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英文的nation一词通常用来翻译“中华民族”，而natsianal’nost’译成“民族”而不是“部族”，其英文对译是nationality。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更加强调民族平等，其中也包括名称上的平等，不搞苏联式的根据“社会发展阶段”来规定哪些是“民族”，哪些是“部族”，而是一律称为“民族”。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主张民族自治而不是联邦制。李维汉对毛泽东当时对中国民族情况的分析作了重要补充：
据李维汉同志回忆，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李维汉同志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我国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理由是：（一）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与俄罗斯民族相差不远。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6％，并且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互相杂居或交错聚居。（二）苏联实行联邦制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本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主张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允许联邦制。……俄国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成为不同国家，不得不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因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27}
不过，从历史和不同地区的情况观察，族群和民族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取代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就要涉及具体的族群和民族的历史和实情、人们对这些历史和实情的认识和解释、国家和政府对于各种利益的综合考虑、有关的概念体系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等等。学者们都一致同意，国际上通用的“民族”一词所指的实体，是17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生产力主流的结果，它的出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的实现，“人们从尊敬国王转向尊敬祖国”。{28}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需要有一支拥有“人身自由”、受过统一标准化教育的劳动大军，而这样一支劳动大军在画地为牢的封建制度下是不可能产生的。民族自它出现之日起，就和阶级利益、政治和经济利益、剥削、压迫互相联系，始终贯穿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内部原则”。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民族理论界曾讨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并没有分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所指是nation，而不是ethnic group；没有注意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主流和中国本无“民族”[13]的国情。当然，一方面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族群”、“民族”的用法有差异，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它们的理解、解释和使用，也不尽相同，有时差别甚大。无论是“族群”还是“民族”，它们的定义除了学术界习惯以外，还涉及政府部门的具体操作和有关历史背景。中国的民族（族群）定义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大调查”和30年代开始有雏形、40年代以后成熟起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其实施，也就是说，它是在实践中定义的。此外，中国的“民族”，主要是少数民族，其识别和确定与国家的民族优惠政策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置以及他们的自治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没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置，没有他们对自己自治权利的行使，就没有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这是与其他国家有显着不同的地方。
注释：
[1]陈志明教授言：“族群认同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种族性质的。”{24}人类学（民族学）并不关心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它关心的是特定文化群体如何分类，关心他们认知的过程。即便我们退一步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那它也和现实和族群难以对应。不仅汉族是“滚雪球”而来，少数民族也不能不来自人口交流。大量的族际通婚从而族际通婚的后代，已经使族群的“种界”变得毫无意义。族群观念只能来自文化分类，不可能来自真实的血统。
[2]指田野个案。田野工作是民族学（人类学）区别于民族理论的重要学科特点之一。
[3]古代中国行“有教无类”，同化于中国文明者相当于（至少）拿了“绿卡”（类似“胡头华语”者也）乃至“人籍”，但这种文明同化是单向的，即只能来，不能去，脱离华夏者，便成为“左衽”之徒或“化外顽徒”，与虫兽同类。中国中央王朝与边地的“外交关系”，也常常表现为“昭君出塞”或“文成入藏”式，以下嫁和远走为特征，以和亲的过程定义某种“舅甥关系”，一条走廊从文明中心向边野自上而下地延伸；以不断的“茶马互市”定义族际关系，那边界是流动的，不能用“公里”计算，也不能用“界碑”标志。只是到近代，在西方主权观及其实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政府才开始知道勘边定界，同时也付出不少“丧权辱国”的“学费”。这种全新的主权定义与通婚和亲有本质不同，不以文明勘界，也不以族属定边，中土之上的“民族关系”要重新调整，它的历史要重新解释，说同样语言的人群分属不同国度，元朝和清朝不再被视为“外族入侵”后建立的润统王朝，虽然华夏正统观根深蒂固，但“民间五胡乱华”之说已较少在官方语言中出现。这是我们在谈论“族群”时不能省略和忽略的历史变化。
[4]分清学术“族群”和行政“民族”实有必要，尽管他们的话语圈多有重合，但终不能互相取代。做学问要涉及文本、学者群和评价制度。
[5]以国家民委代表的政府机构全力宣传和推行民族政策，努力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不平等”，但民间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民族偏见”依然根深蒂固，老百姓还不能从人类高度观察和解释历史和现实，以族为本仍然是多数人的“最高境界”。对于“华夷之辨”向“五族共和”及“五十六个民族”的过渡，民间的理解与政府的宣传仍有距离，“民族知识”并不够普及，前人和道听途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6]令人回味，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期间，遇到一位俄罗斯境内的布利亚特学者，让我传话于中国布利亚特人：“这边的同胞已经为他们盖好房子，随时欢迎移民。”我开玩笑问：“像我们这样的欢迎吗？”他严肃地回答：“不，你们不是布利亚特人，你们是蒙古人。”斯拉夫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将中国称为Kitai（原指“契丹”），故蒙古国的人把内蒙古人照国籍称Kitad，而Kitad在蒙古语、维吾尔语等阿尔泰语言中意指“汉人”，这样，至少在蒙古国，内蒙古人在语义上和汉人同义。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俄罗斯、中国、蒙古三国边界上，曾经震撼世界的蒙古人在语义上被一分为三，族界与国界平行，新族群与新主权对应。此外，陈志明教授也强调民族国家对于族群界定的直接作用。{24}
[7]为了方便编辑和印刷，这里仅用“最宽式”的记音，即用a，e，i，o，u等五个元音表示蒙古语的七个元音．其中。表示第四五元音．u表示第六七元音。
[8]该词最早指“契丹”；俄语的“中国”为китай，当源自“契丹”。
[9]这段文字根据的是对李一夫先生的个人访谈。
[10]俄语的etnos与英语的ethnos，虽然均来自希腊语，但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别：前者用于苏联民族学和民族理论，主要泛指“人们共同体”；英语的则强调“他者”身份或“异文化”，它可以是各种移民集团的统称，但较少指盎格鲁·撒克逊主流集团。
[11]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民族”的“民族”。
[1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论，大家并无许多分歧；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族群理论，尤其在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候，学者之间存在大量的分歧，还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许多问题也需要澄清。
[13]众所周知，斯大林的“民族”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即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中国始终未曾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由此借助民主革命直接“飞跃”到社会主义，绕过了资本主义，因而无斯大林意义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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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蒙古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