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抨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怒火中烧，悲愤难忍，在7月15日云南各界追悼李公朴的大会上，他面对国民党特务，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悲愤地表达了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当天下午，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惨遭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噩耗震撼了全中国，震惊了世界文坛，美、英、苏、新加坡等国新闻媒体纷纷撰文，中国国统区、解放区人民纷纷集会，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声援民主战士。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国民党暴行，声援民主战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分别发出唁电，高度评价闻一多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气概。学术界著名学者吴晗、叶圣陶、华罗庚、冰心、朱自清、郭沫若等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深切悼念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遇难时，闻家驷根据学校安排已回到北平。远道闻耗，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更坚定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从此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坚决支持北平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正义行动。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中共上海局平津学委负责人从事学运领导工作，为争取和平解放作出了不懈努力。这段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杂文，主要有《论救国》、《最后的话》、《当真是匪警吗》（1945年发表在《时代评论》上），此外还有《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1948年《中建》三卷四期）、《我所知道的朱自清先生》（1948年《中建》三卷八期）。
新中国成立后，闻家驷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主席等职。他又写了缅怀闻一多的文章《做一个有骨气的人——追忆一多兄》（1960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表现了浓浓的兄弟情义。自1954年闻家驷的译著《雨果诗选》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又相继编辑了《雨果诗抄》、《法国十九世纪诗歌选》和翻译出版了世界名著——长篇小说《红与黑》等。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候补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闻一多研究会第一、二届名誉会长，闻一多基金会顾问等职。20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条目等多项编撰工作，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生物学卷和《外国生物学名著丛书》编委。
1997年11月8日，闻家驷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了讣告。
◎故事感悟
闻一多与闻家驷两兄弟为自由与民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两兄弟的情谊也是至诚至真，其光辉形象与文学作品也将永远激励着后辈不断前进。
◎史海撷英
闻一多的爱国情操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文苑拾萃
《最后一次演讲》节选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宁波董氏兄弟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
董乐山（1924—1999年），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50年后历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审稿、业务秘书，新华社外训班教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生导师、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三S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国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译协理事。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78年，著名的《读书》杂志刚刚创刊，就开辟了一个“纽约航讯”的栏目（后改为“西窗漫记”），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坛与出版界的状况，这给被禁锢多年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打开了一扇“西风窗”，栏目的执笔人就是旅美作家董鼎山。与此同时，北京还有一个研究美国文学和社会的专家，也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关美国文坛趣闻的随笔，那就是董鼎山的弟弟，作家、翻译家董乐山。这对兄弟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现代文化史留下了华彩的篇章。
董氏兄弟系浙江宁波人，哥哥董鼎山生于1922年，弟弟董乐山生于1924年，兄弟俩先后都到上海读书，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高材生。
哥哥董鼎山成熟较早，14岁上初中时就在家乡宁波《时事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曾轰动一时。17岁在上海复旦附中读高中时，他就开始向柯灵主编的《大美晚报》和《文汇报》的副刊投稿。以后又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沈寂主编的《幸福》等杂志上发表散文、短篇小说和影评。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在《辛报》、《申报》和《东南日报》当记者和编辑。1947年，他用令狐彗的笔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幻想的土地》，一时间，“令狐慧”成为专写十里洋场儿女风情的高手，名噪上海文坛。近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罗曼史》就收了他当年以令狐彗笔名写的16篇爱情小说的合集。这些爱情小说，真实而自然地写出了旧上海青年人之间微妙的情爱心理，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
这一年秋，董鼎山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课余，他经常给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撰稿，同时担任纽约一家华文报纸《联合日报》国际新闻版主编，前后长达十年。在拿到第一个硕士学位后，他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硕士。1964年毕业后，即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后任资料参考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
在美期间，董鼎山主要用英文写作，经常给《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特写》、《星期六评论》、《图书馆月刊》以及《美中评论》、《新亚洲评论》等主流媒体撰写书评和时论，他的双语使用都已臻化境。他认为文学创作是心灵抒发的自然行为，文笔优美的创作艺术当然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内容必须言之有物，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究有所贡献。而其作品题材之广泛，发表刊物之多，在海内外的影响之大，在当前美籍华裔作家中都是少见的。
留在国内的弟弟董乐山的人生道路就不如哥哥那么顺当。董乐山在15岁那年就开始诗歌创作，在柯灵主编的《大美晚报》“浅草”副刊上发表过诗歌处女作。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以麦耶的笔名为《杂志》月刊每期写数千字的影视剧评，很有影响力。那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戏剧名家李健吾推崇的杨绛的两部喜剧也多有微词，他评论说：“《称心如意》似乎还够不上称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全剧缺少一个中心，只是以一个人物作为线索而连串了四个独幕剧而已。而《弄假成真》的缺点，则是它受悲剧的影响太深了。”他还独具慧眼，早就看出“孙道临是个难得的演员人才”。另外，他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飘逝》，写的是一个哀怨的爱情故事；《裁员》则写小公务员的委琐、官场的冷酷和人际关系的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
1946年冬，董乐山大学毕业，先后在上海《东南日报》和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北京新华总社任翻译。1960年起，在外训部任英语教员，后并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78年，中美恢复邦交，董鼎山立即退掉去瑞典探望岳父岳母的机票，携欧洲太太和女儿回到上海。他兴奋地说：“整整三十一年的漂泊，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国，其心情难以言表。”在北京，他见到阔别多年的弟弟董乐山和老友冯亦代，这次晤面是应冯亦代之约，他给《读书》杂志的“纽约航讯”的专栏写文章，专门介绍美国文坛和出版的资讯。开始，他每次将文章写好后，都交弟弟董乐山修改后发表。
后来，他又应《博览群书》之约，在该杂志上开辟了“纽约传真”专栏，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他越写越有兴趣，连续写了十年，奠定了他第二个写作生涯。他把十年间在国内、港台、美国、加拿大的中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先后结集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记》、《书、人、事》、《留美30年》、《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董鼎山先生文集》（二册）、《自己的视角》、《纽约客闲话》、《美国梦的另一面》、《温馨上海悲情纽约》、《美国文学纵横谈》等。
董鼎山具有两种文化背景，他的文章既有东方的细致缜密，又有西方富于幻想的浪漫气息。他在评述欧美作家和作品的同时，又往往融入个人的人生感受和文学体验。文字又写得简洁而风趣，如行云流水，为读者所喜爱。
第一次归国之行回美后，董鼎山还在《纽约时报》与其他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初访中国印象记》。这些文字后来由他弟董乐山译成中文，交《参考消息》刊出。
董家兄弟俩不仅感情深，而且志趣相投。董鼎山在《自己的视角》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在写作生涯上一向引为知己的是自己的弟弟董乐山。我俩在少年时代（即使在抗战初期分居两地）就发现不约而同有共同的兴趣，我对他的鉴别力有完全的信任。”
1980年，董乐山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培养世界新闻专业研究生。1981年，他正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主任。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心，为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和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
董乐山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著甚丰。他在1979年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新译本销售160万册，是迄今为止翻译最好、流传最广的版本。他在1980年翻译的韩素音的《伤残的树》曾获韩素音翻译奖。1988年，他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预言小说《一九八四》影响更大。此书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奥威尔主张的是一种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对我国的政治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980年2月，董乐山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获当年该报小说征文一等奖。1982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将其译成英文，予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