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林诗歌简论
一不可或缺的童年经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一直保持着以个人的经验以及经验提供的各种细节为修辞的种种可能。这意味着当诗歌话语以自身的经验作为话语空间来建构一个诗歌世界时，诗人以其个人的隐喻视觉回到了大地上，解构内心与世界，从而使诗歌有了个人修辞学的美学意义。耿占春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春林近期的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叙述方式上明显的自传式语气和传记式经验。对我来说这样的语气产生一种亲切感和阅读的信任感。……值得注目的是，现在诗歌中的意识主体，与80年代相比，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或意识形态反抗性（比较一下北岛、舒婷、食指等人），而其经验主体也更具个人化和私密性。在这个时期，经验主体是以具体和谦逊的面目出现的，如同在高春林的诗中所表现的，诗人的自我也通常较为节制。更多的诗人开始关心经验的日常性，经验产生的具体而微的传记环境，他们生活的特定时间与地点。”———这是耿占春在评论高春林的诗歌《安良，安良》，并以《诗歌：作为一种微观地理学》为题所做的阐述，他说：“在高春林的诗歌中，形成传记经验的早期环境似乎就是安良这个村镇。”事实正是这样，当诗人在诗歌中面对自己生存、感受的环境，在本质上就是在构筑属于他的也是这个世界的诗歌地理；而这个地理是一种记忆，也是诗的一种文化镜像。
高春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一个叫做“安良”的村镇度过。所以，诗人要表达其“独特的空间感受”———他亲历的事件，他的快乐和痛苦，于是他刻骨铭心的童年经验就成了他潜在的修辞和隐喻。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些“经验”让他的诗拥有了自己的“微观地理”。而在我的阅读中，春林以这样的地域为题的诗歌并不是太多；但作为一种个人的修辞学，仅就这一部分也足以让他拥有了一个显明的诗学特征，或曰诗歌中“明亮的部分”。那种童年的记忆、具体的细节、在血液里久久回荡的音节，似乎如同诗人自己所说，是在唤醒一种存在，“重新和世界发生关系、和内心发生冲撞”。
在春林的诗中，安良不仅是一个镇，更是一个美好的、充满神奇色彩的一个词，他所有的经验不断被唤醒、转喻，有了新的发现与意义。在《安良这个镇或词》一诗中：红石山洞中走出的一个女子，土布裹体，她创造了我们，创造天地同喜悲的胴体，和知识……
这似乎是一种对古老的甚至带有传说性质的过去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追述。但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地方，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我们的“母亲”在创造着世界，创造着我们，和爱。而在诗歌中，更为具体的想象，或许可以看作，是祖先让安良这个自然的村镇拥有了神秘而美丽的意蕴，从而成为他经久的诗的感受源泉，以至于让诗人的善良与良知体恤着那里的一切：“锐声歌唱的少男少女／用爱建造一所房屋。”这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充满着祥和气息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所在。是的，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这样美好的祈愿，而作为诗人的高春林，他诗歌的出发点，至少是这组诗的一个初衷就是：一点点平静，爱，安居这个词根
诗歌中的经验不是记忆的单纯再现，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发现，当世界的枝叶蜕落到只见骨骼的时候，留在语言中的就成了不得不说的部分，无论是疼痛的部分或者激荡的音符，都成了诗人解构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被一场雪覆盖的那天》，诗人讲了一则家族的“那天”：“一个黑衣少年／……被一场雪覆盖的那天”“女人在雪天出嫁，／大地一片红的那天”“两个人私奔，全村人惊讶”的那天“这雪花般命运”的那天。这“那天”对于诗人的童年是刻骨铭心的。在那个伦理至上的时代，在那个贫寒的年代，面对雪花般飘零的命运，诗人说“我还能说些什么”？这种发问是对于内心，更是对于世界，像是带着惊醒意义的一种疑问，追忆而深思。事实上，更多的记忆来自那个“以星星为酵母，以花柴取暖”的年代，但那种记忆一旦化为诗的语言的时候，就有了另外的力量，关于对某种事物认知的，或者说对一个自身感受到的世界的理解，它就那么以碎片、断章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高春林的记忆里有惧怕：“放学走在这谷底／天黑，仰脸朝天／看星星，瞄树梢走路”；有叹息：“爷爷把二胡拉成弧线，鸟不飞／公社的标语偶尔飘到山上来，不咸不淡”；有赞美，在《广阔渠》中“看水，像一条细蛇／穿身而来”，有感恩也有力量，在《父亲建桥》中这样描述乡人———“像一袋水泥，／黏合着这里的力，和冬天的热气”。随着经验的展开，一切都变得具体而生动起来。这样一个所在，诗人一旦展开叙述，自然是深情地让语言与内心相呼应：先把它标进地图，再把它标进身体……
在一定程度上，童年经验或许会带有某种梦幻色彩，但诗歌毕竟是一种境界，当那些经验成为一种隐喻关系，让世界有了逆转，那本已消失的事物和内心有了新的关联与呼应之后，作为个人的修辞学就有了更为宽泛的意义。高春林的《安良，安良》大致写于2002年到2005年之间，我注意到，在耿占春以其“诗歌的微观地理学”给以评说之后，诗人又写出了那组诗的后半部分，其诗路愈加宽阔，语言愈加从容，而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愈加透彻。在《狮王寺》，借助对石狮的怀念，有对传统文化与信仰不尊重的斥责：“传说在阳光下晃了晃，／比我们说的话明亮”；在《明月村》有对“明月村陷进楼群里。……村庄消失，明月隐去”的忧虑与惋惜；在《上坟》中，诗人面对亡灵所感叹的“你相信，对于世界，／最好的指控是：连话也不再说”一定涵括着更多的生存辛酸。他的这部分诗，在这里以日常经验的形式把对社会的思考与个人的意识统一了起来。这种思考或许是对记忆的一次考察，或许是对经验的提升，既有对现代文明的疑虑，又有对自身的反省。
在时下的社会，哪一个背井离乡的“城里人”没有经过“蜕化”———乃至于有过人性的麻木和良心的偏离；所以清醒的“赎罪感”即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救赎”。而《在安良，被雪光短暂收留》里，同样有着“赎罪”的意味：诗人从电线上的栖鸟、路旁树枝上的落雪的描述突然写到“一个人骤然出现，手里拎着一只野兔”的景象里想到，“我开始记起小时候的种种劣迹：／弹弓、雪天的筛子……”那一切注定都是冬日的雀鸟的厄运；而他们居然“十二月，人比鸟兽更急”。故而，“我想再不说那些事，消失的事物会变得／清晰，像现在，一场大雪后我的记忆”，这种发现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莫不是那样。然而，社会在呼唤更多的良知以及有良知的人，从蒙昧的时代到当下的意识。正如他诗中的句子：洗我童贞的水，今天洗我的城池。
经验，与时代与当下都有着不无关联的隐喻性。因此，当诗人在进入他的经验世界，并由此来建立一个诗歌世界的时候，他的行动，以至于他的语言就回到了当下，从当下出发的一次次的寻找与发现。高春林的诗《安良，安良》在2005年之后写出的一些篇章，我发现更侧重于一次趋近故土的行动，诗着意于虚幻与现实之间的沉思。在《往返》一诗里，诗人写道：
那召唤是一次归途，我不厌弃每一条小路，
我看见的光，被我分割成
一个村庄，一幅油画，一群羊。
我是它的主人，也是它的仆人……
一个离开故土的游子回来了，“在未说出之前，就被召唤”。故乡的一草一木，“黑森林和库水”甚至布谷鸟的鸣叫都还是那样的亲切，熟悉；让你流连忘返，让你不得不感叹“我是它的主人，也是它的仆人”。然而，诗人在《呼唤》中，又以在外的感受进入沉思：“走出小镇，我就弄丢了你。／你带着赤裸和打酒的瓶子消失”，这呼唤是什么，那是在对朴实的还有根性的所在地亲近之后，对人类那原本存在的美好的呼唤。而在一次《进山》的途中，诗人想起了从前的女友，从而“沉进遐想，／沉在情感失去栖身的地方”，从而醒悟“夜色是可怕的，爱也是”。在《归来》的时刻，诗人“庆幸有一个山庄，／在身体里”，感悟出“我的到来，不是滑向另一种诱惑，／或许是逃脱”。在这时诗人造访了《眼明寺》，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写道：低于世界和想象的地方，我也把声音
压低。低于微风，低于一个人翻书那一刻，我说：随便看吧。肯定也有什么事物在看你。碎红石和泥巴，砌成的墙、禅房，在高大的树木丛中，确认时间停留的温暖。
是的，对于我们生存的现实来说，那消失的一部分确乎是“时间停留的温暖”。这种温暖对于高春林来说，在他的《高楼村》一诗中做了近乎缠绵而温情的停留，这是一首长诗，算是对“安良”这一次巡礼做最后的礼仪，全诗十一个章节，酣畅而尽兴地挥洒开来，让经验在语言的节奏点上跃动，那曾经的人和事都变得透明、美好起来，成为诗歌最亲近的肉身，这是诗人内心使然，也是人类美好的一种祈愿。正如诗人在最后说出的明澈的话：“我们，都是飞鸟留下的影子，／离花开不远，距冬天也不算近。／我们在世上走着，我们开垦自己的荒地。”
二找寻事物隐秘的意义
高春林在答诗人吕征的访谈中说过：“在一些境遇中与事物的偶然相遇，以及隐秘发现都会带给我惊喜。……这一切，包括情感、具象和思考，都变得真实而不容怀疑，都成为内心的一部分。”或许，诗人坚信“事物都在寻找它的异数”；或许就像雅克？德里达说的“在一切诗歌文本中，就像在一切言辞中、在一切文学外的表现之中那样，都存在着一个不可及的秘密”？
阅读春林的诗，常常会看到诗人对于“自我”的寻找，这并不是说诗人在迷失中才有的寻找，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应有的警觉。
2002年，他曾经写过一首《冬天的一只乌鸦》：但一只乌鸦在这个冬天和我邂逅我看着它的身姿把一道光线拉长拉直它狠命地坚持，飞———它的视线，它的飞越承载了路，孤独而多数时候它是树的一撮黑发被风拔去。我累时也无法安放四肢我特别能体谅慵倦的乌鸦它不像那些绿鸟，可以融入树丛、草滩但它独立，构成冬天的一部分，一种字体尽管偏执得有点不可思议。它扭头消失的痛苦时不时挂上树枝一只乌鸦，它沿着一个方向远去让四周陷入沉寂……
诗人与乌鸦“邂逅”是在一个冬天。大地贫瘠，树也唯有稀疏的枝条。此刻，诗人体验着乌鸦的孤独：它的飞———是一种无奈的坚持，像一道拉长拉直的黑色光线，它“承载了路”；“而多数时候它是树的一撮黑发／被风拔去”几乎是神来之笔。意象凄美而清晰，读来让人惊悚，所以也触动了诗人的内心：从自身的劳作之苦中体谅着那“慵倦的乌鸦”，并为它做了“但它独立，构成冬天的一部分”的自我生存的肯定。不妨说，诗人把自我生存与那只黑鸟融注在一起。一首诗也在“隐秘”的显现中得以完成。这首诗中，诗人寻找的不是乌鸦，而是自我，是一个孤独者的描述，一个探寻者的路。
诗人，正是走在这样的路上，孤独、寻找，从而去发现，去接近事物的本质，去触碰现实。
寻找，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所在。通过诗歌寻找事物的意义，让事物有了明亮的部分，或者说凸显出它固有的真相，这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精神。这是写作的意义所在，对诗歌来说是语言的意义所在，康定斯基在谈到艺术中的精神时说：“词汇具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直接意义，第二个，内在意义，即诗歌和文学的纯粹物质，这是只有艺术才能运用的材料，它以其为中介对精神说话。”诗歌正是处在这样的内在意义上，对事物说话，寻找那些隐秘的存在。在春林的诗中，有对生命意义的寻找和关照，比如在《放生》中，“候鸟已然南飞，把雅歌留在了这里。／你在林间空地停下，给刺猬以自由。”在《鬼灯笼》里，诗人把那种乡间田野极其普通的一种直立灌木所结的浆果想象成：在草丛，或林间小道上，扮鬼脸。它飘忽的翅膀，拍打世界的阴影，提醒我：夜其实是胆小鬼。
所以，“它面若桃花地打俏，／它懒懒地藏在午后的树丛中打瞌睡。”他们自由，安静犹如处女；旋风般消失，又现身，以迷离的鬼影，呈示出美来。在这里，诗人给山野平凡之物赋予了神性。
发现本身是一种美学。几乎像所有的诗人一样，春林也热衷于游历山水，享受大自然的诗意。但是在《我也想做王维不是杜甫，但是行吗》一诗中，诗人看到的并没有多少诗意，他发现“开采和分割像两个黑词”，“有人修改青山，／……铲你的草还收了你的小河。”诗的结尾不无讽刺地写到“胖知了、瘦知了都在叫着……秋———秋———”。游历的话语一下子回到现实中，有了触碰的意义。而在《篝火说》和《夜色变奏曲》中是对人性和自由的寻找与发现，“我跳荡的火焰有了模拟梦的举止”。由此唤起人们对那些原始的、自由之物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