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因果关系与比例的理论固然很动听，但是把人脱离了特定的社会而孤立起来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面的，绝不能说明兴亡盛衰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商业总是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斗争，赛查不过是无数被吞噬的小鱼之中的一个罢了。巴尔扎克在书里说：“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整个受苦的人群。”这话是不错的，但受苦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够，或者野心过度，不知道急流勇退等，而主要是在于社会制度。巴尔扎克说的“受苦的人群”，当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注定要逐渐沦为无产者的那个阶层。作者在这本书里写的就是这般可怜虫如何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挣扎：为了不被人吃，只能自己吃人；要没有能力吃人，就不能不被人吃。他说：“在有些人眼里，与其做傻瓜，宁可做坏蛋。”傻瓜就是被吃的人，坏蛋就是有足够的聪明去吃人的人。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作用。从表面看，赛查要不那么虚荣，就不会颠覆。可是他的叔岳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商人吗？不是没有野心没有虚荣的吗？但他一辈子都战战兢兢，提防生意上的风浪，他说：“一个生意人不想到破产，好比一个将军永远不预备吃败仗，只算得半个商人。”既然破产在那个社会中是常事，无论怎样的谨慎小心也难有保障，可见皮罗多的虚荣、野心、糊涂、莽撞等的缺点，只是促成他灾难的次要因素。即使他没有遇到罗甘和杜·蒂埃这两个骗子，即使他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安分守己，太平无事地照原来的计划养老，也只能说是侥幸。比勒罗对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看法。何况虚荣与野心不正是剥削社会所鼓励的吗？争权夺利和因此而冒的危险，不正是私有制度应有的现象吗？
而且也正是巴尔扎克，凭着犀利的目光和高度写实的艺术手腕，用无情的笔触在整部《人间喜剧》中暴露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尤其这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背景完全是一幅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丑恶的壁画。他带着我们走进大小商业的后台，叫我们看到各色各种的商业戏剧是怎么扮演的，掠夺与并吞是怎么进行的，竞争是怎样诞生的……所有的细节都归结到一个主题：对黄金的饥渴。那不仅表现在皮罗多身上，也表现在年轻的包比诺身上；连告老多年的拉贡夫妻，以哲人见称的比勒罗叔叔，都不免受着诱惑，几乎把养老的本钱白白送掉。坏蛋杜·蒂埃发迹的经过，更是集卑鄙龌龊，丧尽天良之大成。他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他相信有了钱，一切罪恶就能一笔勾销”，作者紧跟着加上一句按语：“这样一个人当然迟早会成功的。”在那个社会里,不但金钱万能,而且越是阴险恶毒,越是没有心肝,越容易飞黄腾达。所谓银行界，从底层到上层，从掌握小商小贩命脉的“羊腿子”起，到亦官亦商，操纵国际金融的官僚资本家纽沁根和格莱弟兄，没有一个不是无恶不作的大大小小的吸血鬼。书中写的主要是一八一六年到一八二〇年间的事，那时的法国还谈不上近代工业；蒸汽机在一八一四年还不大有人知道，一八一七年罗昂城里几家纺织厂用了蒸汽动力，大家当作新鲜事儿；大批的铁道建设和真正的机械装备，要到一八三六年后才逐步开始。（见拉维斯主编《法国近代史》第四卷“王政复辟”第三〇四页、第五卷“七月王朝”第一九八页。）可是巴尔扎克告诉我们，银行资本早已统治法国社会，银行家勾结政府，利用开辟运河之类的公用事业大做投机的把戏,已经很普遍；交易所中偷天换日，欺骗讹诈的勾当，也和二十世纪的情况没有两样。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黑幕，例如，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来骗广大群众的金钱，银行用收回信贷的手段逼倒企业，加以并吞等，在十九世纪初叶不是具体而微，而是已经大规模进行了。杜·蒂埃手下的一个傀儡，无赖小人克拉巴龙,赤裸裸地说的一大套下流无耻的人生观（见本书第十二章。——我想借此提醒一下青年读者，巴尔扎克笔下的一切冒险家都有类似杜·蒂埃和克拉巴龙的言论，充分表现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以人生为一场大赌博的态度。我们读的时候不能忘了：那是在阶级斗争极尖锐的情形之下，一些不愿受人奴役而自己想奴役别人的人向他的社会提出的挑战，是反映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疯狂心理）和所谓企业界的内情,应用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贴切的。克拉巴龙给投机事业下的一个精辟的定义，反映巴尔扎克在一百几十年以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
“花粉商道：‘投机？投机是什么样的买卖？’——克拉巴龙答道：‘投机是抽象的买卖。据金融界的拿破仑，伟大的纽沁根说……它能叫你垄断一切，油水的影踪还没看见，你就先到嘴了。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规划，样样都用如意算盘打好的，反正是一套簇新的魔术。懂得这个神通的高手一共不过十来个。’”（见本书第十二章）
杜·蒂埃串通罗甘做的地产生意，自己不掏腰包，牺牲了皮罗多而发的一笔横财，便是说明克拉巴龙理论的一个实例。怪不得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四月初致哈克纳斯的信。）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这部小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早在王政复辟时代，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在法国完全长成以前，资本主义已经长着毒疮，开始腐烂。换句话说，巴尔扎克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凶焰，也写出了那个阶级灭亡的预兆。
历来懂得法律的批评家一致称道书中写的破产问题，认为是法律史上极宝贵的文献。我们不研究旧社会私法的人，对这一点无法加以正确的估价。但即以一般读者的眼光来看，第十四章的《破产概况》所揭露的错综复杂的阴谋，又是合法又是非法的商业活剧，也充分说明了作者的一句很深刻的话：“一切涉及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鼓励人钩心斗角，尽量出坏主意。”——在这里，正如在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中一样，凡是他无情地暴露现实的地方，常常会在字里行间或是按语里面，一针见血，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而且比任何作家都挖得深，挖得透。但他放下解剖刀，正式发表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的时候，就不是把社会向前推进，而是往后拉了。很清楚，他很严厉地批判他的社会；但同样清楚的是他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他不是依据他现实主义的分析做出正确的结论，而是拿一去不复返的，被历史淘汰了的旧制度做批判的标准。所以一说正面话，巴尔扎克总离不开封建统治的两件法宝：君主专制和宗教，仿佛只有这两样东西才是救世的灵药。这部小说的保王党气息还不算太重，但提到王室和某些贵族，就流露出作者的虔敬、赞美，和不胜怀念的情绪，使现代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凡是所谓“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虔诚的教徒，比勒罗所以不能成为完人，似乎就因为思想左倾和不信上帝。陆罗神父鼓励赛查拿出勇气来面对灾难的时候，劝他说：“你不要望着尘世，要把眼睛望着天上。弱者的安慰，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恐怖，都在天上。”当然，对一个十九世纪的神父不是这样写法也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们清清楚楚感觉到，那个教士的思想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正是他安慰一切穷而无告的人，劝他们安于奴役的思想。这些都是我们和巴尔扎克距离最远而绝对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同时是一个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想家。顺便说一说作者和破产的关系。巴尔扎克十八九岁的时候，在一个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里当过一年半的见习书记，对法律原是内行。在二十六至二十九岁之间，他做过买卖，办过印刷所，结果亏本倒闭，欠的债拖了十年才还清。他还不断欠着新债，死后还是和他结婚只有几个月的太太代为偿还的。债主的催逼使他经常躲来躲去，破产的阴影追随了他一辈子。这样长时期的生活经验和不断感受的威胁，对于他写《赛查·皮罗多盛衰记》这部以破产为主题的小说，不能说没有影响。书中那个啬刻的房东莫利奈说的话——“钱是不认人的，钱没有耳朵，没有心肝”，巴尔扎克体会很深。
本书除了暴露上层资产阶级，还写了中下层的小资产阶级（法国人分别叫作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这个阶层在法国社会中自有许多鲜明的特色与风俗，至今保存。巴尔扎克非常细致生动地写出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偏见，庸俗，闭塞，也写出他们的质朴，勤劳，诚实，本分。公斯当斯，比勒罗，拉贡夫妻，包比诺法官，以及皮罗多本人，都是这一类的人物。巴尔扎克在皮罗多的跳舞会上描写他们时，说道：
“这时，圣·但尼街上的布尔乔亚正在耀武扬威，把滑稽可笑的怪样儿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日他们就喜欢把孩子打扮成枪骑兵，民兵；买《法兰西武功年鉴》，买《士兵归田》的木刻……上民团值班的日子特别高兴……他们想尽方法学时髦，希望在区公所里有个名衔。这些布尔乔亚对样样东西都眼红，可是本性善良，肯帮忙，人又忠实，心肠又软，动不动会哀怜人……他们为了好心而吃亏，品质不如他们的上流社会还嘲笑他们的缺点；其实正因为他们不懂规矩体统，才保住了那份真实的感情。他们一生清白，教养出一批天真本色的女孩子，刻苦耐劳，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可惜一踏进上层阶级就保不住了。”
作者一边嘲笑他们，一边同情他们。最突出的当然是他对待主角皮罗多的态度，他处处调侃赛查，又处处流露出对赛查的宽容与怜悯，最后还把他作为一个“为诚实而殉道的商人”加以歌颂。
倘若把玛杜太太上门讨债的一幕跟纽沁根捉弄皮罗多一幕做一个对比，或者把皮罗多在破产前夜找克拉巴龙时心里想的“他平民大众的气息多一些，说不定还有点儿心肝”的话思索一下，更显出作者对中下阶层的看法。
所以这部作品不单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商业小说，而且还是一幅极有风趣的布尔乔亚风俗画。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巴尔扎克《搅水女人》译者序
《搅水女人》最初发表第一部，题作《两兄弟》，第二部发表的时候标题是《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写完第三部印成单行本，又改用《两兄弟》作为总题目。巴尔扎克在遗留的笔记上又改称这部小说为《搅水女人》，在他身后重印的版本便一贯沿用这个题目。
因为巴尔扎克一再更改书名，有些学者认为倘若作者多活几年，在他手里重印一次全部《人间喜剧》的话，可能还要改动名字。原因是小说包含好几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因素（或者说主题），究竟哪一个因素或主题最重要，连作者自己也一再踌躇，难以决定。
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的《人间喜剧》总目，这部小说列在“风俗研究编”的“内地生活栏”，在“内地生活栏”中又作为写“独身者”生活的第三部：可见当时作者的重点是在于约翰·雅各·罗日这个单身汉。
在读者眼中，罗日的故事固然重要，他的遗产和他跟搅水女人的关系当然是罗日故事的主要内容；可是腓列普的历史，重要的程度有过无不及；而两兄弟从头至尾的对比以及母亲的溺爱不明也占着很大的比重。《搅水女人》的标题与小说的内容不相符合，至少是轻重不相称。作者用过的其他两个题目，《两兄弟》和《一个内地单身汉的生活》，同样显不出小说的中心。可怜的罗日和腓列普相比只是一个次要人物，争夺遗产只是一个插曲，尽管是帮助腓列普得势的最重要因素。
再以本书在《人间喜剧》这个总体中所占的地位而论，以巴尔扎克在近代文学史上创造的人物而论，公认的典型，可以同高老头，葛朗台，贝姨，邦斯，皮罗多，伏脱冷，于洛，杜·蒂埃等并列而并传的，既非搅水女人，
亦非脓包罗日，而是坏蛋腓列普·勃里杜。腓列普已是巴尔扎克笔下出名的“人妖”之一，至今提到他的名字还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检阅巴尔扎克关于写作计划的文件以及他和友人的通信，可以断定他写本书的动机的确在于内地单身汉，以争夺遗产为主要情节，其中只是牵涉一个情妇，一个外甥和其他有共同继承权的人。但人物的发展自有他的逻辑，在某些特殊条件之下，有其势所必然的发展阶段和最后的归宿。任何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不免受这种逻辑支配，也难免受平日最感兴趣的某些性格吸引，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全书的重心，使作品完成以后与动笔时的原意不尽相符，甚至作者对书名的选择也变得迟疑不决了。巴尔扎克的《搅水女人》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巴尔扎克最爱研究也最擅长塑造的人物，是有极强烈的情欲，在某个环境中畸形地发展下去，终于变作人妖一般的男女！情欲的对象或是金钱，结果就有葛朗台那样的守财奴；或是儿女之爱，以高老头为代表；或是色情，以于洛为代表；或是口腹之欲，例如邦斯。写到一个性格如恶魔般的腓列普，巴尔扎克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不把他尽量发展的。何况在所有的小说家中，巴尔扎克是最富于幻境的一个：他的日常生活常常同幻想生活混在一起，和朋友们谈天会忽然提到他所创造的某个人物现在如何如何，仿佛那个人物是一个实有的人，是大家共同认识的，所以随时提到他的近状。这样一个作家当然比别的作家更容易被自己的假想人物牵着走。作品写完以后，重心也就更可能和原来的计划有所出入。
他的人物虽然发展得畸形，他却不认为这畸形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腓列普就不是孤立的；玛克斯对搅水女人和罗日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明是腓列普的副本；在腓列普与玛克斯背后，还有一批拿破仑的旧部和在书中不露面的，参加几次政治阴谋的军人。为了写玛克斯的活动和反映伊苏屯人的麻痹，作者加入一个有声有色的插曲——逍遥团的捣乱。要说明逍遥团产生的原因，不能不描绘整个伊苏屯社会，从而牵涉城市的历史；而且地方上道德观念的淡薄，当局的懦弱无能，也需要在更深远的历史中去找根据。内地生活经过这样的写照，不但各种人物各种生活有了解释，全书的天地也更加扩大，有了像巨幅的历史画一样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