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福州应该说已经有了凉爽的感觉，但我们从北方初到福州，仍然脱掉了外套，换上了夏装。在马不停蹄地观看了福州市城市建设项目，感受了福州市悦目的城市新貌之后，已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了。傍晚的风携带着闽江的湿润，轻轻地吹拂着，柔和地从脸上掠过，让人感到舒心和惬意。这个曾经重在备战没有什么基本建设的边陲城市，如今开发的新城和改建的老城遥相呼应，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大城市了。傍晚时分，我们被带到老城区澳门路的一条树木葱翠的巷子里，参观了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林则徐祠堂。祠堂不大，参观的人也不太多，与喧闹的街区相比显得有些冷清。巷子幽深寂静，使祠堂在幽静的气氛中更显古意。站在祠堂过庭的廊道上，能听到风摩挲树叶的声音和小鸟的啼鸣，祠堂里显得有些萧疏。也许时近黄昏，喧嚷的人群已经离去。也许这里本来就这么清静。总之，我被浸在这静谧的氛围之中。
讲解员详细地介绍了祠堂的每一个部分和林则徐的一生，最后讲解员说：“道光三十年七月（公元1850年）广西农民起义，林则徐带病奉旨驰往‘剿办’，行至广东潮州，病卒于普宁县，享年六十六岁。归葬于福州北门外马鞍山。”同时讲解员幽默的说：“历史成全了林则徐，如果林则徐剿办了农民起义，那么对林则徐的评价就有些复杂。”在寂静的祠堂里，听了讲解员这样平静的讲解，我的心绪却难以平静了。即刻，脑子里就冒出一个很直白的想法：即使林则徐没有病故于剿办农民起义的路途，按照朝廷的旨意办了这件公差，他的作为又有什么错呢？林则徐这位生于乾隆盛世，从政于道光年问穷秀才的儿子，他的所学、所思、所为，就是为学致用，报效国家。并以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做官的初衷和做官的作为，充分体现了“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可以说，这一思想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什么错。从朝廷官员这个角度来说，忠心于朝廷，尽心竭力，尽职守责，是应该做到的份内之事。林则徐按照朝廷的安排做事，作为一个忠诚正直的官吏，更是无可厚非的。倘若官员们见了有利享福的好差事就趋之若鹜，争功摆好；遇到难办的事、苦差事就推托躲避，趋利避害，那国事就难以办好。倘若哪个朝代的官吏们都不按朝廷的意旨去办事，那这个朝代的统治就会从混乱走向灭亡。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历史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公正地评价历史，是我们冷静地认识现在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清代的中国是农业文明发展和进步，出现过康乾盛世的伟大时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满思想导致了封闭，封闭导致了落后。落后脆弱的农业经济经不住一丝风吹草动，如经不起外来打击的瓷器一样，当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凶猛的经济贸易忽然间冲击而来时，这个表面坚硬光滑的瓷器顷刻间便粉碎了。自鸦片战争后，大清朝由落后走向衰败直至灭亡。这一过程应该说是封建的政治体制所导致的，是执政集团的执政失败。然而在当时，昏庸的道光皇帝却把鸦片战争的引发，归咎于林则徐的焚毁鸦片和强硬的禁烟措施。如果我们从皇帝的角度思考问题，假若没有林则徐因鸦片惹出的这么一场战争，大清王朝的日子不仍然过得很好吗？至于民众吸食鸦片造成的损失，与动摇江山社稷的战争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
冷静地分析鸦片战争，是不是可以不打呢？现在看是可以不打的。如果当时林则徐不是简单地将鸦片一烧了之，跳出禁与食的思维方式，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上，考虑大清王朝如何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问题，也许中国的发展将是另一种情形。但是，当时的林则徐能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吗？他能够主导执政集团的思考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千年的封建政治，形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用人现象：那就是把做官和干事俨然地分离开来。执政者在封官用吏时，想到的往往是听话的，乖巧的，用起来顺手、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愚臣蠢臣；而遇到什么难办的事，麻烦事，苦差事，需要用能干事的人去干事了，这就想到了那些忠诚正直，能办成事，能把事办好的能臣。能臣离执政集团中心远，皇帝们怕这些人靠近他们，怕能臣们看到他们的愚蠢、软弱和无能，看到了他们的弱点和丑陋的暗部。而蠢臣却离执政集团中心近，皇帝们喜欢这些人紧随他们左右，喜欢听蠢臣们阿谀奉承的恭维话，他们感到放松，时时都能找到皇帝圣明的感觉。这种现象使许多本来可以顺利办成的事，有了挫折和难度，使许多本来就不好办有困难的事更加复杂难办了，使许多能办好能办成的事，也办不好，办不成。坏了许多大事，伤了许多能臣忠臣们的心。江山社稷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但即使这样，能臣忠臣们仍然忠心耿耿地在艰难的困境中坚守着忠诚，苦心地维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文天祥的忠义千年传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颂扬和期望。而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恰恰就是民族精神的呼应。正是有了这样的呼应，才使我们能够代代相传这种高贵的民族精神。有了这样的传承，就不断地涌现出英雄。
林则徐这位能臣忠臣，他的命运和历史上许多能臣忠臣的命运一样，也是皇帝遇到难事、麻烦事才能想起的人。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同清朝官吏、商贾勾结，走私鸦片，残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造成白银外流，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禁”与“弛”的争论中，林则徐持主禁的观点，疾呼：“若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道光皇帝有了禁鸦片的念头，想到了多次为朝廷分忧解难，督办河道海防等棘手事务的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寒冷的冬天，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议禁鸦片之事。林则徐提出禁烟六策，表示了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在犹豫中下了禁烟的决心，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督办鸦片，并命节制水师。正月；林则徐抵广州。二月，限令英国人缴出鸦片。四月，在虎门销毁鸦片20283箱。严令外船入口必须检查，凡夹带鸦片者，人即正法，货即充公。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具体的，收效也是明显的。但是，好景不长。因为通商和闭关锁国在当时的世界大形势下，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己不打开国门，侵略者就会强迫你打开国门。在第二年六月，英国的坚船利炮便打到天津大沽口，威胁着北京。道光皇帝发怒了，斥责林则徐“办理不善”，革职调往浙江军营效力。不久，又责令遣戌伊犁。林则徐轰轰烈烈的禁烟举措失败了，大清朝的江山也开始动摇了。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的历史就有了割地赔银的记载。
林则徐在这样一场大剧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想，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在新疆呆了三年的林则徐被皇帝赦回，那时陕甘、云贵一代回汉矛盾突出，皇帝又想到了林则徐这位善办苦差事的能臣，命其为总督，办理回汉冲突事，剿办汉族地主的武器，镇压回民起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告病还乡。这一年，林则徐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退休还乡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干了一辈子苦差事的林则徐不得安宁。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已是六十六岁的林则徐又被道光皇帝想起，那时广西农民起义，朝廷又需要他出力了。可是道光皇帝也许忘记了，这时的林则徐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他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再也无力为朝廷分忧解难了。我甚至为林则徐暗暗地庆幸，如果他不病死于路途，他又如何面对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呢？他又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呢？这一切我无法想象，更无法推测。但我想，其实林则徐早已预想到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更不去计较祸福得失，更没有计算史书的品评。他是一个效命于朝廷的清朝官员，他只能做他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作为一个封建官吏，他无怨无悔，生死无憾！
当我走出寂静的林则徐祠堂时，暮色沉重。我匆匆地回首，看了一眼那座带有浓郁的闽南建筑特色的祠堂大门，紫红色的墙壁上风雨留下的渍痕，犹如流泪的诉说。在暮色中祠堂显得更加幽静，像站立在幽静处的一位孤独的老人，宁静地守望着遥远的海天。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寂静了。
晚上在浙江卫视的某纪实新闻中，看到了这样一条报道：杭州某公安派出所，将一批外地来杭州打工患艾滋病的青年，收容起来集中管理，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报复社会的倾向。这些打工青年大都是因吸毒而患艾滋病的，患病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不得已返回家乡，而乡村又不能接纳他们，受到歧视，因此返回城市集聚在一起报复社会。同时报道说：在杭州吸毒人群中，有100多人患有艾滋病，占吸毒人群的70％以上。受害人群大多数是低收入人群，还有学生。这个报道使我又想起了林则徐祠堂，又有了那种寂静的感觉，电视上的声音逐渐遥远了，图像也成了彩色的光斑。我恍惚地意识到，虎门硝烟仅仅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早期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