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补充一句：“再说，这设计室里就我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外来户，我得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请你理解这一点。”
李先生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那好吧，就依你的，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你就得给我图纸。”
“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周工是“华工”派往凯达的第二批劳务工，经过一年的辛苦劳累他买了一台彩电。他走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送他到火车站。在候车室里他感叹地对我说：“唉！年纪大了，不行了。这里的工作太辛苦了，‘天天加班加点，这一年总算熬过来了。你要多保重，你才开始啊！”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伤感：“是啊！我真羡慕你们，后面有靠山，还有退路，我可是过了河的卒子啊！”
“华工”的师傅们一走，一百多人的工模部只剩下二十多个人了。春节前应赶制的，都加工出来了，少部分还有点扫尾工作。按香港的惯例，春节放假都在十天以上。往往比国内的法定假日提前几天，以便让归程远的职工有充裕的时间回家团聚。这几天大家都在利用工余时间买年货，大包小包，进进出出，很有点节日的气氛。我也在盘算着，过春节回不回家？回去吧，这来回花钱不说，正式调动未见结果，回去怎么交待？不回去吧，这么长假期如何过？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
放假的前一天，李先生叫我到他办公室，很客气地招呼我坐下，首先问我接手周工那套图纸搞得怎么样了，我简要地汇报了进度情况，并再次向他保证，一定按时完成任务。他点点头说：“这项工作你要继续抓紧。你来公司四个多月了，根据我的考察，第一，在技术方面你原来确实有一定的基础；第二，你头脑比较清晰，思路比较灵活，经公司研究决定，你的试用期提前结束。”接着他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聘用书给我：“兹聘用王德能先生为凯达公司工模设计员。”那个时候，内地的学历和职称香港公司是不承认的，我的工程师证书上盖有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的大印，竟被聘用为工模设计员，真有点不是滋味。但又似乎感到很高兴，很荣幸了。我向李先生表示感谢，他说：
“不用谢，这是你凭能力挣得的，你拿着这张聘任书可以到工业区人事部门去办理正式调动的手续。回家过年也添上点喜庆。”可见这位平常从无笑容的顶头上司人性化的内心世界。
当天我满怀欢喜地拿着聘用书去蛇口工业区组干处。主管这项工作的是李林小姐，她将聘用书看了又看，好几分钟未讲一句话，好像在审查其真伪性。然后又到处长办公室嘀咕了一阵，出来告诉我：“这聘用书已复印一份，原件你自己保管，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我说：“我想春节期间一举两得，回去办理正式调动。”
“你好天真，哪有这么快！”
“不是蛇口速度吗？”
“什么速度也有个程序，没那么简单，这里复杂着哩！春节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她说得那么肯定，又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不敢再啰嗦，就回公司上班了。
考虑到春节后还得回去办调动，所以就决定不回家过年了。我把得到正式聘用的事写信告诉妻子和在湘潭读书的儿子，同时给他们买了些款式新颖的衣服寄回去。这个春节一家四口三地过，虽然有点凄楚，但今天的分离正是为了明天的团聚。春节前被正式录用的消息给全家人捎去了喜庆，特别是给我增强了立足深圳的信心和希望。
春节后，“华工”又来了一批新人，设计室里除孟工是上一批留下的外，换了两个新人。现在设计室的水平比以前高些。除了从事原来那些工作外，还从香港拿一些产品图或样板来独立设计模具图。
阴历正月十五后，第二次去工业区组干处找李干事，她说：“还没研究，你不要急。”
过了一个月，再去找她，她不耐烦了。
“唉哟，你干吗那么急呀，哪有那么快呀？”
我说：“你说吧，要多久？”
她跟我转圈子：“我也说不准，有消息我会通知你。”她的意思是我不要再找她了。
又过了一个月，还没消息，我第四次去找她，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她向我望了一眼，她明明知道我去干什么就是不理我，仍然旁若无人地做自己的事。我鼓起勇气问她：
“李干事，我那调动的事情怎样了？”
“你那事不好办哪！你今年四十五岁了吧？已到进户口的极限年龄了，很可能有难度。”
我一听就火了，但我深知这帮老爷、小姐是得罪不得的，我尽量控制住自己：“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工程师，这帮人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年龄都是四十多了，请你去打听一下，哪里有三十多岁的工程师？不只深圳，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对工程师的准入年龄都是四十五岁，去年九月我来办借调时已是四十四岁，如果当时你认为极限年龄不行，我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现在才说这个理由，这不是把我给误了吗？”她看我说话很激动，也很在理，不敢正面与我争论，又采取了拖拉战术。答复我：“好吧，我们再研究一下吧。”
外资厂的劳动纪律很严，每个月请事假不能超过四小时，超过四小时，当月全勤奖五十元港币就没有了。更重要的是请假多了，上司不高兴。当时，我们是下午五点下班吃饭，六点钟接着加班，我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差，安排同事在下班‘之后在食堂给我打饭。一下班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工业区办公室，匆匆忙忙办完事，回到公司吃完饭正好是六点钟。每个星期都这么跑二三次，总共跑了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她总是推三阻四，不是“还没研究”，就是“处长出差了”。她肯定很讨厌我，但又不敢发脾气，她知道我是不容易对付的。她看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有一天终于有了点实质性的进展。她问我：
“你妻子多大年纪了？”
“比我小三岁，四十二岁了。”
“唉呀，不好办啦！你妻子年龄太大了。”
我一听，又是节外生枝，但还是尽量心平气和。
“你允许四十五岁的工程师调进来，就会有四十多岁的老婆，我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老婆才二三十岁。”
这句话，把办公室的人都逗笑了，连李干事自己也笑了，但她随即收住笑容，严肃地说：
“这不是开玩笑，我这里还有许多四十岁左右的家属无法安排工作，没有单位愿接收中年妇女，把你调进来，你老婆怎么安排？”
我说：“先把我调进来，老婆的调动今后再说。”
她立即否定：“那怎么行！现在党的政策正在解决夫妻分居的事，如果这样做，不是制造新的牛郎织女吗？”
我反问她：“照你这么说，我的调动算没希望了？”
“所以，必须先落实你妻子的工作，然后才会考虑你的调动。”
这娘们还真厉害，把“球”踢给我自己了。她狡黯地看着我，以为我无话可说了。
“李干事，我们一言为定，如果我妻子的工作找好了，你不要再卡我。”
她平和地对我说：“王工，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会卡你呢，我也是没办法。”
在到蛇口工业区前，听说这里广纳人才，突破很多条条框框，办事效率高。为什么轮到自己就这么困难？是我的命运多外，还是别的因素？通过长时间的奔波打听，才知道这里有些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一九八一年凯达来蛇口投资设厂初期，香港开达公司老板和上层员工在内地的亲戚、朋友从上海、无锡和广东其他地方蜂拥而至，他们的工作调动和户口随到随办。后来，由于凯达公司员工的工资待遇与工业区直属单位相差较大，这些人很多从凯达跳槽了，给蛇口工业区的劳动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工业区感到吃亏上当了。同时由于凯达公司工资低，加班加点多引起了员工的不满，蛇口工业区进行了适度的干预。凯达公司又拒绝给员工缴纳管理费（即后来的社会保险费），所以双方的关系弄得很僵。这样一来，工业区对凯达员工的调人和落户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和近乎冻结的政策。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才知道自己是进对了店，人错了门。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现在已经无回头路可走了。对于自己的调动必须采取持久战的办法。
我托严守中、王志清给我妻子找工作，为我的正式调动创造条件。起初我信心十足，工业区这么大，有几百个单位，不愁找不到工作，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还是没看到一点希望。无奈，我又找到顶头上司李先生。我把工业区提出的条件向他说了，并且我将在其他单位找工作无望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请他再帮我一把，在本公司安排个工作，以便为我的正式调动创造条件。李先生听后沉默不语，不置可否。
一九八四年四月，凯达老板在国际博览会买回了一个可摺式工业盆（内地叫周转箱）样板，准备自己仿造。模具设计的任务主要由我担任。由于模具较大，且形状复杂，在设计与制造上都有一定的难度。向李先生请教和汇报工作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他主动地提及了我的调动问题，叫我将妻子的简历交给他。他与主管人事的谭先生商量后告诉我：“考虑到你妻子当过材料、工具仓管员，那就安排到模具仓库管理模具吧！”
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声向他道谢。
我再次去工业区组干处，将凯达公司给我妻子安排工作的有关手续交给李干事，我心里想：她再没有理由推托了吧。 谁知她冷冰冰地说：“这样吧！你妻子先在凯达试用和稳定一段时间，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吧！”
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旬，学校放暑假了，儿子从湘潭、妻子带着女儿从海南相继来到蛇口。
我爱人到凯达报到上班后才知道，模具仓管员的工作已被他人顶掉，她被安排在女工宿舍当门卫。门卫就门卫吧，只要有个工作就行啊！
儿子和女儿在原学校成绩都是不错的，都是班里前几名。凡从外地转学来蛇口育才中学就读的学生都要进行摸底考试。结果发现兄妹俩成绩不怎么样，有的课程根本就没学过。校方给家长建议：最好都留级。回到家里，全家慎重地讨论这件事。儿子智明说：
“爸、妈，如果让我留一级，把基础打好些，我保证将来考上大学。”
我说：“我也不要你什么保证了，你尽你的努力，我们尽父母的义务吧！”
本来让女儿智华也留级的，但总觉得兄妹俩都留级面子不好看，还是让她先跟一跟，将来根据情况再决定吧！后来的事实证明：蛇口育才中学教育质量高，加上两个孩子也很用功，学习成绩在班上的名次逐步靠前，令我们感到很大的欣慰。就这样我和妻子在凯达公司上班，儿子女儿上学读书，全家人其乐融融，充满祥和与温馨，充满着对未来的追求和希望。
两年多过去了，我们还是深圳的临时工，正式调动、户口迁移还是悬而未决。为此我经常去蛇口工业区组干处，平均每月至少一次，经办人总是一拖二推三研究。我决定找最高当权者，一九八六年三月，我找到时任组干处长的虞德海，向他说明了两年多来的情况和感受。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我和妻子的正式调动才得以解决。唉！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了，总算可以安居乐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