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舂秋末年（公元前473年），十一月，初冬清冷的风轻轻地拂过太湖沉静的水面，水波如柔情的手舞动着澄蓝色的绸，舒展而美丽。正午时分，太湖沉静的水面渐渐激荡起来。水面上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这船队是由越王勾践率领的从吴国凯旋的大军。就在这支大军即将抵达越国边境时，从浩荡的船队中划出一叶小舟，越国上将军范蠡，这位伐吴的军事统帅和指挥者，同越王勾践在吴国卧薪尝胆三年的陪臣，却乘舟泛湖，飘然而去，把盖世的功名和到手的荣华，弃之身后。
汉初，为刘邦悉心谋略，败项羽得江山的谋士张良，待刘邦贵为天子，出良策平息“封功臣”风波后，毅然脱离刘邦政治集团，弃人间事，仙游而去。
晋太元年间，陶渊明因家贫缺衣少食，在亲故的劝说下到彭泽当了县令，上任八十余日，适逢郡督邮来县视察，县吏对渊明说：要把衣着穿整齐，腰间束带，见督邮时要毕恭毕敬，弯腰行礼。渊明听后叹息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回家作了《归去来兮辞》。
晚唐诗人李商隐，开成三年进士，一生仕宦，曾为四五个节度使做幕僚，官职变动十多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为实现政治抱负，东奔西走以求朝廷重用，但始终得不到重用，所任官职大都十分低卑，且屡屡变迁。而企望功名之心不泯，苦苦挣扎。生命犹如一叶小舟，飘荡在宦海的万里风波之中。
这些故事是读史中让人掩卷长叹，难以忘怀的情景，像电影中的经典镜头，会常常浮现在眼前，难以拂去。
二
封建社会的士人总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好像进退都很自如，然而在实际的经历和处境中，却并非来去自如，往往会陷入矛盾之中，进退维谷。因为封建士人的立场、教养决定了他们的志趣与出路只能是在依附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发挥才智，实现理想，当然不少士人的理想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封建制度下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却往往使他们多受挫折，找不到出路。即使如此，士人们仍然苦苦地等待，等待着朝廷的赏识和重用，等待“上尽重城更上楼”，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在仕途的进退之间，能断然决然拂袖而去，退隐田园，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即使退出仕途且不断地表述自得其乐心情的那些读书人，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很不平静的。所以，我在写范蠡、张良、陶渊明这些弃仕途而去的人物时，又想起了像李商隐这样一群才华出众，智慧不凡，在仕途上苦苦地奋斗，却得不到重用的人。实质上士人们入仕是他们毕生期望和追求的目标，他们生存的理由和价值的体现除此之外，还能显露在什么地方呢？正如当年批孔老二时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坐而论道的人。而正是这些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政治的走向，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说法争论了许多年，我总觉着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英雄是人民的一分子，也是人民的代表，英雄和人民应该没有什么质的区别。道理是很明白的，有什么可争论的呢！历史就是不同时代的人写就的。而那些写就历史的人们，却经受着不同时代的苦难。他们在入仕和出仕的痛苦抉择中艰难地实现着各自的价值，他们的命运也印证着历史的走向。他们入仕和出仕的经历，就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
范蠡的入仕是为了实现济世的抱负，出世是实现政治抱负后对勾践政治态度的熟知和预知；张良出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深知刘邦政权对他所持的不信任态度；陶渊明解绶去职，却显得有些意气用事了；而晚唐进士李商隐一生仕宦不得重用，苦苦追求的仕途抱负没有如愿，不曾刻意追求的写作这个副业，却使他成为晚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与杜牧齐名，同李白、杜甫相呼应，称为小李杜。虽然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作为胸怀济世抱负的士人，李商隐仍然觉着没有成就感。他最后的退出，有了酸楚和失意的感觉，使读书人多少感到了某种凄凉。
三
光照吴越春秋史册、出身贫寒的楚国人范蠡，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为他施展才智提供了政治平台。公元前496年，怀才不遇，行为狂放而别于流俗的范蠡，看到了吴越争霸所造就的政治机遇，与好友文种相约到了越国。起初越王勾践并不倚重范蠡和文种。那时，勾践初登王位，在防御吴国攻打越国的战争中，败了强敌，打了胜仗，吴国君王也负重伤身亡。越国军民精神振奋，勾践也有了骄傲的神情。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勾践看到吴国的新君王夫差有复仇的图谋，勾践打算先发制人，要起兵攻吴。范蠡劝阻越王不要轻易起兵，实施强国之策，从长计议。当时的越王傲气冲天，根本不听范蠡的劝阻。公元前494年，吴越在太湖会战，越军大败，勾践被夫差追击在会稽山上，此时越军只余下五千残兵。勾践十分懊悔，请范蠡拿个主意。范蠡建议越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忍辱退让，派文种向吴王求和，即使最苛刻的条件也要答应。越王采纳了范蠡的建议，派文种谈判，吴王夫差提出让勾践入吴为人质，讲和退兵。于是文种留守越国，范蠡随勾践入臣于吴。
在吴国三年，范蠡陪同勾践卧薪尝胆，并不断地讨好吴王夫差，获得夫差的好感，使夫差相信越国已经彻底臣服。同时，不断地向吴国的重臣贿赂。终于在三年之后，勾践和范蠡被释放回国。经过患难，勾践信任并倚重范蠡和文种，君臣同心，上下协力。但是，要想复仇却是很难的。当时夫差在北方连败中原诸侯，国势正盛。范蠡为勾践策划并实施了不求速成，待机而动的谋略，一方面向吴国称臣进贡，诱使夫差大兴土木，消耗国力；一方面用美人计，向吴王进献西施，麻痹夫差对越国的戒心，并诱使吴王夫差杀了忠直的伍子胥，同时越国在不断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县）与晋、鲁、卫会盟，范蠡看到了时机，建议越王勾践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越王采纳了范蠡的意见，由范蠡统兵攻入吴国，杀了留守的太子二友。吴王夫差连忙回兵，请求讲和。估计到越国的实力还不能彻底击败吴国，越国和吴国讲和，范蠡同意退兵。到了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再次进攻吴国，由范蠡和文种指挥作战，吴国无力抵抗，夫差逃到姑苏山上，派人求情，请勾践给他留一条后路，勾践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应允夫差的请求。范蠡提醒越王卧薪尝胆的苦楚和吴国当年错失良机的失误，果断地行使指挥权，引兵向吴王进攻。夫差看到没有了希望，便自杀了。越国大军灭了吴国后，北渡淮河，会合齐、晋、鲁、宋各国诸侯，向中原炫耀武力。有名无实的天子周元王派使节送祭肉，表示承认勾践东方霸主的地位，范蠡完成了帮助越王复仇争霸的事业，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才华，实现了济世抱负。
吴越争霸的史剧降下了帷幕，范蠡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几十年与越王勾践的相处，范蠡看到勾践是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欢乐的君王，因此范蠡选择了功成身退、弃官经商的路。于是他坦然地向勾践辞行，携家人，泛舟太湖，再也没有回越国。文种没有听范蠡的劝告，留在越国，被勾践赐死。范蠡飘逸的行为，流传下一些美丽的故事，传说范蠡的一叶扁舟载着西施而去。载美泛湖，英雄与美人，是多么让人遐想的一段佳话。
范蠡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先后在齐国和一个叫陶的地方（今山东肥城县）经商，自称“陶朱公”。范蠡在陶这个交通枢纽之地，施展自己的经商才能，不久就成为巨富。《汉书》的许多地方把“陶朱”当作财富的代名词。范蠡从政，施展了自己的政治谋略，退出政治舞台又成为成功的商人，成了财富的象征。他的人生有了谋略、飘逸、巨富三种象征意义，在士人中范蠡成了进退自如的一个典型范例。但这样的典型人物却寥若星辰，在中国历史上确属偶然。
韩国贵族子弟张良，祖父、父亲都曾做过韩国的相国，先后辅佐过五位韩国的君主，韩国被秦始皇灭国时，张良家中还有“家僮三百人”。作为一名亡国之士，张良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为韩国复仇并“复国”。由这样的政治理想所驱动，张良的政治目的在他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中表现的十分明确，因此刘邦对张良始终是相敬如宾，用而不信，疑而不任。对张良的谋略才智加以利用，良好的建议可以采纳，而在张良职务的安排上却是十分慎重的，持不信任态度。张良深知刘邦对他的看法，于是不得已而退出了政治舞台。虽然后来吕后请他出山辅佐朝政，张良逼迫而就，但并没有对吕后政权出什么力，不久就死了。张良的进退有了很强烈的悲剧色彩，因为他始终也没有实现“复韩”的政治理想，一生的辉煌没有了成就感。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具有喜剧色彩的是为生活所迫步入仕途，当了县令，却因不能忍受官场上下级之间履行的俗礼，不肯献媚折腰，辞了县令的差事，回归于田园间。唐代诗人王维对陶渊明这一举动很不以为然，认为渊明的作法是“忘大守小”。如果当初束带折腰一见督邮，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何至于日后沿街乞食呢？“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四
王维认为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完全是意气用事。这显然对陶渊明有些误解。陶渊明做官是为了生活，可以说他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和理想。何况陶渊明所做的县令这个官，是不能有自己的政治意向，完完全全是个工具和走狗的角色。戏台上出现的县官常常是鼻眼间涂了白粉的丑角，可以说县令是中国封建政治构建中最下层的芝麻官，上要面对高官权贵的呵斥和指责，下要面对百姓的怨气和对朝廷的不满，是加在朝廷和百姓之间的一个十分可怜的角色。陶渊明做不做这个官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陶渊明所向往和追求的是田园诗人的生活，这是他所期望的大理想，也是他所要坚守的“大”。这个“大”是与王维所认为的“大”不相容的。艰难困苦使陶渊明成为中国伟大的田园诗人。当然陶渊明的人生过于沉重了，乞丐式的田园诗人让人有了太多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