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子女更多的是慈爱。1960年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是数着豆子、啃着地瓜藤充饥的日子。看着我们面如菜色的脸，饿得发绿的眼睛，尽管当时工厂在草创初期，百事待兴，但他说：工人们也要填饱肚子，也要养孩子。山上有的是地，饿不死人！带着工人一边建厂，一边上山开荒种地，这才使我们兄妹免遭饥饿之苦。最让我刻骨铭心还是文革期间的遭遇，那一幕至今依然历历在目：1969年当“红卫兵”们折腾得有点疲惫的时候，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我和妹妹却因为“走资派”的子女，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学校的山脚下，开学的那早晨，我坐在半山腰看着其他孩子在操场上嬉闹，听着教室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一直坐到中午。回到家里，卧病在床的父亲一看到垂头丧气的我，立即就明白了，一把把我拉到床前，说了一句：“是我害了你们……”眼泪便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向威严、专断的父亲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第一次见到饱经苦难、备受屈辱也不肯低头的父亲流下的眼泪……那不轻弹的男儿泪点点滴滴烙印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从此敢于直面磨难，正视人生。许多年后，我上了大学，在入学感怀的作文里写下这件事，让不少同学唏嘘不已，而这更是我后来读书的最强劲的动力。
件件往事，缕缕情思，仿佛还在昨天；音容笑语，粲然鲜活，宛如就在眼前。何等真切，何等亲切。可如今，父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从此便是阴阳两隔，只留下绵绵不绝的思念。
父亲走的时候，我因为出差不在他的身边。哥哥告诉我父亲走得异常平静，只是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遗言。没能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我一直耿耿于怀，但没能听到父亲留下遗言，我不遗憾。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全部人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读不完的遗言，永远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长者情怀仁者心——忆岳父
又到清明节了。打开那间小屋，岳父那和蔼、慈祥的笑容便扑面而来。
照片是我拍的。说来也怪，其实我对摄影相当不内行。那时还不流行数码相机，拍照要调光圈，对焦距，定快门，技术含量很高的。那天，借了一部照相机在摆弄，见岳父在一旁，心血来潮要给他拍张照。给他穿上西装，结了领带，我发现穿上西装的老岳父还挺有风度的。头发是女儿帮他梳理的，说是前额要留一绺头发才潇洒。背景随手扯上摩托车的红雨衣往墙上一挂便成。不曾想，照片洗出来效果出奇得好，所有看过的人都说真叫栩栩如生，有如雕塑般的立体感。我也说不清是妙手偶得，还是缘分。更不曾想，岳父的人生便定格在这张照片上。岳父去世后，这张照片被用作遗像。后来又供奉在他生前住过的小屋里，每逢清明或七月半等便请出来祭祀。
岳父和我的父亲一样也是从山西南下到福建的。但他比父亲更早投身革命，1938年就参加了“牺盟会”，是“三八”式老干部。和父亲一样他也是南下时便是区委书记。上世纪50年代初末奉调到北京，当了北京一个什么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后来，又到东北工作，“文革”中下放又回到福建，而且官越做越小，直到离休前还在一个小厂当党支部书记。可他们这一代人似乎对这一切都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从来不曾听到有什么抱怨。我想这便是一种忠诚、一种信仰、一种信念！
参加工作后，我更多时间是和岳父生活在一起，亲身感受着他的宽厚、仁爱、博大的长者情怀。岳父生性温和、敦厚、一副老好人的脾性。参加革命几十年了，还纯朴得如同北方的老农民。让人很难想像这是一个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就和日本鬼子作殊死搏斗的老战士。在工厂当支部书记，工人们都喜欢和他唠嗑，很随便地叫他“老刘”，和他勾肩搭背的。他也毫不在意，整天乐呵呵地和大家打成一片。让我诧异的是离休后住在一个村子边，他竟然能操着那口连我听起来都感到吃力的山西话和老农民们亲切交流，我想这大约便是一种心灵的默契吧。
和岳父一起生活近二十年，只见他发过两回脾气。一回是一个农村的亲戚的孩子来家里住了几天，走时顺手拿走我几百块钱。我很生气地说：这样的亲戚以后不要到家里来。他一听非常生气说：你说甚呢？亲戚就是缘份！人家也是有困难的，就算是帮助人家不行吗？为了那点钱连亲戚都断了，你就不怕人笑话？说得我羞愧难当。还有一次是女儿做了错事，我打了她一个耳光。他发火了：孩子小，不懂事，你打她做甚？你一个读书人，还是当老师的，就不会好好教育孩子？
说来也难怪，孩子从小是他带大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基本是他接送。孩子就像他的心头肉，走路怕跌了，吃饭怕噎了，什么都是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后来重病卧床不起，每天还是念叨孩子怎么样。弥留之际，我见他嘟嘟囔囔的，凑上去听了半天，才听清：“花椒……大料（茴香）……煮肉……微微爱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孩子也是。那天从学校回来，一看姥爷不在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也不害怕，坐在他的身边默默地流着眼泪，拿毛巾给他擦脸，帮他整理有些零乱的头发。那情景，看得我五内俱焚，至今回想起来，依照泪流满面。
夺走岳父生命的是万恶的肝癌。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也有预感。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我因为一场重要的会议要出差，去跟他说。要在以往无论有什么事，只要为了工作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一回，也是唯一的一回，他不吭声。我于是有了不祥的感觉，就告诉他：只去一天，第二天就赶回来。于是他点点头，轻声说，去吧。人和人之间有了感情，便会有心灵的感应。那天下午，我原本要去上班的，但心里总觉得有什么放不下，磨磨蹭蹭到三点钟，正想和他道个别上班去。一下子发现他呼吸急促，茫然无神而又仿佛很留恋地看着我，急忙把他的头扶到我的胳膊弯里，慢慢地他闭上眼，静静地去了——这一天是1999年9月9日。都说肝癌的最后时刻非常的痛苦，而他始终都没有疼痛感，走得那样的平静，我想这大约是好人修来的好报吧，我也因此得到了一点宽慰。
岳父去世后，在停放遗体的小客厅，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只黑蝴蝶，一会儿绕着我们身边飞，一会停在窗帘上……显得很柔弱，很缠绵，很依恋。奇怪的是家里那只平时一看到蝴蝶便扑上去的猫，静静地蹲在一旁，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那只蝴蝶。一直到遗体火化后，蝴蝶才不见了。直至今天，我依然相信那便是岳父的灵魂变化的，我想古人死后化蝶的传说恐怕也并非纯属虚构吧。
我想倘若真有灵魂，我相信像岳父这样的好人，在那边也一定能过得好。
永远的筒子楼
接到L君从鹭岛回来的电话，便约了几个当年的楼友为他接风洗尘。一坐下来，我便点了一道鸭汤，并宣布鸭脚归L君享用。“轰”的大家便笑，气氛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筒子楼。
我查了一下：“筒子楼”又称兵营式建筑，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若筒子，故称筒子楼。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典型的住房。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当教师，住的便是那样的宿舍。楼下是办公室，隔壁是教学楼，说来很方便。除了三五户老住户，基本上是刚分配的恢复高考后第一二届毕业生，一群快乐的单身汉。开始是两人一间，结婚好像只是把同住的性别调整一下。乃至于太太在填表时家庭主要成员一栏只填写了她的爹妈，我抗议说，你现在的家庭主要成员是我，爹妈已变成主要社会关系了，知道不？她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住在这里真的没有家庭的感觉。
其实因为整个筒子楼仿佛是个大家庭，才没了小家庭的感觉。
厨房在那时只是个概念，每个房间门口摆一张旧课桌，放上一个煤油炉，锅碗瓢盆往抽屉里一塞就行了。好在食堂还比较规范，这里只是周末改善生活或者嘴馋时打打牙祭用。因为公开、透明，谁煮点好东西，其他人便拿着筷子、汤勺在一边候着，往往没等煮熟，锅就见底了。
那时最奢侈就是每周到附近村子里买只鸭子，再配上一点猪耳朵、猪尾巴之类的，就着两块五一瓶的“李渡高粱”“四特酒”什么的，其乐融融赛过神仙矣。L君酷爱食鸭脚，大家伙便把专利留给他。有一回，吃着吃着，那厮忽然诧异：“咦，奇怪！今天的鸭子怎么有三只脚？”他没想到这日是买了两只鸭子，更没想到也有人如他爱鸭脚，只是礼让于他而已，于是留下笑柄。
一日无事，便到体育组借了支汽枪，到后山转了一圈打了5、6只麻雀（那时麻雀列为“四害”尚未平反）想趁其他人上课未回独自享用，岂料刚煮熟，楼梯口便传来声音：什么东西这么香呀？急忙把东西藏起，也装模作样地在门口说：是啊，什么东西这么香？然而身后飘出的香味是挡不住的，家伙们一拥而上，等我回过神说留一点给我时，已是碗里空空如也了。哎，这便是想吃独食的下场。
在筒子楼里，别说吃的，就连孩子也是公共的。楼里一对小夫妻，有个三岁的小女孩，让大伙宠得爸妈说不得、骂不得，动不动就找叔叔们告状：爸爸（妈妈）骂我！啊？好大的胆子敢骂妞妞，这样的爸爸（妈妈）不要了，就在叔叔这呆着。遇上吃饭便吃饭想睡觉就往床上一躺。小夫妻也很放心不用找，到了大小便憋不住时，自然就会送回去。
筒子楼没有凉台，晒衣服便在窗外搭了个木架，虽不雅观，但很便利。最重要的是你不在家时遇上刮风下雨，楼友便会爬上二楼办公室的窗户，用竹竿把晒着的衣服勾下来，所以任凭风云变幻，上课时你定可心无旁鹜。但还有比勾下衣服更有趣的事。那时物质还匮乏，逢年过节学校都会给大家分几斤肉，L君善持家，懂细水长流，总是把肉切成条状，用酱油泡上几天，挂在窗外制成腊肉。由于妻儿在外，L君常不在家。大伙嘴馋时便把肉勾下大快朵颐。L君回来发现肉不见了，便很阿Q地在门口牢骚：老子留给儿子吃的肉，谁吃了？这时大家都紧闭着门，装聋作哑，谁也不出来当“儿子”。
可是假如谁肚子疼什么的，无论何时只要在门口吼一嗓子，所有的门都会在第一时间打开。拿药、倒开水、找医生忙个不亦乐乎，严重点的便用自行车推着上医院。
那些年，外面的世界不像如今那样精彩纷呈，充满抵挡不住的诱惑。晚间的生活除了到会议室看看电视，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备课和读书。然而那又是筒子楼中最热闹的时光，相互交流和探讨的气氛相当浓厚，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些刚出校门的“天之骄子”个个血气方刚，人人都有主见，经常是同学科、同教材的为了备课中的一些问题或读书的体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同学科的人也闻讯赶来凑热闹，见仁见智、不亦乐乎。却往往触类旁通、集思广益，收到意外的效果。我想当时不少人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便很快成为教学骨干，有的甚至成为学科的带头人，和这样的氛围是不无关系的。还有那年头中师教育重基本功，省里常组织一些诸如普通话、板书之类的比赛。指导学生参赛也是大家齐心协力、各施所长，把学生辅导得“炉火纯青”，总能在省里拿到好成绩，有一次普通话比赛，竞囊括了一二三等奖，让业内同行刮目相看。
筒子楼的生活虽然只是短暂的两年，但却是我们最美好的记忆中的一个部分。尽管时光流逝，人事变迁，三十年来只要聚在一起，那段生活的轶事趣闻便是说不完的话题。而彼此间由此结下的情谊更是一种割不断的联系。前几天的半夜里，忽然肚子疼，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几十户人家，小区几百户人家，我竟不知该去敲哪一扇门。搬进新居都快一年了，同一楼道的邻居还没认全，更别说什么交往了。最终还是挂电话让当校医的当年楼友来打针、挂瓶，才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