过来。井水有两米多深，幸亏我穿着棉袄，还能浮在水面挣扎几下。那“右派”老师在井沿蹲下，放下锄头，被我慌乱中一把抓住了。
这个“右派”老师姓李，我叫他李伯伯，平时他喜欢用络腮胡子扎我。如果还活着，应该有90多岁了。可以说，是一个“右派”给了我生命，而另一个“右派”救了我的生命。李伯伯把我捞上来的时候，程功才刚刚赶到。遗憾的是，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李伯伯，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多年以后的一个夜晚，我和程功在杭州曙光路的一家酒吧里偶然相遇，他肥硕的躯体差点没让我认出来。我问起那次落井事件，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又问起早年宠爱他以至于让我有些嫉妒的两个姐姐的情况，没想到相貌平平的二姐孩子都上高中了，而堪称美女的大姐依旧孑然一身。对于年近半百的那一代人来说，当然不会是赶新潮的单身贵族。程功的大姐毕业于某师范大学物理系，并无意成为一名顶尖的科学家。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我童年的居住地也不断变迁。落井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母亲调离了澄江中学，我也离开了樊川小学，随她到更为偏僻的一个小村庄——王林施。那里没有一口水井，村民的饮水源是一个约三百平米的池塘。池塘四周有多处石板埠头，逐级降低伸入到水面，供大家挑担提水。那可是十足的一潭死水，我不知道自己那头少年白发是否与此有关（青年时代有一年春天又奇迹般地变回黑色）。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女孩不慎跌落其中并淹死。还有一次，一位长者自溺其中。好在我没看见他们的尸体，否则的话一定恶梦不断。可是，比起邻村的水井放毒事件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几天以后，全村的人照样从那口池塘里取水饮用。
我和母亲在王林施村生活了四年以后，又搬到了另一座村庄。直到文革结束一年以后，我才返回到出生的县城，那时我刚好高中毕业，已经是个14岁的少年了。城里的居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水井依然遍地存在，尤其在胡同小巷里。每天一大清早，在清洁工的运粪车走了以后，妇女们挨个在井边清洗马桶。接下来，她们洗衣服甚至蔬菜。
我每次路过水井边，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妇女们三三两两蹲在水井边。她们用肥皂搓，用木棰敲。同时，也用本地方言交流着本地新闻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想必其中有黄色段子。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她们的后腰露出半圈白色的肌肤，那恰好是最让人好奇和想入非非的地方。要是遇到好看的女子，即便像我这样未开化的少年，也常常为自己找个理由，来回经过水井边。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中国妇女们展示自己美丽的一个舞台。虽然胸部被严实地包裹着，但细腰和翘臀却暴露无遗。
回想起来，水井边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的母亲早亡，父亲开一家小卖店，有一个比我还矮一头的弟弟。当她的父亲发现营业额的多寡与女儿之间的秘密关系以后，就让她辍学在家了。我很快感觉到她的吸引力，她做买卖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洗衣服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她坐在店里的时候，我喜欢看她的眼睛和微笑，她蹲在井边的时候，我喜欢瞧她的头发和背影，她可能是惟一没露出股沟的女人。
回想起来，我和这个女孩之间的交谈始终限于这样的词汇，“味精一包”，“两角三分”；“酱油一斤”，“找你七分”……她恐怕和熊老师一样不记得我，或压根儿没留意过我，因为我只是一个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在没有任何同龄女孩作伴的环境里长大的男孩，只是她数以百计的顾客之一。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个女孩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淡出，留存下来的已非康定斯基所说的色彩，而是她的身姿。当然，这与我已成长为少年，也与那个年代单一的色泽不无关系。可是，要等到新千年来临，我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中滞留，才为她写下一首诗，题目叫做《故乡的美人》。
故乡的美人
多年以后我回到了故乡，在一口古老废弃的水井边遇到了从前镇上的美人。她少女一般轻盈的体态，以及从舌尖发出的哧哧的笑声既让我惊讶又感到亲切。我想起那些游历过的地方，想起那些妇女，她们相异的舞姿犹如波浪把时光分隔，把我们分隔。恍忽之间，她已经车身离去，只留下一个背影又教我想起她年轻时的丰韵。
2000，麦德林①
①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以四季如春、咖啡和毒品闻名于世。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福。——题记
我在黄岩樊川小学念书的那两年正值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率先登上了月球（随后中国人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二是中苏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上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同样，我的家庭里也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兄长未名支边去了东北，二是温州的小姨父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