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所在,就如本书作者所云,有内外双重的原因。外的原因是物质环境,现存制度,那是不在个人能力范围以内的;内的原因有一切的心理症结,传统信念,那是在个人能力之内而往往为个人所不知或不愿纠正的。精神分析学近数十年来的努力,已驱除了不少内心的幽灵;但这种专门的科学智识既难于普遍,更难于运用。而且人生艺术所涉及的还有生物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经济以及无数或大或小的智识和——尤其是——智慧。能综合以上的许多观点而可为我们指南针的,在近人著作中,罗素的《幸福之路》似乎是值得介绍的一部。他的现实的观点,有些人也许要认为卑之无甚高论,但我认为正是值得我们紧紧抓握的关键。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么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在此我得感谢几位无形中促使我译成本书的朋友。我特别要感激一位年轻的友人,使我实地体验到: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
这是我译本书的动机。
一九四二年一月。
杜哈曼《文明》译者弁言
假如战争是引向死亡的路,战争文学便是描写死亡的文学。这种说法,对《文明》似乎格外真切。因为作者是医生,像他所说的,是修理人肉机器的工匠。医院本是生与死的缓冲地带,而伤兵医院还有殡殓与墓地的设备。
伤兵撤离了火线,无须厮杀了,没有了眼前的危险;但可以拼命的对象,压抑恐惧的疯狂,也随之消灭。生与死的搏斗并没中止,只转移了阵地:从庞大的军事机构转到渺小的四肢百骸,脏腑神经。敌人躲在无从捉摸无法控制的区域,加倍的凶残,防御却反而由集团缩为个人。从此是无穷尽的苦海,因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有的“凝神壹志,使自己尽量担受痛苦”;有的“不会受苦,像一个人不会说外国话一样”按系作者在另一著作《殉难者行述》中语;有的靠了坚强的意志,即使不能战胜死亡,至少也暂时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溃烂的皮肉对比之下,反而加增了绝望。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死亡变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并不肯俯从人的愿望,它由它的意思来打击你:时间,地位,都得由它挑”——这样的一部战争小说集,简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学。 它使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深入了一步,“见到了他们浴着一道更纯洁的光,赤裸裸地站在死亡前面,摆脱了本能,使淳朴的灵魂恢复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者是小说家,他知道现实从来不会单纯,不但沉沦中有伟大,惨剧中还有喜剧。辛酸的讽喻,激昂的抗议,沉痛的呼号,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僻、虚荣,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经他尖刻辛辣的讽刺(例如,《葬礼》、《纪律》、《装甲骑兵居佛里哀》),在那些惨淡的岁月与悲壮的景色中间,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 macabre)。
作者是冷静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精神交感的作用,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临终苦难。没有夸张,没有号恸,两个简单的对比,平铺直叙地刻画出多么凄凉的悲剧。“这个局面所有紧张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里担负,仿佛这一大宗苦难无人承当就不成其为人生。”
有时,阴惨的画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人间的嘻笑教读者松一口气。例如,《邦梭的爱情》:多少微妙的情绪互相激荡、感染;温馨美妙的情趣,有如华多的风情画。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写,用的却是婉转蕴藉的笔触:本能也罢,潜意识也罢,永远蒙上一层帷幕,微风飘动,只透露一些消息。作者是外科医生,知道开刀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要柔和。轻松而端庄的喜剧气氛,也是那么淡淡的,因为骨子里究竟有血腥味;战争的丑恶维持着人物的庄严。还有绿衣太太那种似梦似幻的人物,连爱国的热情也表现得那么轻灵。她给伤兵的安慰,就像清风明月一样的自然,用不到费心,用不到知觉就接受了。朴素的小诗,比英勇的呼号更动人。
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尤其是一个传道的使徒。对死亡的默想,对痛苦的同情,甚至对长官的讽刺,都归结到本书的题旨,文明!个人的毁灭,不但象征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我用怜悯的口气讲到文明,是经过思索的,即使像无线电那样的发明也不能改变我的意见……今后人类滚下去的山坡,绝不能再爬上去。”他又说:“文明,真正的文明,我是常常想到的,那应该是齐声合唱着颂歌的一个大合唱队……应该是会说‘大家相爱’,‘以德报怨’的人。”到了三十年后的今日,无线电之类早已失去魅力,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样的发明,我相信仍不能改变作者对文明的意见。
《文明》所描写的死亡,纵是最丑恶的场面,也有一股圣洁的香味。但这德行并不是死亡的,而是垂死的人类的。就是这圣洁的香味格外激发了生命的意义。《文明》描写死亡,实在是为驳斥死亡,否定死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译完这部书的时候,正是二次大战方酣的时候。如今和平恢复了快两年,大家还没意思从坡上停止翻滚。所以本书虽是第一次大战的作品,我仍旧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了一遍。
一九四七年三月。
巴尔扎克《高老头》简介
他秉性乖戾、嫉恶如仇,他爱真理,为读者展现了一代巨匠的非凡魅力。
批评家称《高老头》为近代的《李尔王》。但在社会观点上,它比莎翁的名剧意义更深广。巴尔扎克的人物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时代的典型;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鲍赛昂夫人代表没落的贵族,以隐遁终场;拉斯蒂涅与伏脱冷代表新兴阶级的两种作风:一个像瘟疫般钻进社会,一个像炮弹般轰进社会。野心家求名求利的挣扎,与高老头绝望的父爱交错之下,使小说内容愈显得光怪陆离,动人心魄。本书初译于一九四四年,印过四版,销达九千余部。兹因译者不满译文风格,特全部修正重译,交由本社出版。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简介
典型的守财奴葛朗台,“讲起理财的本领……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他象征近代人的上帝,法力无边而铁面无情的财神。为挣大钱,他盘剥外人;为省小钱,他刻薄家人。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看守财产,将来到另一个世界上去向他交账。然而他一生积蓄的两千万家私,并无补于女儿的命运。黄金的枷锁与不幸的爱情,反而促成了欧也妮·葛朗台双重的悲剧。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这是一部结构最古典的作品。文章简洁精练,淡雅自然,可算为最朴素的史诗。
巴尔扎克《贝姨》译者弁言
欧洲人所谓的cousin(法文为cousine,指女性),包括:
一、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二、姑表、姨表、舅表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三、妻党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妻党的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四、夫党的堂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夫党的表兄弟姐妹,及其子女。
总之,凡是与自己的父母同辈而非亲兄弟姐妹的亲属,一律称为cousin,其最广泛的范围,包括吾国所谓“一表三千里”的远亲。换言之,我们认为辈分不同的亲属,例如,堂伯堂叔,表伯表叔,表姑丈表姑母等,在欧洲都以cousin相称;因为这些亲属虽与父母同辈,但已是父母的cousin与cousine,故下一辈的人亦跟着称为cousin与cousine。
本书的主角贝德,是于洛太太的堂妹,在于洛先生应该是堂的小姨(另一方面是堂姐夫),对于洛的子女应该是堂的姨母。但于洛夫妇称贝德为cousine,贝德亦称于洛夫妇为cousin与cousine;于洛的儿女称贝德亦是cousine,贝德称他们亦是cousin与cousine。甚至于洛家旁的亲戚都跟了于洛一家称贝德为 Cousine Bette。而本书的书名也就是 Cousine Bette。
我们的习惯,只有平辈之间跟了小辈而叫长一辈(所谓三姑姑六婆婆就是这么叫起来的),绝没有小辈把长辈叫低一辈的。西方习惯,称为cousin与cousine固并无长幼的暗示,但中文内除了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外,就没有一个称呼,其范围之广泛能相当于cousin与cousine 的。要找一个名词,使书中的人物都能用来称呼贝德,同时又能用作书名,既不违背书中的情节,又不致使中国读者观感不明的,译者认为唯有贝姨两字,而不能采取一般的译法作“从妹贝德”(从妹系古称,习俗上口头上从来不用)。对小姨子称为姨,对姨母称为姨,连自己的堂姐妹也顺了丈夫孩子而称为姨,一般人也跟着称姨,正是顺理顺章,跟原书Cousine Bette 的用法完全相同。
巴尔扎克《夏倍上校》、《奥诺丽纳》、
《禁治产》简介
《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三个品德卓越,人格超群的男子,却遭遇了残酷的命运。做妻子的为了虚荣,享乐,金钱,地位,不惜忍心害理,指丈夫为白痴(《禁治产》);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夏倍上校》)。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与丈夫同归于尽。
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的深刻意义。
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简介
本书描写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一般小布尔乔亚贪婪成性,为了争夺遗产,不择手段,几乎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做了牺牲品。除了女主人公于絮尔之外,巴尔扎克又塑造了几个中心人物:财迷心窍的米诺莱,阴险的古鄙和孤僻的老医生。曲折的情节写出各方面大大小小的冲突和矛盾。作者以老医生的托梦作为高潮的转折点:一方面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一方面也减少了作品的现实性,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但对于鬼神的迷信,不但暴露了巴尔扎克个人的癖好及其性格的复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知识界还沾染不少迷信的毒素。所以即使是作品里不现实的缺点,从另一角度上看仍不失为反映现实的表现。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
一八四六年十月,本书初版后九年,巴尔扎克在一篇答复人家的批评文章中提到:“赛查·皮罗多在我脑子里保存了六年,只有一个轮廓,始终不敢动笔。一个相当愚蠢相当庸俗的小商店老板,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只代表我们经常嘲笑的巴黎零售业:这样的题材要引起人的兴趣,我觉得毫无办法。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应当把这个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个绝顶诚实的象征。”
于是作者就写出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极平凡的花粉商,因为抱着可笑的野心,在兴旺发达的高峰上急转直下,一变而为倾家荡产的穷光蛋,但是“绝顶诚实”的德行和补赎罪过的努力,使他的苦难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黄金时代原是他倒霉的起点,而最后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终局。这么一来,本来不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皮罗多,终究在《人间喜剧》(《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所作九十四部小说的总称。按照作者的计划,还有五十部小说投有写出)的舞台上成为久经考验,至今还没过时的重要角色之一。
乡下人出身的赛查·皮罗多,父母双亡,十几岁到巴黎谋生。由于机会好,也由于勤勤恳恳的劳动,从学徒升到店员,升到出纳,领班伙计,最后盘下东家的铺子,当了老板。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太太既贤慧,女儿也长得漂亮;家庭里融融洽洽,过着美满的生活。他挣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打算再过几年,等女儿出嫁,把铺子出盘以后,到本乡去买一所农庄来经营,就在那里终老。至此为止,他的经历和一般幸运小康的市民没有多大分别。但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保王党的反革命暴动,中年时代遇到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他便当上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长。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给他荣誉团勋章。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摆脱花粉商的身份,踏进上流社会去了。他扩充住宅,大兴土木,借庆祝领土解放为名开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同时又投资做一笔大规模的地产生意。然后他发觉跳舞会的代价花到六万法郎,预备付地价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证人卷逃。债主催逼,借贷无门,只得“交出清账”,宣告破产。接着便是一连串屈辱的遭遇和身败名裂的痛苦:这些折磨,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因为他想还清债务,争回名誉。一家三口都去当了伙计,省吃俭用,积起钱来还债。过了几年,靠着亲戚和女婿的帮助,终于把债务全部了清,名誉和公民权一齐恢复;他却是筋疲力尽,受不住苦尽甘来的欢乐,就在女儿签订婚约的宴会上中风死了。
巴尔扎克把这出悲喜剧的教训归纳如下: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赛查不知道他已经登峰造极,反而把终点看作一个新的起点……结果与原因不能保持直接关系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称的时候,就要开始崩溃:这个原则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