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明／着，罗左毅／译
（接上期）
七、非语言共同体的族群划分：比达优人
就比达优人来说，其形成与陆达雅克人的分类有关。比达优人发展成为一个族群非常有趣，这一点与伊班人不同，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例如，石隆门地方的比达优人可能就不十分理解内地帕达万比达优人的方言。笔者有学生是比达优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彼此之间说马来语，“比达优”这一标志含义为“内地人”，他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已认可了这一标志。当初这一标志为沙洞地区的人们所使用（Geddes 1954）6，从前称为“陆达雅克人”的人们今天已自认为比达优人。布鲁克当局将这些语言彼此不同的人们统一用一个范畴来归类，从而也就规范了其发展的前景。这些人集中居住在第一行政区（即现在的古晋行政区），他们需要与伊班人的控制进行交涉，因此这些人有形成某种族群认同意识的动机。今天，他们已自视为属于比达优人族群，笔者的走访和对比达优人社区的调查以及与比达优学生的交往都说明了这一事实。交通的便利、市镇中学和大学的普及以及大众媒体包括比达优语广播节目的推广，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比达优人共同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
达雅克比达优人民族协会（DBNA）在现代的国家体系内为加强比达优人共同的认同意识以及在阐发比达优人的利益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协会1955年成立时原名为比达优人民族协会，它是在马来人民族联盟和沙捞越达雅克人协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组织都参与了抵制转让的运动。比达优人深感有必要将自己组织起来，其中有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甚至将其描述为“比达优民族主义”的胚胎（Ridu 1989）。沙捞越达雅克人协会致力于代表伊班人和比达优人的利益，可是有着长期抵抗伊班人控制（其过程与布鲁克执政前时期的猎人头的习俗有关）的比达优人却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组织，这使比达优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彰显，尽管比达优人也被称为达雅克人。该协会强调对比达优人的教育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也要进一步改善。1991年笔者从事有关的研究时，该协会的领导人为皮特·米诺斯，他一身兼三职（律师、商人、从政者），这时的协会已与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土着保守党（PBB）结盟，其性质与被执政党视为反政府的沙捞越雅克人民族联盟以及沙捞越伊班达雅克人协会不同。从这里我们看出比达优人作为少数民族在与国家打交道时选择了不同的策略，因而他们的协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包括不少的教育拨款在内。皮特·米诺斯作为一名土着保守党党员虽然遇到了来自比达优社会内部的反对意见，但他一直大力倡导比达优人的团结，经常在报纸上撰写有关比达优人问题的文章。有一次在采访他时（1991年5月21日），他谈到了比达优人的贫困问题以及他提倡的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业贸易的农业转变的必要性。他曾这样写道：“我一直钦佩美拉闹人，因为我从心底里认为我们的社会是土着社会中的一个微小部分，面对艰难的生活现实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也应该向他们学习”（Mions 1989）84。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一个国家内来自某一族群的个人会对另一个族群的成就表示钦佩，同时这种情况也影响了他们自身族群的地位。
八、历史隔离与族群划分：巴登人和奥兰乌鲁人
就肯亚人（Kenyah）来说，我们发现其族群形成的过程不仅涉及不同的肯亚群体（例如巴登人）在与国家相对下自我认同为一个群体而且也涉及认同一个较为宽泛的“想象群体”。肯亚人的情况表明，族群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涉及如何通过与国家的互动将小型的社群联合组成更加稳定和强大的群体。
在沙捞越，教育、大众媒体，特别是物质交流的改善（公路、水路和航空）以及行政的集权都有力地推动了各地人民之间的政治和民族交往。沙捞越的绝大多数土着人从前虽然与临近的社群有联系，但事实上他们的认同意识只是从具体的村落社会角度着眼的。各个村落社会的名称或者认同意识渊源于河流或者其他相关的物质性特征的名称。例如，绝大多数肯亚人村落的名称与河口有关，像龙布兰、龙耕、龙顿甘等，“龙”的意思就是河口。
巴登人是肯亚人的一支，其名称源于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巴登河口两岸的龙巴登。巴登人居住在婆罗洲岛称为中央婆罗洲的地区（Rousseau 1990）。巴登人的神话和口传历史讲述了他们的发祥地位于边界地区沙捞越一侧的乌狲阿包（Vom Roy 1993）。巴登人今天分布在边界地区两侧，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他们都有分布。巴登人的神话和口传历史都说明了肯亚人当初为一个民族，但随着各地人口的增长或者由于冲突，人们之间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村落。怀特尔（Whittier 1978）93认为肯亚人发源于东加里曼丹卡央河的支流伊湾河的上游。由于“人口膨胀和族群之间的战争”，他们从那里发生了分化。经过多次迁移最终在中央婆罗洲的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语言上相关的人群，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乐坡”，也就是村落社会。今天肯亚人的这种群体为数不少，像“陶乐坡”（Lepo’Tau）（绝大多数在印度尼西亚），“巴登人”、“库利特乐坡（Lepo’Kulit）”等等。举个例子，巴南（位于沙捞越）龙吉（Long Jeeh）的阿旮乐坡（Lepo’Aga）的肯亚人说的语言与贝拉加（Belaga）地区的巴登人说的语言基本相同，彼此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1]罗叟（Rousseau 1975）36将沙捞越贝拉加地区的肯亚人描绘成“拥有共同渊源的亚群体”。不过，我们必须将他们的族群认同看成是一个与国家相关的过程。
沙捞越的巴登人在贝拉加地区（巴雷河流域）和巴南河盆地为河流和山脉所隔离，即使在今天除非在较大的市镇上相遇彼此之间也极少交往。贝拉加的龙布桑（Long Busang）、龙门家佤（Long Menjawah）和龙顿甘（Long Dungan）以及位于民都鲁省的达塔卡库斯（Data Kakus）的巴登人属于由加里曼丹一侧迁移而来的群体，因此他们有亲缘关系，而龙耕（Long Geng）的巴登人也是由加里曼丹的同一祖先派生出来的，不过迁移到沙捞越的时间更早。尽管如此，贝拉加所有的巴登人今天自视为同一族群。这种情形由于内地贝拉加集市对巴登人和所有肯亚人以及贝拉加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的推动作用而不断加强。
过去，各地的肯亚人分为不同地方社区的群体，然而今天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却使巴登人和所有的肯亚人群体逐渐形成较为宽泛的认同意识。目前贝拉加的巴登人看起来好像已经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族群，然而马来西亚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正促使所有的肯亚人群体形成某种宽泛的“肯亚人”认同意识。事实上，对非肯亚人来说，所有的肯亚人群体都是肯亚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有些自视为巴登人、乌玛库利特人（Uma Kulit）、参波普人（Sambop）等等。
沙捞越各地的肯亚人和卡央人（Kayan）的领袖们实际上深感有必要将全部“中央婆罗洲”的少数民族群体联合起来，以形成与伊班人、比达优人以及穆斯林群体相对照的较为宽泛的某种范畴，从而使沙捞越内地小型族群的利益能够得到有力的阐发。因此，一些来自巴南的卡央人和肯亚人的领袖于1966年组建了奥兰乌鲁人民族协会（OUNA），“奥兰乌鲁”（意思是上游地区的人）涵盖了一切内地的群体，包括卡央人、肯亚人、色卡盘人、贝拉湾人等等。[2]然而，并不是所有按此划分的群体十分愿意与奥兰乌鲁（O．rang Ulu）这一范畴形成认同，有些群体像克拉比特、伦巴旺和比沙亚甚至本南人（Penan）事实上早就有了自己的族群社团。奥兰乌鲁所涵盖的族群很多，而肯亚人和卡央人为最大的群体，被视为控制了奥兰乌鲁人民族协会。实际上，只是在像古晋（沙捞越首府）这样连卡央人和肯亚人也为数不多的大城市里，奥兰乌鲁人这一标志才被源自内陆的不同的少数民族自己和外界人士所使用。在古晋，卡央人、肯亚人以及其他内地的少数民族觉得自视为奥兰乌鲁人并与奥兰乌鲁人民族协会形成认同是非常有用的。奥兰乌鲁人民族协会在与国家交往以及与伊班人、比达优人、穆斯林群体和华人打交道时代表了奥兰乌鲁人的利益。
一个国家的发展性质也可能促进人们在族群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强烈的认同意识以宣示族群的利益、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的竞争。例如，在沙捞越，伐木是直接影响到从政者们（尤其是穆斯林的从政者）和华人资本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因此，土着的少数民族群体感觉到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以联合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争取补偿森林资源的流失。事实上，原住民族群社团的成立是与伐木活动相关的。1988年一群皮南人在马来西亚大地之友这个环保组织的协助下组建了一个社团，名称为沙捞越皮南人协会，目的是就伐木事务采取联合行动并就政府漠视他们的疾苦发出呼吁（Brosius 1999；Tan 1994：149）。协会是由来自巴南图托地区的皮南人组建的，但它能否联合散居在沙捞越内地不同地区的皮南人成为一个共同的“想象社群”，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九、个人、国家以及族群划分
除了族群关系及其认同之外，还有必要审视个人层次和人际层次上的族群划分。事实上，族群的认同是公共的，是由公众来评价和确认的，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认同意识的感知。在马来西亚，族群的划分是十分明确的，它要在出生证上进行登记，族群的认同意识也由马来西亚社会的性质所强化，这个社会的政治是按族群进行组织的，每一个政党都以族群为基础，鲜明地代表着某一个或几个族群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经济机遇的竞争是在族群之间展开的，族群划分、族群认同以及族群的情感是非常强烈的。世界观早已族群化了，谈论与人相关的事件不提及其族群的地位是不全面的。例如，说到某人淹死了还不够，人们还想知道淹死的人究竟是华人，还是马来人或者印度人，否则谈论的事是不完整的。在马来西亚，这种强烈的族群意识除了一些表型不很明显的混血儿外，对于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从理论上说，外貌像印度人而其父亲为华人母亲为印度人的人根据父系原则应属于华人，但是这种人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遇到族群认同意识的问题。在马来西亚，单说是马来西亚人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某种族群的认同意识。
因此，绝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都有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华人经常谈论马来人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他们自己对政府部门（包括半官方机构和大学）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感触。华人也议论在大学入学、领取出租汽车执照、升职等方面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他们对马来人控制政府部门以及半官方机构中几乎所有决策位置（比如政府各部的主任）的现象也颇有议论。马来人仍然认为华人在经济上占有主导的地位，而且普遍要求继续给土着人优惠政策。虽然如此，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一直相当不错。在群体层次上存在的结构性冲突在个人层次上得以认真地回避，因此华人在与马来人交往时，通常避免谈论马来人的控制或者种族歧视这样的问题。
对马来人的政治支配的批评在“大地之子”范畴内的土着群体中也日益彰显。在沙捞越，伊班人觉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认识到必须大力倡导在大地之子范畴内的政治参与意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势导致伊班人的活跃分子以及他们的各种非政府的组织与政府形成了直接的对抗。在沙巴，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那里最大的非穆斯林族群卡达赞人反对马来人的控制，要求赋予卡达赞人更多的机遇。1985年卡达赞人终于得以领导州政府，但在1994年的州竞选中局面又由巫统（UMNO）领导的联盟所控制。[3]罗国华（Loh 1992）将这种种族民族主义描绘成反对霸权的形式，指出它进一步加强了卡达赞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就笔者与众多伊班人和卡达赞人的交往来看，这种族群认同的意识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当他们抱怨政府中的穆斯林从政者与他们自己族群中的从政人员数目相差悬殊时更是如此。
那些其“想象社群”的观念即我们所称之为族群的观念尚处在形成时期的人们的认同意识又怎样呢？笔者对巴登人的研究可作为一个例子。贝拉加地区的巴登人自认为巴登人。他们称那些非“奥兰乌鲁”群体的人特别是那些从其他地区来的人为“阿娄”（alo），意思是“陌生人”。但是，卡央人和色卡盘人（贝拉加的土着人）没有被称为“阿娄”而是被称为“萨凯”，意思是“客人”。来自古晋（沙捞越的首府）的华人和马来人也称为阿娄。阿娄的称呼在许多情况下用来指群体之外的人。例如，“阿娄肯姆”（abkem）指来自伐木营地的人，“阿娄塔班”（alo taban，塔班是“药”的意思）指的是健康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欧洲人或者白人不叫“阿娄”，而是称为“图恩”（Tuen，马来语为图安），这一称呼当年是用来指当权的白人官员。今天即使是白人旅游者也被称为图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