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道（1910-）
化学家。浙江绍兴人。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38年赴延安，组织兵工生产，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基本化工和无烟火药的生产工厂，为支持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1946年，任东北军工部兵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军工总局副局长、一机部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为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63年5月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1965年起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为培育优秀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如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综合国力上升，与欧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发展，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不断增强的国防实力。这个时候我们更不该忘记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钱志道，绍兴人。1935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任助教。1938年投笔从戎到延安，组织兵工生产。1946年，赴东北创建兵工企业，不久任东北兵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二机部、一机部导弹局局长、部长助理。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3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1978年，创办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任副院长。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
从浙大到从戎 建成“上帝的作坊”
钱志道，1910年11月3日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22年，举家迁往江西南昌，就读于江西豫章中学。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在校学习期间，因他追求真理，要求进步，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钱志道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蚕食我国的时代，为了抗日救国他矢志于军火化工的研究。曾利用所学的知识在浙大求是桥附近做燃烧弹试验，引起了轰动。
大学毕业后，钱志道因品学兼优留浙大任助教。抗战爆发前夕，钱志道再也无法安心于助教生活，军工救国的念头又重新兴起，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先后应聘到南京兵工总署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以抗击日军用化学毒剂惨无人道地屠杀我国同胞。当时，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需用椰子壳烧制，而山西不产椰子，他大胆采用核桃壳烧制的活性炭作为代用品，经试验同样能达到防毒的效果。这是他献身于军工产品研究的开始。1938年3月，日军进逼太原，钱志道至开封家中小住，期间一度担任防空稽查员，经常与进步人士交往，在偷偷地阅读毛泽东有关着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对共产党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他非常注意关心时局进展，积极寻求出路。
此时，正逢国家抗战烽烟燃起，政府腐败，民不聊生，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看到八路军招聘防毒技术人员的启事，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自荐，表达了愿为人民的自由解放尽绵薄之力的愿望。不久，他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主席给他的回信，热情欢迎他早日光临延安，共赴国难，并告诉他赴延安的路线。他反复阅读，兴奋万分，随即于5月18日自开封动身，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写下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5月28日他经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他是从防备日军使用毒气战而开始其研究工作的。为此，他参加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的两次防毒会议。
后由中央军委介绍他到成立不久的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军事科学研究与军工生产生涯。
那时的陕北，地瘠民贫，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使抗日边区的军民几乎到了穿无衣、食无粮的地步。钱志道形容那里的情景是“一切从零开始”。同时去的一些人见到条件如此艰苦，便拂袖而去。钱志道等人坚持留下，把抗战当作自己的神圣事业。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能够从零开始创造世界的只有全能的上帝。所以，有人称他们的兵工厂是“上帝的作坊”。
造军火没有铁，他们骑着毛驴，凭借一个罗盘、一架天平和一根皮尺，硬是在边区的方寸之地找到铁矿。炼铁没有耐火材料，他们就用各种黏土像孩子“过家家”一样试验。钱志道规定，半成品、废品都要收集归拢，一颗钉子，一团棉纱，都要捡起来，否则就要挨“训”。
在“上帝的作坊”里，工作条件是炼狱式的。酸缸碱缸全靠人抬手提，酸碱常常溅到身上、手上，衣服烧得大窟窿小眼，一件衣服没几天就只剩下后片。
硝化甘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但大家毫不畏惧，因为前方急等着弹药。
钱志道如履薄冰地领导着这样的工厂。他亲自教授工人数理化课，发动文化高的工人教文化低的，有什么危险差事，他必定亲自到场督阵。历经千辛万苦，紫芳沟化学厂奇迹般地生产出大量化工品和枪弹、手榴弹、迫击炮弹等，成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地。边区造出的手榴弹，甚至比当时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威力还大。“上帝的作坊”创造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热心创造”功绩卓着
在延安、杨家沟、茶坊和紫芳沟工作期间，钱志道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1939年5月，他任三厂厂长时，工厂的主要任务是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当时，在既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没有原材料这样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他团结工人，克服各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工作，先小型试制，再扩大生产雷汞、硫化锑、拉火药、子弹底火药、复装子弹和手榴弹。
1940年9月，朱德总司令到茶坊视察工作，号召三厂职工多生产枪弹支援前线。为了提高复装子弹和制造手榴弹的能力，他积极采取措施，修造设备，依靠工人，迅速提高了产量，复装子弹由日产三四百发提高到千发以上。
尽管他没有见过火炸药工厂，但强烈的事业心和边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促使他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并在军工局局长李强的领导和军工局一厂机械总工程师沈鸿的密切合作下，群策群力，共同奋战。他终于把生产工艺和工艺流程设计出来了。
1940年11月，他和战友冒着极大的危险，赴国民党控制下的西安采购，使工厂得到部分补充。在他的组织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便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从基本化工产品到火药和炸药的制造工厂。在技术水平上，特别是他主持设计和安装的硫酸（铅室法）、硝化甘油（硝化喷射分离器法）、硝化棉（汤姆逊法）等工艺装置等在当时的国内是先进的。紫芳沟化学厂建成后，开始生产了硝化甘油、硝化棉以及黑炸药、木粉吸收硝化甘油的高级炸药、单基发射药和双基发射药，并创造性的在手榴弹中装入强棉（含氮量13%左右），使枪弹、手榴弹、掷弹筒弹和迫击炮弹的威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斗中起到了震慑敌人的作用。此外，在他和华寿俊的领导下，化学厂还为边区造出了钞票纸，解决了边区印制边币（即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流通券）问题；制出了氯酸钾，“不仅解决了军火上的大问题，同时使火柴制造也得到了重要原料。”
由于他成绩卓着，被认为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模范，在他的坚毅努力与刻苦经营之下，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1945年3月，钱志道再次荣获特等劳动英雄称号。
1946年，钱志道奔赴东北战场，创建了新的兵工企业。解放后，他致力于组织兵工特别是导弹研制，并指导我国火箭发射药的研制，完成了100余项军工项目的涉外谈判。
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和他极力贯彻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他为我国的兵器、航空、电子、造船和导弹等国防工业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埋头苦干、默默地工作了52个春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造诣在科技界、国防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聘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中国兵工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名誉理事和顾问，中国军事工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顾问，兵工史征集委员会顾问和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史顾问。
钱志道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他一向认为国防科学研究工作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建国初期的东北军区军工部技术处，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与兵器工业配套的各类研究所，它们的发展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以第三研究所（现称机械工业部第二○四研究所）为例，钱志道为其初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为了把第三研究所搬迁到西安，从选点到专业发展，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讨论研究第三研究所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钱志道不愧为我国热心创造军火化工生产的领导人！
调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后，人们发现，钱志道很少在办公室露面，却老是在实验室、教研组和学生中间转。他凡事能自己动手，决不要别人代劳。得知秘书是本校无线电系毕业生，便说：“我这里没多少事，你到系里兼门课，不要把业务丢了！”
钱志道一生很少在自己的着述上署名，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其他同志。他的言行本身就是一部杰出的着作。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在地位、荣誉、待遇享受面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真理，作风正派，光明磊落，性情刚毅，善于团结同志。他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其他已离退休老同志的身体健康。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历史上有过很多光荣的功绩和感人的模范事迹，直到病逝后有些才为人所知，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是新中国科技专家的典范。
让我们铭记这位我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先驱，让他的精神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