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权威的心理阻碍着人们独立地观察和分析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阻碍着人们以科学的精神去探索事物的真相，因此必须加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地利物理学家魏斯科普夫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喜欢跟伟人唱反调。”因此，我们要学会摆脱习惯的束缚。在此，介绍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对问题做出分析和定义，每一次分析和定义都可能指明寻找答案的途径。如果遇到一个问题后，多提几种解决的方案，找到答案后要找一找看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答案。有人对曲别针的功能就找了几千种，一块手帕也有上百种用途。平时的训练很可能为你以后解决问题带来方便。
第二，寻找答案的时候，仔细推敲自己的假设，这些假设本身是否就是一种障碍。
有这样一道智力题：请你不打开瓶盖也不打破瓶子而喝到瓶里的汽水。你如果摆脱“瓶盖是铁制的”这一定式，想象一个软木塞的瓶盖并把它按进瓶里就可喝到爽口的汽水了。
第三，善于奇思异想--也许正是最笨的设想和建议诱发出了奇妙的办法。
第四，暂时放弃疑难问题，想想别的问题，也许会触类旁通，甚至可能在完全忘了此事后，灵感会不期而至。
先入之见
对事实的分析，就应以尊重事实本来面目为先决条件，结论应产生于思考过程的末尾，这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思考程序。如果有先入为主的见解，而且以它为依据去分析事实，不顾事实本身怎样，一味地使事实来适应这一先入之见，就要犯逻辑错误。
有个幽默小品是这样的：
杰克从来没坐过飞机。他第一次坐上飞机时，精神十分紧张。飞机发动了，别人告诉他，飞机马上起飞。他闭上眼睛，极力控制着自己，以保持镇静。５分钟后，他睁开了眼睛，大胆地向窗外望去，惊讶地喊着：“飞得真高啊，你们看，下面的人就像蚂蚁一样。”邻座的人告诉他：“那些本来就是蚂蚁，飞机还没有起飞呢！”
飞机是否起飞应以事实为据，此人却以“已经起飞”这一先入之见为依据，去分析解释所见到的事实，实在可笑。
某些“人之常情”也可能成为先入之见，干扰人们的分析。
１５４０年，哥伦布率领的船队在大西洋遇到了风暴的袭击。幸存的几条船漂到了牙买加岛的一个偏僻的小港湾。他们向印第安土着人求救，由于土人曾受过西班牙军士的洗劫，说什么也不肯相助。晚上，哥伦布在读一本天文历书时，突然欣喜地跳了起来，他去向印第安人说：“你们再不帮助我们，我就夺走你们的月亮。”印第安人天天晚上都要在月光下跳舞，他们不相信哥伦布的话，仍旧不答应帮助。第二天晚上，当他们正在月下欢歌起舞时，月亮果然慢慢消失了。印第安人十分恐惧，首领便去向哥伦布哀求，答应供给粮食。过后，月亮被“还”了回来，哥伦布满载着粮食离开了港湾。
其实，哥伦布从天文历书上得知将发生月食，设了这样一计。印第安人缺乏月食的知识，便以“夺走月亮”这一先入之见去解释月亮消逝这一现象，造成了失误。
所以，要想对事实进行客观的分析，就要抛弃先入之见，不要受其干扰，否则将会影响对整个事实的客观判断。
轻率概括
依据耳闻目睹的某些事实进行推论，以获取较为普遍的认识，这是人们常用的分析方法。
事实上，要想获得普遍性结论，得到一个分析的可靠结论，那么推论所依据的事实不仅要真实，而且要尽可能选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实作为依据。片面的、个别的、非典型的事实很难推出可信的、普遍性的结论。如果硬要去推，就会犯“轻率概括”的错误。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说：“决不可过分地相信自己仅仅从例证和传统说法中所学到的东西。”这里说的“例证”就是指个别的事实。只看到两个事实，便匆忙地推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轻率概括的一种表现。
在英国有这样一个故事：
哲学家罗素曾养了一只公鸡，每次喂食时，总要摇铃，几乎天天如此。有一天，罗素家里来了客人，家里没有菜。他灵机一动，便把铃摇了起来，公鸡一听，跑来了，以为有食吃了，没想到罗素一把把它抓住，公鸡知道要被杀，连忙抗议说罗素不尊重动物权。罗素摇摇头叹息道：“有朋友从远方来，家中没菜，这是没办法的事呀！”公鸡抗议：“你一向训练我重视经验，遵守归纳的原则：你第一次摇铃，给我米吃；第二次摇铃，给我米吃；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是给我米吃，直到昨天都是如此，所以我想，这一次还是给我米吃，可你不但不给我米吃反而要吃我，我死是小事，可是要死得明白才甘心。请你告诉我，归纳法不可靠吗？难道经验不可靠吗？”罗素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手起刀落斩下了鸡头。
据说，从此英国的公鸡再也不相信经验：每到天阴的早晨，便不再报晓，因为它们不敢依靠经验确定太阳已经升起。
先摇铃后喂米，这是人为制造的事实，并不反映客观规律，不是不可逆反的必然，尽管多次反复也随时可改变。在科学研究中，应尽量避免“轻率概括”，而应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一篇科普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益鸟和害鸟，主要是根据食性来分析决定的。像山雀、燕子、杜鹃、猫头鹰等主要觅食害虫、鼠类，对农业生产有利，就是益鸟。而像那些嗜食谷物、果实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就是害鸟。有时候，还不能只根据一两只鸟的食性分析，就来判断它们是益鸟或是害鸟，要多解剖几只，求得平均数，再根据这个平均数来下结论才比较可靠。
这段论述，讲的虽是对益鸟、害鸟的分析，但却说明了在科学的分析中怎样避免“轻率概括”的道理。
英格兰也有一则古老寓言，讲的是官府派一位聪明的户籍官到威尔士某个村庄登记全体户主的姓名。这位户籍官来到村子后，就从第一家开始按顺序调查。他询问的第一个户主叫威廉·詹姆士，第二个户主、第三个、第四个……也叫这个名字。最后，他自言自语道：“这可好了！他们显然都叫威廉·詹姆士。我何必还要一家家去调查呢？把他们都照这名字登记上，然后今天就可以好好地休个假了。”结果他错了！除了叫威廉·詹姆士名字的人之外，村子里还有名字叫约翰·琼斯的人。
户籍官的“聪明”当然是打引号的，不过他和思考哲学的公鸡一样都遵守了一种推理规则，这叫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所谓归纳，就是从个别性前提推出全类一般性结论的推理。这种逻辑推理最早是１６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系统地提出来的。他将自己的书起名为《新工具》，用来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相对应。正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将演绎看成惟一的思维工具一样，弗兰西斯·培根及其追随者们却走入另一极端，将归纳看成惟一重要的思维工具。下面还是用例子来说明吧：
统计资料表明：大多数汽车事故出在中等速度的行驶中，极少的事故出在时速大于１５０千米的高速行驶中。这是否就意味着高速行驶比较安全？事情绝不是这样。统计资料往往不能表明因果关系。之所以极少的事故是出在时速大于１５０千米的高速行驶中，这是因为多数人是以中等速度驾车行驶的。
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布里格斯的辩解是错误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是在９５岁以前死去，这样一来，当然是每年极少有人是在９５岁或超过这个年龄死去。布里格斯作为保险公司职员，他只向９５岁以上的老人兜售人寿保险，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经理的训斥。
在日常生活中，类似的谬误多得很。我们还可以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统计资料表明，大多数杰出的数学家是大儿子。这是否意味着头生子比以后出生的儿子数学才能高一些？不能下这个结论。这只能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的儿子是头生子。
一个调查统计资料表明：脚大的孩子拼音能力要比脚小的孩子好。这是否能说明一个人脚的大小是衡量他的拼音能力的量度呢？不是的，这实际上是因为脚大的孩子年龄也大些，年龄大的孩子当然要比年幼的孩子拼音拼得好一些。
三、分析的推动力
知识与分析
在正式进行论述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大概看一下知识在分析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一艘载客潜艇在海底航行时不幸失事。艇上游客是１０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失事后，９对夫妇和３名艇员的尸体漂浮到海面上来，只有一对夫妇生还。警方认定他俩是毁艇谋杀的嫌疑犯。这对夫妇有口难辩，也说不清为什么其他人都遇难而只有自己生还。在法庭上，才学渊博的律师为他们作了申辩：潜艇撞裂后，艇上的人纷纷拼命争抢救生圈逃命，这对夫妇没有抢到。他们只寻到一块木板，慢慢地升上了水面。到底凶手是谁？是潜水减压症。在海底，随着６倍于陆地的强压，人们全身血液溶入大量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他二人借助木板，上升较慢，近似自然减压，氮气自然从肺部呼出体外，所以安然无恙。其他人靠救生圈，上升很快，氮气来不及呼出，在全身各处形成气栓，阻塞了心、脑及周身的供血，造成了暴死。律师的辩护启发了人们，后请法医验尸，果然发现死者们血管里有大量氮气栓，心脏和脑因严重缺血而坏死。至此，那对夫妇才得以解脱。
通过此例，很容易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拥有知识是进行分析的前提。律师所以能拯救那对夫妇的生命，与其说是因为律师的善辩，倒不如说是因为律师具有渊博的专门知识，他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古希腊，所有知识都是来自于个人的经验，而每个人对事物的感受不同。因此，知识仅仅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没有绝对意义的知识。
柏拉图认为：知识是经过证实的正确的认识。人们只有在正确方法论指导下获得的认识才是知识，否则只能叫想法或信仰。
罗素认为：知识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
德鲁克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是经过人的思维、分析、整理过的信息、数据、形象、意象、价值标准以及社会的其他符号化产物。
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掌握的知识能够被随手运用，而不是布满灰尘地储藏在某种心理阁楼中？我们如何才能够对心理机敏状态获得最好的理解？是否有什么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此种心理机敏状态？诸如此类的问题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让我们能够时刻准备着把握突破的关键时机。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天都要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是知识和以知识为中心的概念。丰富的知识可以启迪人的灵感和智慧，可以拓宽认识和分析的视野与思路。解决问题要靠以知识为基础的思维、分析、判断和选择能力。有证据表明：杰出的科学家和成功者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
杰出人物无不知识渊博，同时，他们又都具有强大的知识更新能力。拿破仑皇帝是伟大的军事家，而他最大的贡献则是法国民法典；柯南·道尔笔下的着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思维之所以非常敏捷，极富逻辑性，是因为柯南·道尔的智慧。如果柯南·道尔没有渊博的知识功底，无论如何，他也是塑造不出福尔摩斯这个智慧的侦探形象的。
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探长和丝米小姐约好晚上８点钟见面。丝米小姐是最近发生的一桩血案的重要见证人，探长要向她了解一些情况。
晚上８点钟，当探长推开丝米小姐家的房门时，却意外地发现房门虚掩，屋子里空荡荡的。探长知道情况不妙。他走到一张写字台旁，发现上面放着一台计数器，上面显示着一道算式：１０１×５。探长很快意识到丝米小姐出事了，于是马上拔腿冲出屋子，前去营救丝米小姐。探长怎么知道丝米小姐出事的呢？这是因为１０１×５＝５０５，在计数器里显示作５０５，类似ＳＯＳ。
如果探长不知道ＳＯＳ是求救信号，看到５０５后，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这跟丝米小姐出事有什么联系的。
可见，拥有一定的知识是分析的前提，这就要求我们涉猎广泛的知识，知识能够使人聪明起来。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知识会让观察者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缺乏正确的知识会让人们产生盲点，阻碍人们对问题的分析。拥有正确的知识并且能够随时灵活地运用它，这是人们要获得顿悟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
在分析训练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专门用来学习知识的。不过这种知识学习是服务于分析能力发展需要的，是为思维的层次进化打基础的，我们称这类知识为智慧型知识。它包括科学、政治、经济、军事、艺术、文化、经营、管理、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核心知识。有时候为了活跃思维、更新观念、客观分析，还必须学习一些最新、最前沿的知识，这时候，新知识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分析训练。
所以，分析与知识的关系无疑是非常紧密的。没有大脑思维的创造性活动就不会有知识的产生，而在不同时代人们的活动又都是建立在相应的知识层面上的。所以，尽管分析和知识是两个相交的圆，但是绝对脱离知识的分析训练是不存在的，也是不现实的。这就如同生活在沙漠地区的人仅凭道听途说是永远无法真正想象出大海的波澜壮阔一样，没有现代知识背景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培养出现代的分析方式。
惰性与背景
清楚地了解你应当知道些什么，这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能否开始分析活动的前提。仅仅是知道还不够，除了拥有正确的知识之外，人们还必须能够调用此种知识。人们往往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但是却不能够将他们的所知调用出来。许多顿悟性谜题往往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弱点。下面一夫多妻这个例子就是如此。
一男子把家安在某个小镇中。他先后与同住在该镇中的１０名妇女结婚（ｍａｒｒｙ），并且，从来没有与其中任何人离婚，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她们之中亦没有任何人死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诸如这样的谜题往往使得人们让自己拥有的相关知识继续闲置在内心深处，它们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一个错误解释的陷阱。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男子住在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法律非常宽松或者属于某个非常独特的宗教体系。但是不是如此呢？标准答案是这名男子是一个牧师，他让这１０名妇女分别与不同的男子结了婚。单词ｍａｒｒｙ（结婚）有两个非常相近的意思：“与人结婚”和“主持婚礼”。这个问题的表述让人们首先想到第一个意思，从而压制了第二个意思。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个单词有两个意思，但当第一个意思已经端坐在聚光灯下的时候，要调用这个单词的第二种意思是很困难的。
心理学家约翰·布兰斯福特和他的同事们用这个问题（表述与这里稍微有些不同）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做实验，以证明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调用“惰性知识”来分析问题是多么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