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传开，整个观通站登时热闹起来。炊事班忙着做饭。战士们腾出棉被，站长张细健撤下自己床上的电热毯。大家还嫌房间不够暖和，一下子点起了三只一百光的灯泡。
已经批准退役的老战士鲁卫平，立即放下正在整理的行装，和战友一道下山把小挂机抬回来，连夜抢修。
感情的交流是双向的，人的交往贵在交心。
人世间最美好的是真情，有了它，平凡的生命可以焕发出动人的异彩。这正是陈国同四十年屡履险境而九死未悔的精神支柱。
为了部队，陈国同什么都舍得。然而每当老战士离队与他告别时，他却难舍难分，他总是一边紧握着老战士的手，一边噙着泪水说不出话来。而只有当喜迎新战士时，这种依依惜别的情感才得到填补。
陈国同大海般的深沉赢得了观通站指战员的敬重，军人真挚的回报温暖了陈国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部队的指战员进出海岛总是把他的家当做落脚点。他留宿、留餐无微不至。他们把这个家称为当年的“接头户”。
五
日出日落，潮涨潮消。观通站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可陈国同依然风雨无阻地为部队送菜。当年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
谁不希望生命壮丽辉煌？谁不希望人生丰富多彩？多少文人骚客感唱人生易老，多少英雄豪杰慨叹去日苦多。陈国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只是在默默地奉献。可他献出的是自己的全部青春，是自己的大半辈子！
他这样做究竟图什么？
有人说他不过是为了挣钱。
确实，金钱往往是折射人的灵魂的三棱镜。五六十年代，送一趟菜，队里给4个工分，补贴0.5元钱。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这差事就由他一人包了下来。一趟给运输费30元，扣除请人帮忙费用，一个月挣不了一百元。83年小船装上柴油机，一趟油费就得十几元。直到89年战士们过意不去，反映到团部，运输费才增加了5元。即便如此，每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收入也不过百把元。
下浒村支部书记说得很坦率：“如果说赚钱，在海边这样的辛苦钱是绝对没有人赚的。”
海边的人都知道，大海是公正、无私的，只要你愿意付出劳动，回报是丰厚的。
去年鳗苗市场走俏，价逾黄金。冬至一过，村里家家户户忙着打桩结网，捕金捞银。高峰期全家倾巢出动，一天收入不下千元。到次年二月，每户多则收入水平4、5万元，少则也有万元。这期间，有人以每月400元的租金向老陈租船，他婉言谢绝，“800元”，他一笑置之，照旧驾着他的小船三天一趟地往部队送菜。
有人说他傻，可他心里百亮堂堂的：观通站是国防的眼睛，担负着海区的监控，为往来船只导航的重任。国家安全有保障，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只要岛上有部队，就要有人送菜。他也知道若自己不送恐怕就没有人送了。如今，自己年事渐高，于是就选定他的长子陈言宋这个和他父亲一样纯朴、厚道的小伙子作为送菜“接班人”。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真正的美丽心灵，总是有所作为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陈国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任站长廖玉坤曾半开玩笑似地问陈国同：“老陈，你这样帮助我们，不觉得吃亏吗？”
陈国同回答说：“我的命是你们给的。你们有困难，我不帮忙，心里不安。再说几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
话，说得朴实无华，却耐人录味。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他作出的贡献。
部队的同志说，我们的部队进岛以来，能够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五次荣立集体三等功，这里面溶进了老陈的汗水和心血。1989年部队赠给他一面锦旗：“小船隔海送温暖风雨无阻，三十五年如一官兵齐颂”，表达了部队对他真诚的谢意。1992年全国评出百名拥军优属模范，他名列其中。
下浒海滩的美，遐迩闻名。一千多来长，百余米宽的海滩上铺着细细的黄沙，金黄、金黄的，石掺些许的杂物，纯得让人心醉。最妙的是那沙滩平坦坚实，过往车辆在上现来回奔驰，别是一番景致。
陈国同的小石屋就座落在这海滩边上。
是永恒不息的浪潮淘净了他的心灵，还是这优美雅致的胜景铸就了他人性情！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人们曾经上千次的引用这句名言。然而只有当你站在了壮阔的海滩上，面对着无垠的大海，面对着这个坦荡无私的老渔民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内蕴……
往事萦怀思未歇——怀念父亲
又到了淫雨霏霏的清明时节，不同于往年的是今年的清明雨洒落在我的心头，格外的凄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快四个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父亲殷切慈祥的目光，耳边回响着他谆谆的教诲。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已经走了，因为他始终活在我的心中。
父亲往往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对父亲的敬重是从他身上我读懂了什么是刚毅坚忍、忠贞不渝。刚懂事的时候，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当厂长，管着百十号工人。那时正值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所以他成天背着驳壳枪，扎着宽皮带，一有情况就要带民兵出海巡查，那形象真叫威风凛凛，称得上雄姿英发。可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其实正是他“落难”时期。
父亲出生在山西晋城的一个偏僻乡村，十四岁上就父母双亡，靠着给人打短工过日子。1942年20岁时就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中。担任村里的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带着民兵割鬼子的电线，扒铁路什么的。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村里的闾长，相当于保长之类的，当然是所谓的“白皮红心”的。就是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鬼子进庄的时候，忙着招呼应付，让鬼子押着、敲着锣吆喝：“皇军不杀人，不抢粮食……”然后趁敌人不注意，一扭头就向躲在地道里的自己人通报情况的那种角色。然而也是这个角色让他在后来吃尽了苦头。
父亲生性耿直、刚强。在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谓是升贬陟黜，一应俱全。但无论什么样的打击、挫折都不能将他击倒。他总是乐观、坦然地面对人生旅途上遭遇的一切，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1949年随军南下福建就任区委书记，上世纪50年代初被提拔为县处级干部。可是由于正直敢言，得罪了权贵。不久，就被借口当年当“闾长”的这段历史不清楚，降职成了科级干部，行政级别也从十六级降为十八级。1959年“反右倾”时，干脆被“拔白旗”，发配到偏僻的海边去当即将创办的一个小型造船厂的基建科长，大约算个股级干部吧，后来见他确实能干，才当了厂长。
那是一片荒凉的海滩，因为地名“四岙”和当地方言的“死”谐音，所以成为海难和其他瘐毙者的坟场，一到天黑到处是点点的磷火，通常一到傍晚这里就人踪绝迹了。我们刚到的时候，在海滩上玩耍还经常从沙滩里一脚踢出个骷髅来。就在这里父亲带着一帮工人建设起闽东第一家现代造船厂。他也因此成为省劳模。然而也是这地方让他遭受了一生最大的痛苦与屈辱。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当“闾长”的这段历史，他成双料“反革命”，既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又是“罪该万死的日本汉奸”，一夜之间从坐在台上作报告变为跪在台上受批斗。更为不堪的是戴着高帽，挂着沉重的牌子游街，造反派还要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汉奸、走资派”。但父亲只喊“我是走资派”，不说“我是汉奸”：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因为每逢批斗或游街时，母亲便叫我和哥哥跟着，看看有没有人打父亲。那时我十三、四岁。在厂里是出了名的顽劣。因为崇拜《水浒》的李逵，时常模仿着在腰上插两把劈柴的斧头，四处晃荡。对那些招惹我的大人不是在他的必经之处挖陷阱，埋上一些东西让他踩“地雷”，就是躲在暗处用弹弓射他的脑袋。因此当我扬言：“谁敢打我父亲，我就劈了他的孩子”时，那些家伙还是有所忌惮的。于是他们也设法对付我。那时抗日的电影多，我们这些孩子看了后常模仿电影中的鬼子说一些“你的，大大的坏”“死啦死啦”“咪西，咪西”之类的话，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就拿此说事，责问父亲：“你如果不是汉奸，为什么你儿子会说日本话？”父亲啼笑皆非。回到家里责怪我：“看你在外面捣蛋，给老子惹多大的麻烦！”见我惶惑，又笑笑说：“以后少在外面惹事。”
回想起来，在苦难面前，亲人间的理解和支持是何其重要。那年头，许多人没能熬过来，走上了不归路，不少是由于内外交困的绝望所致。然而在我们家里，父亲始终是权威、灵魂和支柱。一家人都在努力使这个家成为父亲可以喘气、歇息的港湾。尤其是母亲，总是设法给他做最好的饭菜，弄来当时最好的“飞马”、“大前门”的香烟。那是物质高度贫乏的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香烟尤为紧俏。虽然政治环境极为恶劣，但我们并不特别感到孤独无助。经常有些好心人帮助我们，还不忘说一句：“老周是好人，一定要挺住。”更有意思的是厂里有些造反派，白天慷慨激昂的批判父亲，晚上却悄悄地溜到家里帮父亲写检查。无论当时形势如何严酷，父亲都坚持一条：“走资派，那是毛主席说的，我该认就认，该斗就斗，该改就改。但我不是汉奸，历史是要还我清白的。”造反派无奈，只好让他下放农村了事，他也就一句话：我本来就是农民，回到农村最好。而对那段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却看得很重，他说那是“大节”。虽然“十年内乱”结束后，组织上给他平了反，但最让他开心、扬眉吐气的是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央军委给他颁发了“抗日老战士”的勋章。
父亲没文化，却有中国农民特有的智慧。他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一次到县里开会，边上一位领导见他很认真地做笔记，非常纳闷，凑上去一看，见笔记本上画着一些谁也看不懂的东西，就跟县委书记说：“九区的传达贯彻可能成问题，那个周世宏，根本就没听，还在本子上乱画。”于是书记说：“你和他一起去，如果不行，就替他传达。”不料到了区里，一听父亲传达的和书记报告几乎没有两样。这才知道，他有自己独特的笔记方式，用他的话说，叫笨人自有笨办法。
他是一个从黄土高坡走下来的农民，南下前连何谓茶叶都弄不清楚，却能在闽东的青山绿水间创造出“草岗”变“茶岗”的奇迹，被称为茶业专家；在辽阔的大海边建设起闽东第一家现代造船厂，让当时的业内同行刮目相看；他是一个工农干部，却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卫生部门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后来到纪检委工作，性格耿直、爽快的他也能沉着应对，妥善处置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为人们所称道……我想这一切都源自于一种忠诚执着和旷达。
父亲来自北方农村，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质朴的本色。当党政领导，他一双布鞋一顶草帽，走遍闽东的山山水水；当厂长，他和工人一起抬木头，因此而伤了脚。对生活他没有什么奢求，一碗面条就是美味佳肴，几个饺子便快乐如过年。过去他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加补丁，以至于有一次他到专署开会，我的大姨夫见了责怪妈妈：“老周怎么说也是个十八级干部，一个厂长，你怎么可以让他穿得像一个车夫？”可他就是乐呵呵地愿意当这个“车夫”。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此事，总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父亲质朴而清廉，当区委书记时，按照规定，他吃中灶，我母亲只能在大灶吃饭，即使怀上我的哥哥也不能搞特殊。刚到造船厂时，全部家当就是两只箩筐。吃饭时把一只箩筐反扣过来，上面放上木板，一家人围着也是其乐融融。他常说：“我一个人两手空空从北方来这里，现在是一大家子，我很满足了。”1970年代末，他在县里当劳动局长，当时许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亟待就业，他为此费尽了心机。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位妇女，哭哭啼啼地说是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孩子老大不小了连恋爱都不敢谈，甚是可怜。他了解了情况后没几天就把孩子工作安排了。那人感激之余，用蛇皮袋装了两只田鸭，送到家门口，放下就走，他一看立即责令我们兄弟追赶上去，硬是把田鸭还给人家……
父亲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一员，与人平等相处，和睦相处。到单位，同事们把他当父兄，他把同事看作子弟。离休后，他享受地厅级待遇，但与周边的群众和谐如鱼水，人们见到他总是亲切地叫他“老周”。每有不便，大家都会纷纷上前帮扶。在人们谈到他时，我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是个好人！”“政声人去后，口碑闲谈中”，我想，这便是父亲的写照。
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数我最顽皮，在外面惹是生非，回到家里，有理无理总得先挨板子。直到我长大成人为人父以后，我才体会到严厉与苛责其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父爱。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家，就是回家了，也是来去匆匆。而就是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爸爸问我最多的就是我的工作情况，教诲最多的是做人之道，要求最多的是工作业绩。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到医院看望他，他还是千叮咛万嘱咐：“你的工作责任大，一定要注意，要对自己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