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问难》作者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政治理论”和“学术话语”的理解，但是也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作为其政治理论不可缺少的内容来看待的。“他们的研究早已超出学科之间严格的分界线，他们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不存在障碍，他们的历史学、人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障碍。”{7}4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相关研究涉及范围广泛，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古代历史、婚姻家庭、印第安部落、氏族制度、土地制度、所有制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和笔记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来概括虽然可行但也未必全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经典作家研究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思想体系，是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建立联系在一起论证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恩格斯认为，自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数百年所留下的一个重大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erne Nationalitaten），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8}795因此，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9}819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回应有关对共产党人“取消祖国、取消民族”的非议时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10}131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虽然具有国际性，但是夺取政权首先意味着取得民族国家的领导权，首先或暂时还必须是“民族的”。因此，他们不但严厉地批判泛民族主义（如泛斯拉夫主义），而且针对已经落伍的传统帝国指出：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这些有条件通过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现在是革命的”，{11}190等等。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两大历史趋势的判断认为：“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12}229同时，列宁也针对曲解《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的论调指出：“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13}108因此，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虽然由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使巴尔干各国未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君主国，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也预示着奥地利、沙俄帝国的垮台，所以列宁仍然认为这“在摧毁整个东欧的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14}229因为巴尔干各民族毕竟在一定程度实践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民族自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要求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同解决人类社会的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苏联通常也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The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nation and national question）。从这样一个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的、策略的理论体系中如何剥离出“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是需要在概念、定义和范畴以及理论框架上说出个一二三的，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人类学分析和研究，就必然地可以用当代西方人类学各种理论中的“族群理论”来加以括套。“族群理论”不过是人类学诸种理论中的一种，并不等于人类学。如果从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传统而言，是不是也应该在“族群理论诸说”中加上“摩尔根族群论”，等等。费孝通先生在回忆师从史禄国学习的感怀时，对史禄国使用ethnos一词及其理论建树多有评价，其中谈到：“所以他的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是‘Ethnos 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类学就是研究Ethnos的变化过程，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兴衰消长，是一种动态的研究。”{15}84因此，“族群理论诸说”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史禄国的“Ethnos学说”。按照费先生的理解，史禄国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就是为了同“现代民族”（nation）区别开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使用过ethnos和ethnic这种话语。如果说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ethnos或ethnic这些术语，而是因为今天流行的ethnic概念和理论包括了经典作家所研究的对象，所以就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剥离出“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将今天流行的其他概念及其理论加之于前资本主义的某些同类现象而将之称为某某理论呢？当“‘族群’（ethnic groups）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哲学”，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穆尤岛而将“传统的地域关系改造成为现代族群”，并导致这种新的观念与“穆尤岛上的文化系统和社会分类格格不入”时，{3}283是否也可以将这种“政治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尔克制度或易洛魁部落等方面的研究贴上“族群理论”的标签，使其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格格不入”呢？从而实践“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是仅仅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着作中的理论，而是应该被重新创造的理论”{7}200。
再次，暂且不论苏联特色的“族群理论”是否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就《问难》作者所强调的“继承和共生联系”而言，勃罗姆列伊及其同事的зтнос理论的继承性，从概念和基本原理都来自史禄国的ethnos。苏联建立以后，史禄国有关ethnos的研究并没有为苏联民族学界接续下去。因为“当时把зтнос（民族）这个概念宣布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范畴。”{16}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联民族学研究中，才开始有人重新使用这一概念。{17}20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包括对斯大林时期苏联解决民族问题实践错误的纠正）一度为苏联社会僵化的思想禁锢打开了枷锁。这也为苏联民族学界在有限度地反省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应用于苏联民族政策实践的基础上，接续了早年史禄国对ethnos及其理论的研究。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民族学界在编撰多卷本《世界民族》丛书时，迫切需要使用一种“概括的形式来表示世界上的民族结构的各种多样性的术语”，因为在苏联民族学家感兴趣的人类共同体范畴，“一般日常名称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是多义的”{17}20，22。所以，苏联学术界需要一种更加抽象、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即除种族以外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民族学术语，俄国民族学传统中曾经使用过的зтнос一词成为满足这种需要的新选择。因此，当6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学界完成《世界民族》编撰工作以后，зтнос及其派生的术语很快流行开来，并成为苏联民族学和民族理论研究界有关“民族共同体”分类和“民族过程”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苏联民族学界对зтнос这一术语着力研究的直接原因，除了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界在斯大林之后对民族理论的反省以及对早期学术传统的继承外，[3]实际上是为了重新构建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以便在苏联“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政治话语体系之外形成一套适用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的学术概念和分类体系。然而，以勃罗姆列伊为代表的苏联民族学界同行所建立的зтнос概念、分类及其理论体系，虽然精细、完整，但是依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民族理论”在指导解决苏联民族问题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变异和僵化观念的影响。也不得不继续在“社会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部族”这些分类中徘徊，造成理论体系中的诸多矛盾。[4]更何况苏联的зтнос这种“民族共同体”理论包括了нация（nation）。
最后，《问难》作者在区分苏联的зтнос理论和西方的ethnic理论时指出：这两个不同时期进入中国的概念及其理论“象征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涉及的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前者是同‘老大哥’交流，后者和‘山姆叔’对话。”但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时，这种“历时”感和不同国情、不同对话对象之间的“边界”又模糊不清了，或许是由于勃罗姆列伊对зтнос的论证和西方学者“巴特的观点一致起来”的结果，{3}86或许是由于接受了苏联学者认为“民族”（nation）“仅仅是etons（族群）中现代类型的民族社会机体”的观点，总之《问难》作者在不同的着述中一方面不断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进行区别，另一方面也经常将这两个概念混同使用，以至于在反思族群研究和论证跳出“民族”和“族群”之外研究问题的辩证思想时，对“要跳出‘民族畛域’，就要先进入这个‘畛域’”和“要跳出‘族群畛域’，就要先进入这个‘畛域’”的命题所进行的阐述，分别用了两大段完全相同文字来论说，而且从概念上都是在讨论“族群”。{3}279、285也许这是“活儿练得糙”造成的结果，也许正是反映了作者对“族群”概念“惝恍迷离”、言不由衷的理解：即族群（ethnos／ethnic group）就是“王文”所表述的“于是ethnos这个希腊字便被用来充当这个概括古今、包容全球一切族体和文化集团的统称，成为当前国际间一个共同的科学用语”。实际上也就是苏联特色“族群理论”的理解，即зтнос包括了氏族（民族性集团）、部落（民族集团）、部族、亚民族、民族（нация）等层级繁复的“族类共同体”分类。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王文”对ethnos的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指人类社会民族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族类共同体”，也就是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不存在的那种“广义民族”，所以他提出对ethnos要“有一个精当的译称以与‘民族’相区别”。对此有同感的费孝通先生在论及史禄国使用ethnos这一概念的含义时也说：一是不能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民族定义发明权归为史禄国，二是“为了不再把水搅得更乱，我就直接用Ethnos，原词不做翻译了。”{15}82《问难》作者将其翻译为“族群”，同时认为按照国内外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通常用法，“，同属汉族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是不同的族群（但不是不同的‘民族’）。同此道理，同属于蒙古族的科尔沁人、察哈尔人、卫拉特人、土默特人，也是不同的族群。根据国际人类学一民族学研究者的习惯用法，中国的摩梭人、白马藏人、科尔沁人、广府人等，都可以称为‘族群’（ethnic group），但决不可称为‘民族’（National Minority）”。这是《问难》作者对中国的“族群”最具体的定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问难》作者认为除了这种类型以外的群体就不能称为“族群”？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在一个民族（nationality）中整合程度不够或尚未确定民族（nationality）归属的“文化集团”、“亚民族”、“分支”、“民系”是ethnos或ethnic group，那么Ethnos翻译为“族群”，Ethnic group也翻译为“族群”，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又是什么？这两词的渊源关系笔者在《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一文中已有论列，笔者用“民族”来表达ethnos也是拘于陈说和ethnology（民族学）的选择，并非“精当”的理解。但是，这两个词有区别应该是无异议的。因为即便在西方国家，由于来源于ethnos的ethnic长期没有形成名词形式，才出现了ethnic group这个复合名词，而不是直接回归到ethnos。今天我们使用ethnos主要是受苏联зтнос的影响，在西方的研究文献中ethnos并不像ethnic group那样通用和流行。这似乎也给我们留出了一个综合“老大哥”和“山姆叔”概念体系而有所创造的学术空间，笔者所在的研究所主办的《民族研究》等刊物，在包括《问难》作者在内的几个英文水平好的学者集思广益下将“民族研究”翻译为Ethno-National Studies，笔者十分赞同，这或许会成为笔者完成有关“怎么办”的探讨时优先选择的方案。
笔者在2002年发表了有关“族群”问题的5篇文章后，现已完成了另外几篇文章，其中包括《ethnic group一词在世界范围的流行与应用》、《前苏联民族学理论体系中的зтнос研究》、《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中国传统的“族类”观与现代“民族”观》等文，由于产生了将这些已发和待发文章“拼在一起”的念头，故除了必须应答学界同仁对笔者已发文章的批评和“指正”外，笔者将继续未完成的相关研究。“以文会友”是学术界讨论问题、商榷观点、论辩理论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学界同仁不分学术出身、工作身份平等相待的“众声”机制。在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关“族群”问题的讨论中，目前还没有权威或达成共识性的观点。因此，还是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族群”这个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仍将继续讨论下去。
注释：
[1]笔者在5篇文章发表后，曾将其复印成册并专门送给《问难》作者一份请他指正。《问难》指出的若干术语（除“族类”外）的英文原文在《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一文中，都有交代。笔者为什么这样使用也大多在脚注中有所说明。至于对每一个自己使用的术语或概念都进行“严格的定义”，在这几篇文章中似无必要，因为这些用法并非笔者的发明，笔者只是在各种用法中选择了自己认为可行的一种，更何况这几篇文章所讨论的中心是“族群”（ethnic group），在一些注释中笔者也提到某些概念或问题另文讨论。
[2]《问难》称“加之以讹传讹，把ethnology误译作‘人种志’”，显然是对笔者文章中ethnography（人种志）这个外文词语未能细细“咀嚼”而产生的“误读”。
[3]在俄国的民族学传统中，“认为对于民族学家来说，占首要地位的应当是‘ethnos’（民族）这个概念。”[苏]Ю．B．勃洛姆列伊：《民族与民族学》第233页。
[4]对苏联民族理论的研究笔者已经完成了专稿，在此不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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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会长。北京，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