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或许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事物都有着正反的两面性，从中发现其隐秘的意义是诗人的精神取向。毕竟在当下，对于汉语新诗，长时间以来，人们阅读到的诗歌都赋有太多的黑色抑郁，当然春林的诗中也不乏这些片段，但是从事物中寻找意义，是他写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并由此让那些生活中的事件、自然中的事物变得明澈、明亮，让一些语言来照亮我们的内心，这也许就是他诗歌的一个意义所在。有时，他的诗显得过于平静，但正是在这种平静中，诗人漫游着，那些带有神性的词语也和他一起漫游着，发现事物、抵近本质，让语言发出光芒。正如他在《漫游者》的结尾写道：“我的隐秘／全部隐在上升的风景中。”
是的，他的诗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在2007年，读到春林的一组诗《梦中书》。我们惊异地发现，诗人也在虚无的梦幻之中寻觅超常的生存意义。《好时光》里，诗人首先谈及“死亡”：“在某个清晨，没准儿，会忽然抵达墓地，／或倒在雨泊中，无为地震颤。”而梦幻即从此处生发：我念想能重新生活：从爱情到飞翔，一场盛大的宴会，是为我设计的———开场到高潮，我是主角，我触摸爱的肌肤，骨骼，我在春天的路上或夜晚，把你，你们召集在一起，然后在好时光里消失。
真的“像梦话一样述说”着爱情，飞翔，盛大的宴会……“我借岸上的一匹白马，／或乘一列火车，向未来向好时光／送去水一样的明澈，宏阔和玫瑰。”其实，这是在师长仙逝的殡仪馆，看着“一缕青烟袅袅向西”的时刻向死而生的幻性的表达———岂不是对于生存的重新审视？诗人在《梦中书》里更是直截了当：“我梦见我一块砖一片瓦建筑的微笑魔术般消失，梦见假面具，狂舞的腰肢，夜，／我暗自离开人群。”微笑都不在了，这世界还有什么？唯有“假面具，狂舞的腰肢”；所以，诗人选择了离开，“做一个远行的人”———这其实是关乎世道不古，人心叵测。所以，诗人最终的感慨令人心悸：“我终于看见自由了，自由是一个虚无的小瓷人，／我疑惑，我触摸不到她白嫩的皮肤。”
诗歌就是这样，当它寻找美的时候，我们为之心动；当它发现那些生活中的苦难的时候，让语言尊重信仰与良知。这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人的内心的声音和自己的语言使然。说到诗人的语言，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所有或多或少正在创作的诗人，在心灵深处都意识到，他不是为听众而写。他写作，是因为他受到了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缪斯的口授。他从事这种事业是为了自己的语言———为了语言的音乐，为了我所不认识的这些单词、后缀……为了这些和谐。”诗人就是在这样的诗歌话语中寻找着、发现着，当然也让灵魂提升着。高春林的诗，其实也在为这样的手艺而寻找着它的隐秘意义，从生活到语言艺术，一直以来他追求着、惊觉着，这是诗人的一个责任，他在《惊觉》这首诗中写道：不得不惊觉了我每天的经过，种植，还有废弃三说出世界真实的部分
高春林有着颇为复杂的人生阅历，他在回答木朵的访谈时曾说过：自己踏上社会以来“做过教师、工人、政工员、小报编辑、海关报关员、国家公务员”。在世道人生的历练中自然会有颇多的生存感受，发而为诗则有了别具一格的抒发和感叹。正如诗人自己说的：“诗歌是一种安慰。对我来说，是通向世界的另一扇窗口。它构成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预设的和未来的对话……当然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真实的写作唤回本性，接近作为一个诗人的良知。”
也许正是源于此，春林的语言在说出世界真实的部分。在诗歌中，真实，就是对世界的接近和对语言的尊重。当然，真实有时只是个虚妄的想象，在每一个人的表述里，世界会有不同的模样，这并不等于说语言的说出无异于瞎子摸象，而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不可言说的东西就是最真实的东西。的确，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诗歌精神。对于高春林来说，他总是站在低处，甘于做“一个低微的人”，也许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诗与诗人内心的契合，让真实的事物开口说话。这样看，他的诗的真实性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源于社会的真实。社会，是个大词，宽泛而琐碎，带有太多的旋涡，当然也有很多想不到的通道。对于波德莱尔来说，那是“发现我的地理学的旅行”。本雅明在谈到这里时，说“他具有与大城市节奏合拍的各种反应。他能抓住稍纵即逝的事物”。这的确是诗人的能力。对于城市生活，春林早期的作品中也有过《商业街》的描述，但他是内视的：我迅速爬上爬下，最终不明白我被抛到哪里了？反正一双脚不再属于自己诗人在惶惑中试图作一交代：“我在这样的市声里，有几次摸不着自己的心跳”“我的词典打开了，暂时找不到准确的文字”，而这一切似乎只是一个铺垫，接下来诗人写道：“我真的找不到了，这个城市朴素的人影”“善与怜悯消失”。这直接的声音是一种倾诉，更是一种带有无奈的叹息。而在另一首诗《杂货店》中，诗人的描述却是真切而具体的，让一个彻底物质化、商业化的社会浓缩在一个狭小的店铺里。全诗四节，每节八句，每一个句子都显得饱满，琳琅满目，跳荡有序，让语言呈现出它的节奏和力量。诗人说：叶子背面附吸的是鹊鸟的空壳，一些生命不见了。在杂货店，在市声鼎沸的黄昏偶尔的几声狗叫还在呼唤着：天地良心但上帝死了，这世界不知道谁是谁的“代言人”
在这样的写作中，诗人是清醒的。因为面对庞杂，诗人必须具有取舍的能力；因为是观察所得，诗人必须还有化为经验的技艺。有时，我们的诗歌总想触及那些优雅的自然和美好之物，而对于社会旋涡、现实中的苦难并不想过多地述说。但现实就在那里，就在我们的面前，在追杀我们的梦想，我们不能不面对，或许可以说这是诗人所要承担的诗歌意志。
其二，源于内心的真实。耿占春说：“当代诗歌写作不只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自足世界，诗歌写作的独特话语方式已经构成了一个思想的世界，一种知识的空间，呼请‘思想’与之对话。”在我看来，要完成这一切，首先要尊重自己的内心，让内心足够的坦然、发出真实的声音。尤其是当经验到来的时候，它与我们的修辞发生隐喻关系，是内心给事物以观照。诗人高春林在一首诗里写到“不与生活干杯”，这种心声令人欣喜。他说“我们的前方，本来就没有地址”。是的，对于诗歌，永远是没有尽头的探索。2008年的10月，我与耿占春、高春林等友人曾经有过一次漫游，在中原大地上，没有目的，只是走走看看，之后看到春林写出了一首《漫游者》，那种来自真实的、由内心发出的声音几乎有着震撼的力量：“世界宽敞，我的森林在爱的光谱下忘记了苦味。／在这里，世界遗忘我就遗忘。”一切都隐忍而豪放，真实而有独特的节奏。
诗人很早就给自己这样的描述：“我是悠闲的，我的走向从来／无关时尚。一半的时间里，我隐居。／不再记起风雨，和相关政治”；是的，在春林的内心就是这样的———面对喧嚣的世界，倾心于做“一个低微的人”，同时“以卑微之心对待诗歌”，缓慢地、坚韧地说出内心的感受，当然这种心境有时是颓废的，他在《细草间》里说：“我要是一朵杨花多好／我会在这依旧暧昧的阳光里／飘散，我会苟合一株黄河的水草／然后失眠。”如此简单，显现出诗人与世无争的内心世界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