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北京的空气pm2.5值恶化到科幻的地步，使我意识到现实已经与科幻合一了。那时，已经有北京人半开玩笑地讨论起购买防毒面具来。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沸水煮青蛙原理。所以，写科幻，反而能提醒“青蛙”们认清现实。我的科幻思维，就被无限逼近的现实所触发了。我很自然地幻想到，这样发展下去，北京成为人间废墟。在毒雾中，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下楼去超市购买日常食品，儿子戴着防毒面具，我和妻子则拿着大号霰弹枪和战斧，在通往停车场的一路上防御和驱除僵尸。一般情况下，快递员，如同人民子弟兵一样，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一般公民则多数时间待在室内，政府内阁，则轮流由腾讯和阿里巴巴组阁执政……这当然已经高度地好莱坞电影化和日式动漫化了，显示出，好莱坞式和日式的末日想象，已经深入到中国新生代读者的趣味，并能够用来给力地表征中国现实了。
长久以来，珠海校区、南校和东校的生活，是我的思维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是坐在珠海校区的Station Coffee小憩，还是在教室里讲课，在校园里狂走，我的头脑总是禁不住切换为科幻模式。大学的种种痼疾，在这个科幻世界里挥之不去，寻求在现实禁忌和新闻禁忌里吐不出来的表述。
2012年，我开始接触中国式科幻作品，如三门峡水电站高级工程师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并了解了这一类本土文学产品的大概，觉得很值得关注。2013年5月，我在豆瓣阅读上读到了新华社高级记者韩松的《高铁》，很震惊：原来在2011年高铁惨剧之前，韩松已经非常重口味地把高铁作为主题写成寓意性的科幻邪典了。他的另一部《火星照耀美国》，也大有深意。我的思维由此突破了所谓“科幻应该如何”的框框。
我也从“沙县小吃体”（网络上亦名“一曲忠诚的赞歌”——其中有一个变体故事，居然就叫做《中山大学的秘密》）、韩寒《光荣日》、《他的国》，和今何在的《中国式青春》等里面的荒诞场景和伪科幻情境，获得写作技巧上的启发。
韩松说：“中国现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荒谬感。比卡夫卡的小说还要荒谬。很多东西表面上十分正确、严肃，但恰恰是这样，它显得尤其荒谬……现实太科幻了，我们怎么写得过它？”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提到“科幻”与我本人学术研究的交集了。我在美国留学时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全球语境下的中国小说期刊（1900—1910）》，里面有相当的篇幅，是来考察“晚清”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在五四之前，在上海等口岸城市所涌现的“新小说”里面，最繁荣的类型之一。在那个时候，对西方同时期科幻作品的翻译和阅读、改造，也很火爆。当时鲁迅还是青年，在日本留学，也从日文翻译了凡尔纳的两部科幻。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文人，有不少都很能写“科幻”。晚清现实的荒谬感所激发出来的想象力，与百年后的今天，并无二致。晚清文人写“新小说”写火了，靠的是新兴的、不被传统士大夫所看得起的报纸和期刊。今天的新兴写作，靠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互联网络文坛。当时的科幻作家，也如同在今天写“科幻”的我一样，出于各种考虑，喜欢把故事时间设定在未来。当我在写《逃离大学城的日子》时，我觉得，我与一百年前的包天笑、徐念慈、吴趼人一样，都是用科幻这种被允许的文体，来煞费苦心地对“当下”发言呀。不然，还用得着这么费力地去隐晦吗？
我也从另外两部游走于科幻和荒诞小说边缘的当下作品受到启发。它们是在豆瓣阅读上，少见地狠戳了大学题材的两部作品。灰土豆的《考研手记》虚构了一个住在北京地下室苦逼考研的人，最后他疯了。这部作品，直戳社会局部痛点，并且足够疯，很有些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力度。主人公一天一天逐渐发疯的叙事框架值得借鉴。锦翼的《堕落》里面的男生主人公，在大学里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她预言这个城市即将毁灭，随后一系列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主人公开始和这个女孩奔走呼吁，然而却没人相信。
当然，如同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是宋词的重要祖宗一样，王小波总能给我写作上的教诲。在想象力运用方面，王小波的两篇早期作品《这是真的》和《绿毛水怪》，幽默、深沉，而挖苦到极致，为《逃离大学城》的构思提供了营养。前者把一个坏干部，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头驴，后者居然把一个爱情悲剧，设定在沮丧压抑的60年代，却讲述得无比典雅优美。
记：可否“解读”一下“逃离”在这部小说里的意义呢？
王：“逃离”，在这部小说里，意味着从“大学城”现实的逃离。
文学、文艺，骨子里往往是关于逃离的。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关于从“情天幻海”的逃离。《狂人日记》，是从“五千年吃人历史”的逃离。巴金的《家》，是五四青年从封建宗法制的逃离。娜拉的出走，是从性别牢笼的逃离。逃不出来的，如祥林嫂，则成为殉葬品。
循此思路，你也可以合法地联想到《飞越疯人院》、《肖申克的救赎》、《麦田里的守望者》、《西线无战事》、《第二十二条军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等等。
潜意识里的这种从校园“逃离”的念头，我们很多同学都自发地有过。对不对？
记：为何想到找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起加入？是以什么标准挑选他们的？
王：“为何想到找我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合作？”——因为这里是中国南部的，东西南北文艺青年的大本营呀！我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前”文艺青年，同学们是现任的文艺青年。作为中文系出身的过来人，加上在SYSU中文系几年来的教学相长，我有幸结交了这几位同行，惺惺相惜。
“是以什么标准挑选他们的？”——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挑选”。我只有“招募”的荣幸。我身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学的中文系，我的“招募”工作，真是得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
记：您在这次创作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和学生们配合的呢？具体的合作过程是怎样？
王：我可以说我是“教唆犯”么？你也可以把我想象为“莫非江湖上人称及时雨的宋押司”。我们在荣光堂咖啡厅和珠海校区北门的食肆里开过几次会。这类似于水泊梁山的一次次“小聚义”和最终排座次的过程。
我是总设计师和组织者、促进者、编辑、修改、汇总者，在豆瓣阅读的版面里排版、配图和上传尚未与读者谋面的一期期连载内容，也是执笔作者之一。我铺设开放性的框架。我毕竟岁数大些，“狡猾”些，知道未来各种审查的“底线”是什么，但鼓励大家不要顾忌“底线”，只管敞开了去写。这是因为，有貌似十分忠厚的我的存在，就能够娴熟地确保不会砸到“底线”。
我们的文字班底的每个人都是执笔作者，摄影者则提供配图。大家分头去自设情节去写，并通过见面、电话和网络（我调往帝都的中国人民大学后）来碰头。
具体来讲，我执笔了《精神病科主治医师邓建国致读者：一份非正式的病理扩展报告》部分和《邓建国医师再致读者：新的治愈还在继续》部分。倪软（笔名）执笔了《阿如的病例：吞噬少女的绿草地》。王逸凡执笔《王年轻的病例：被洪水淹没的爱情碎片》。王海旭执笔《王海的病例：孤岛梦污染》。王今执笔《小艾的病例：逃离荒岛奇遇记》。贞子（笔名）提供摄影配图。
再多的，恕我不便透露了。保留些神秘感吧。
记：您发现学生的视角和您有什么不同的吗？
王：绝对的！教师和学生的视角就是应该结合起来，才有立体深刻的槽点。同学们拥有在中珠和南校的连续多年的3D式全方位不间断生存，我则没有在中珠、东校连续逗留超过72小时以上。而且同学们处于不同的年级，有男又有女，有婉约有奔放，有中珠有南校，朋友和巡游圈又蔓延到东校大学城、广州各高校，乃至全国各地的学府，对校园有多方位的感受。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立体交叉地结合起来，进行表述。
几位同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大家的文字风格、生活体验各有亮点，而且都不去讲什么大道理，如同在一线战壕里摸爬滚打的士兵，写出了能让总司令部汗颜的一线实况。恩格斯曾经评价狄更斯的小说对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记述，说是比所有编年史家做的加在一起都要多。我们的小说对“大学城”的记述，也是初步想要这样罢了。
当然，我们的趣味，风格，不是19世纪英国的，是21世纪中国的。
记：您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给学校（中山大学/异地办学/分校区办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改变？
王：这个真的不属于文学作者所能乱想的事儿。我们只是想学做“狄更斯”，留待日后的“恩格斯”去夸奖，就已经是心比天高了。林肯总统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大叔的小屋》，引发了南北战争和黑奴的解放。我觉得，这多半是林肯总统的一句社交恭维话，却被耸人听闻的记者断章取义，发到“微博”上去了。况且，我们的小说的题材和针对性，都很低调，不至于那么火爆吧？文学，一般来说，对于“影响”和“改变”，都是无用的。1927年北伐期间，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演讲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这样最好。文学就是文学嘛，不是黄埔学生军。
最近，拍了《私人定制》的冯小刚，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谴责任何具体的人或部门。以我的年龄和涉世经验，知道事情的复杂度，和难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们不想冤枉任何具体的人或部门来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