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抗议残酷是应该的，但仅仅抗议这一种而不抗议那一种是不应该的，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再来抗议，尤其愚蠢。波兰（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二地）集中营的惨剧，公布于世已有两月，不曾听到苏联和受难国同胞以外的人哼过一声；原子炸弹一颗，却把数万里外的教皇从深宫里惊醒！人类真是既聋且瞽，以至于此吗？
真正的人道，应该是彻底消除战争。一有战争，什么国际公法，人道主义，都是自欺欺人之谈。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杀千万人者为民族英雄！这样算得人类有理性吗？枉杀不究，虐害不问，新兵器的出现方才惊心动魄；这样算得慈悲吗？
消弭战争的大问题，自非单讲人道所能解决。但若人道主义的精神能渗透政治和教育，弭战也就增加了一分希望。随时随地遏止残暴的兽性，纵谈不上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至少比在全人类发了疯的时候再来痛哭流涕，有效得多！
所以，慈悲虽是人类最圣洁的感情，但单纯的感情绝不能产生实效：即使抢天呼地，也要赶上适当的时间，而这一点就需要理性来决定。理性存在一天，人道也跟着存在一天，仁人君子所要注意的，所要努力的，还是在此而不在彼。
以直报怨
日本降伏以后，吾国政府屡次告诫国人，对日本俘虏及侨民须以宽大为怀，不念旧恶，与人为善。这种数千年的传统德行，在战胜之余，当然需要阐扬。且八年抗战，我们被俘虏的将土，以及徒手的平民，惨遭敌人屠杀之数，不可胜计；此时难保国人不积愤填膺，乘机报复。所以政府的谆谆告诫，更显得是贤明的措置。
可是德行也不能越出中庸之道。我们一面怀柔，一面还得警戒，否则狼子野心，祸贻后世，为患有不堪设想者。例如，日本在八月十四日正式宣布投降后，驻华日军即暗中毁弃军需物资，为数甚巨。这种违反停战条件的行为，足证日本军人的怙恶不悛。我们主张不但其主犯及其负责长官应当严加惩处，而且毁弃的物资也当责令日政府赔偿，列为吾国将来要求赔偿项目之一。
其次，日本解除武装后之拘留及侨民之处理，报端虽有披露，但略而不详；甚望我国各地受降长官克日详细公布，以祛群疑。至拘禁条例之实施，与乎随时随地之监视戒备，尤须严格，勿稍宽纵。
上述种种，绝非我们的过虑。美国舆论及军方领袖即对日本国民性之欺诈、伪善各点，大声疾呼，警告世人，五旬以来，不绝于耳。如太平洋美海军司令尼米资上将，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名记者密勒等之言论，尤足发人深省，足供吾国今后对日政策之参考。
以德报怨，固是美德，但连提倡仁恕不遗余力的孔子都要问：“何以报德？”他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一语点破了大国民风度也有限度的这个原则。
是宽大还是放纵
且不说一八九四以来日本侮华的历史，单是近二十年的血债，也就打破了世界上任何两个敌对民族间的残酷记录。新加坡一带华侨被杀十五万，时间仅仅三年半。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诸省，八年的华北华东，五年以上的华中华南，我们被屠杀的同胞还有数目可计吗？
物资，占领时期被攫走的，和平以后公然销毁的，沉于海洋的，偷卖的，移转于无耻奸商叫他们顶名的（据纽约《前锋论坛报》驻平记者报告，半个月前在华北还干着这种勾当），恐怕永远无法知道数字。只要听听伪币和日军用券神话般的流通额，就可知道被劫被毁物资的总值如何巨大。
说这种滔天大祸因为降服而可一笔勾销，等于否定了人类的法律和正义。嘴里说应该膺惩而实际上事事放纵，等于养虎贻患，慢性自杀。把日本的侵略、破坏、残杀，认为只是军阀的而非日本人民的罪过，简直是故意替凶犯开脱，或者是短视之尤，近乎尼采所谓的“超人以下的”一流。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只有军阀是主犯，死心塌地做军阀帮凶的便可免予追究了吗？法律上从犯二字又怎么讲？日本朝野为了避重就轻，躲避严厉的处罚，保存天皇体制，保全国家元气以图东山再起，当然要假撇清，故意叫军阀做负罪的羔羊。可是我们怎能轻易被他们瞒过，从而附和？谁都知道一·二八事件以前，一八九〇年以后，日本久已实行民主立宪。那四十年间的政府是对议会负责的，即是由人民选举的。而侵略中国，虐待华侨的政策，早于九一八，早于五四，早于甲午战争就开始，由所谓自由主义派的元老一辈决定了的。他们不是日本人民的代表吗？不是被民众拥护的吗？军阀的丰功伟绩不都是日本人讴歌的吗？前者所犯的血淋淋的罪行，后者决计脱不了干系，操纵五十年来日本教育的，并不是军阀，而是日本国民爱戴信仰的思想领袖。最近盟军占领日本土，战争犯相继被捕之后，日本小学生还在学校里穿着护身甲，用竹刀决斗，继续训练武士道精神（见本月二日美联社电）。试问：这也是日本军阀的责任吗？没有这种教育，今日的军阀绝不会凭空跳出来。
故凡与国民性不可分割的，有历史背景的残暴行为，必须由整个民族来补赎，方才公道。日本人民的盲目服从，自大，迷信神权，崇拜军国主义，残忍野蛮，比普鲁士人有过之无不及。明治维新后他们事事模仿日耳曼，便是气味相投的明证。所以联合国怎样对付德国，就得怎样对付日本。而联合国怎样对付日本，我们也不该有所例外，拿子孙的命运当儿戏。
然而按诸事实，我们不但始终抱定大国民风度，更有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的倾向。虹口的日本商店到双十节前两天才贴上封条。日侨在“集中区”里满街逍遥，有的还在犹太人地摊上挑选东西。这种闲情逸致的生活比起集中营来差得多远，比起他们本国的同胞来尤有天堂地狱之分！手挽手的青年男女，衣冠端整，面色红润，连臂上缠一方布这种委屈都不会受到：他们真是何幸而流浪而被俘在中国！就说进了集中营的战俘吧，军官随便可和英美记者谈天（一个美国记者却气愤愤地对人说：他们胆敢！他们胆敢），存着大量的威士忌酒，上等的罐头食物，还被允许保持少数的枪支以便自卫！呔！但愿外国的史学家不要信笔所之，把这些空前绝后的奇闻写上了历史！不幸，精彩的节目有的是：浦东集中营里忽然飞出一颗子弹打伤了美国水兵。结果，该管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失职与藏匿凶手二罪被判徒刑两月。审判犯罪的战俘而不用军法，不知军法定来何用？用了普通刑法而复拣条文中最轻的罪刑判决（刑法第一六四条规定判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更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这仿佛告诉日俘：一枪的代价，仅是长官拘囚两月，罪犯本身仍太平无事。可是九年前，藏本不过在紫金山背后躲了几天，下关日军舰立刻卸下炮衣，炮口对准了我们的首都，差一点把中日战争提早开场。两相辉映之下，可见以感情言，国耻被忘记得太快。以理智言，司法的尊严被看得太轻。而在盟军云集的都市里，尤未顾到国际间的威信。有什么理由，战胜国要为一个敌俘付偌大的代价呢？我们要问。
话说回来，这些还不过是枝节。主要在于我们的对日政策有问题。说和平来得太快，来不及准备吗？美国也坦然承认这点。但麦克沃塞在一个半月的时期内，解除日本土的武装军队已达四百万名，同时封闭了同盟社，释放了成千的思想犯，促成东久迩内阁的解体。以这样的成绩，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舆论尚且不断地在四下里督促，唯恐他不够严厉。
假如有一个中立国人，把我们对敌俘的态度和措置，同麦克沃塞的来一个比较，从而把我们今后的对日政策诠注一下，我们忝为战胜国的人民又当做何感想？
两千四百〇七年前，正当勾践降吴，把吴王奉承得心满意足，一心想对越人表示宽大的时候，伍员向吴王夫差谏道：
“越在我，心复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吴王不听。而伍员“挟吾眼，悬吴东门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的愤激语，竟成了其中的预言。
这段古老的历史，愿政府诸公重新读一读，想一想。
国民的意志高于一切
正统观念在民众的心日中早已消灭了，否则辛亥革命不会成功，袁氏称帝不会失败，而北伐也不会胜利，国民党也不会有今日。老百姓分辨顺逆邪正的眼光非常简单，非常准确，极容易改换，也极不容易改换，只看政府的措施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从不理会堂皇的文告说得怎样的天花乱坠。
所以当前的内政问题，国民只认为政府党与在野党的争执，绝不承认主奴的成见可以成为相持不下的理由。尽管大多数的民众谈不到政治意识，“家天下”的念头究竟和他们离得很远了。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口号，说明它也并无永久当家的意思。在这种情形之下而事态仍会像今日这样的恶化，推本穷源，还在于正统观念在党员心中作祟，也由于双方竭力造成既成事实作为党争的手段。
冲突的近因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点：军队的国家化，这是没有一个人不赞成的，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否认眼前的中国还是一党专政的局面。故若两党老抓着这一点来争，而且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那么只有加增彼此的猜忌和疑虑，绝没有好结果。解放区行政长官的分配，国民党在原则上已经接受；但对“统一”，“割据”，“分裂”这些名词在现代政治上的定义，双方的了解并不一致，于是不但意见越离越远，而且淆乱了全国的听闻。受降和复员是现局中最微妙、最重要、最迫切的两件大事，也是最近两党冲突的导火线。一方面要单独负责，一方面要和旁的军队同等参与。一方面怕对方割据，一方面指对方借端扩张地域。背后还各有更微妙的国际背景，使事情格外难于解决，同时也因投鼠忌器而阻止了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然而这些症结真的不可解决吗？并不。在原则上只要双方把党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分清，必要时肯把前者为后者牺牲。在实践上，只要双方愿意听从国家主人翁的意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一切的纠纷都可从根解决，中欧各国最近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倘说现在情势紧急，公民投票远水救不得近火，那么先来一个包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全国性的政治协商，仿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成例，组织一个最高复员委员会，实地监督一切受降与复员事宜。这该是防止内战最彻底、最公平而有效的办法。因为不论国内或国际的争议，没有第三者出面仲裁，和平友好的谅解绝不可能，尤其这里的第三者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以常理言，当主人出来表示意见，监督执行的时候，公众的仆人纵有天大的争执也当完全消释。难道全国人民的保证还不能祛除两者的猜忌心理吗？
八年的抗战，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不问是外来的强敌，是国内的任何党派。谁蔑视了这一点，谁就失败。所以组织调查团一类的提议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追究启衅的责任，而要根本消弭内战。只有街头的打架才以谁先动手来互相推诿。天天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便是非打不可的最明显的表示。以近百年的时间，千辛万苦好容易缔造起来的中华民国，遭逢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也临到了万劫不复的危机：在此生死关头，一切的党派都该服从国民的最高裁判。历史上兴亡起复的是朝代和党派，不死的是民族；而全民族的意志只有一个：不许打！
十一月十日。
历史与现实
古人说“冬日读经，夏日读史”；小时候完全不懂这两句话的道里。长大了，生活体验所得，才知夏日头脑昏沉，不易对付抽象而艰深的理论，非离开现实较远，带些故事性的读物就难于接受。而历史，究其实也是一部伟大的冒险小说。别说史前史所讲的是货真价实的神话，即近古近代史都有野人记与《封神榜》的风味，一方面是荒诞怪异，令人意荡神摇；一方面又惊心动魄，富有启发警戒之功。在临危遇难的时节，历史尤有抚慰鼓励的作用。
整整八年，全国人民仿佛过了一个冗长酷热的夏季。在悲愤郁勃、苦闷难宣的时期，的确是历史支持着我们，是历史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加强了忍辱负重抗战到底的决心：置生死祸福于度外之后，反而增添了挣扎的勇气。翻翻古今中外几千年的陈账，真正干净的能有几页几行！而这几页几行还是以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那么，我们的流亡迁徙，妻啼儿号，或许也能换得来日的和平安乐。至于日常琐碎的烦恼，悲欢离合的刺激，一比之下更显得微末不足道了。
现实使人苦闷，焦躁，愤激，绝望；历史教人忍耐，明哲，期待，燃起我们对明天的信心和希望——这是我们八年之中真切体验了的。
人，先天地受着历史决定，后天又从它学得对时空的观念。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小我，大我，物我的界限，都逐渐泯灭了。单是地球年龄和生物进化年代的数字，就够警破我们营营纷扰的迷梦，唤醒我们被利欲熏糊涂了的心：陶朱公三聚三散而不知所终，郑通钱布天下而寄死人家，岂不显得聚敛无厌，藏金异国之徒的可笑可怜！一朝视野扩大了，从名利中解放出来，自大狂消失了，连人为万物之灵的虚骄气焰也灭杀了：个人固然万虑俱清，脱然无碍；社会也多一片干净土，少一批野心家，不至于谁都自命为亚历山大与拿破仑，谁都想做煤油大王汽车大王。再如人种起源史，宗教发展史，以及多多少少的战争史，更可破除迷信，摆脱偏见，祛除猜忌仇恨，揭穿投机分子与爱国宣传家的面具，消弭一切愚妄而残酷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斯便想借公共的历史观念来促进公共的和平与全体的福利。——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刚恢复平时生活而要确保未来的安宁时，现实的改善，幸福的追求，人类的进步，都需要历史的启示。
现实与历史原是互为因果，彼此衔接，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历史是前人生活过的现实，现实是我们生活着的历史。而当前的事态，在吾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紧急危险，民情惶惑，民怨沸腾，分不出是非黑白，分不出人兽鬼神：在此外患方去内忧未已的时节，我们更需要照照历史这面镜子。它将指出孰是生路，孰是死路，何者当生，何者当死。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五胡乱华亡不了中华民族，辽金元亡不了中华民族，满洲人长久的统治亡不了中华民族。所以日寇纵横于十三省者八年，我们的信心未尝有一日的动摇。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暴君的专制，官吏的贪污，诏狱的残酷，党祸的惨烈，只能断送一姓一家的朝代，只能影响一个民族进步的迟速，却不能毁灭它的生机。过去的现实够艰苦了，我们不曾灰心；将来即使再艰苦些，我们也不能灰心。因为我们的历史特别长，黑暗时期特别多，应该早把我们训练得如野蛮人一样，能在黑夜里见到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