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空气是自由的。尽管，人们仍生活在贫困之中，却因自由而倍感幸福。
1950年6月1日，团市委少年部长刘祖荣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上海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队》。该文报告说：1949年10月，团中央发布建队决议后，自11月至今年3月，已成立部队162个，发展队员30792人，但仅占全市适龄少年儿童的十分之一。
两个月后，上海市第二届少年儿童工作研究班在杨浦区开班。正在肇周路小学蹲点的段镇，奉命参与这次研究班的筹备组织工作。
段镇是个很活跃的人物。这么多年轻的辅导员住在一起，岂能少得了歌舞游戏？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研究班如春潮滚滚，气氛格外热烈。连来讲课的刘祖荣、蒋文焕都表示要刮目相看。
让段镇没有料到的是，一个姑娘悄悄进入了自己的心灵，以至于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倩影。
姑娘名叫李蕙芳，年仅19岁，是南市区少工委委员，尚文路小学少年儿童队中队辅导员。作为部长，段镇早认识了李蕙芳，知道这是一个进步、热情、虚心好学的辅导员，而且漂亮出众。在学习期间，李蕙芳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总能提出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引起了蒋文焕的注意，他点名让李蕙芳上主席台发言。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有一幅垦荒者的巨画。于是，李蕙芳在发言中立下誓言：“要做一个优秀的少年儿童队工作的垦荒者！”她的一席话让段镇动了心，似乎越来越强烈。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只想工作，如今却怦然心动了呢？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大家住在一起频繁接触？是去北京的列车上大哥大姐们的劝说和母亲的催促？还是随着解放而涌动起思春之潮？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只是段镇总想见到她，总想与她讲话，甚至与她在一起的刹那间都会感到这世界格外明亮、格外可爱。
该交研究班的学习总结了，段镇发现李蕙芳只写了一页，马上派人通知她来谈话。
“段镇，你找我？”
段镇只觉得一阵青春之气逼来，那红润清秀的脸庞和温文尔雅的神态使他眼前一亮。他克制着自己， 笑着指指桌子上的纸张。李蕙芳一看是自己的总结，怯怯地问：
“怎么样？有什么不对吗？我从来没写过总结，不会写啊！”
“别着急，什么都可以学会嘛。”段镇安慰着李蕙芳，又耐心地告诉她应该怎样写出自己的收获，足足讲了半个多小时。
李蕙芳听了对段镇十分感激，表示愿意回去重写。按照段镇讲的那些思路与技巧，李蕙芳认真地写出了一篇质量较高的总结，第二天送交段镇，得到了段镇的称赞：
“李蕙芳，你很有灵气，写得不错！”
李蕙芳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段镇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预感到自己在走向成功。
一个星期天，李蕙芳接到段镇的邀请，到尚文小学办公室来一趟。身穿一身花旗袍的李蕙芳赶到学校时，才发现办公室里只有段镇一个人。
段镇外表十分平静，内心激情如火。他请李蕙芳坐下，掏出一包花生米，一边与她吃着，一边与她谈起了少先队工作，谈起了自己的身世经历。
李蕙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心也怦怦直跳。眼前的段镇瘦瘦的、长长的，一身灰制服，裤子短得有些吊，整个儿一个解放干部的形象。这形象让她感到高大、神秘，只不知会发生什么突然的事情。
“李蕙芳”，段镇轻柔地呼唤她，用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说，“我们是好朋友，能否永远做个好朋友呢？”
“这……”
李蕙芳阵脚大乱，她呼吸急促，脸色绯红，说不出话来，只感觉两只手被捉住了，被紧紧地握在一双大手里。
第二个星期天，段镇买了两张歌剧票，请李蕙芳看《白毛女》。李蕙芳没有拒绝，她开始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
然而，李蕙芳没有料到，她的爱情之帆刚刚扬起，就会经受暴风雨的考验。
李蕙芳一家是正宗的上海人。解放前的上海只有南市是城里，其余都算郊外，而李家正是南市人。她的祖父精明过人，又奋力拼挣，在河南路上开起了呢绒毛料店，日子红火起来。当孙女李蕙芳出生之后，倍受祖父宠爱。虽说没有汽车，孙女出门乘自家的黄包车是必定的，每日还专供一小块其他家人都没有的蛋糕。
日军占领上海，李家生意大受影响。重病的祖父深知父亲只会读书写字，不善经营，在临终之前卖掉了布店，买了一些房子，让父亲一边当职员，一边靠房租生活。谁知祖父去世后，那些失业的店员们纷纷央求父亲开业，并信誓旦旦替他好好经营。父亲心一软，在闸北西宝兴路开了一家绸布店，不料，被日本人给烧掉了一半。李家还在尽力维持之时，又赶上日军统购，垄断经营，这布店便彻底垮了。父亲无钱给店员发工资，只好把布分了，让大家卖一点吃一点吧。李家也日渐衰落。
上海解放后，李家租出去的房子上交了，父亲已经在一家工厂的职工中学当了语文教员。不过，毕竟靠祖父留下些家底儿，与周围邻居相比，李家还是富裕人家。
李母挺迷信，常去豫园东侧的城隍庙算命，女儿劝了几次也没有用。她还总对女儿讲那个“通天彝”的故事：
据《上海县志》中记载，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商人叫孙朋，他为人慷慨好施，逢到荒年常出粟赈贷。他有个儿子叫孙制，任漕运官。一次他押运漕米到北京，中途漕米被劫，这可是一件犯死罪的事。当他正在苦于无法补救时，忽然从远处来了一只船向他靠近，船主对孙制说：“我的船漏了，请帮忙将我船上的米暂时装到你的船上”。当米全部从漏船运到孙制船上后，那只漏船就不见了。后来他醒悟到这是城隍在冥冥之中帮了忙，于是他的父亲特铸了通天彝捐给城隍庙，上海城隍也以“护漕有功，敕封灵佑”。
李母说的“通天彝”的确存在，直到“文革”发生时才不知去向。史料记载，“通天彝”是清顺治丁亥（1647年）上海人孙鹏（朋）捐献给城隍庙的。但是，李蕙芳没有想到，它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微妙的影响。
一天，李母又去城隍庙替女儿算命，专问女儿的婚姻。算卦的说；“你女儿的婚姻不必操心，她自己会解决好，而且会成为巾帼英雄。”当时，李蕙芳还小，母亲却信了，果然未给女儿找婆家。但是，她心目中的女婿标准，当然是有钱的读书人。为与人家相配，母亲一直鼓励女儿读书。
李蕙芳在文化小学读书时，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自然深受影响。她进入民立女中（今上海十中）读的高中。与许多学校一样，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在争夺青少年一代。追求进步的李蕙芳自然靠拢了地下党，成为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联小组的成员。她的班长周珂，是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后来担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因此，上海一解放，党便安排李蕙芳去尚文小学当了教师，这也是她本人的愿望。
入了团，当了少工委委员，又与少年部长谈起了恋爱，李蕙芳外出开会便骤然增多起来。
段镇本是工作狂，少工委的会常常开到深夜。李蕙芳担心母亲过于着急生气，有时就坐不住了，提出早点儿回家。段镇便劝她为了少儿队，坚持把会开完。
一次，李蕙芳病了。从不进资本家的家门的段镇，破例来探望心上人。
那是一个大雨天，22岁的段镇披着雨衣，穿着长靴，骑着破自行车来李蕙芳的家。敲开门后，未来的岳母警惕地问：
“你是谁？”
段镇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是区少工委的，听说李蕙芳委员病了，来看看她。”
“她睡了，你走吧！”
“我等她醒来。”
说罢，段镇进了屋子。未来的岳母无可奈何，只好任由他坐在客厅，却不倒茶，也不与他说一句话。
一个人孤单地坐在偌大的客厅里，段镇打量起了李蕙芳的家。他这才发现，李蕙芳的家非同一般。一套套红木家具且不说，而且都是镂花的，还有不少名贵的字画。他明白了未来的岳母是嫌贫爱富之人，更为李蕙芳能与自己相爱感动。
等了许久，仍不见女朋友出来，段镇催未来的岳母去叫，又遭拒绝，只好告辞。
转眼到了除夕前夜，区少工委自然有活动安排。李蕙芳按时出门，母亲拦不住，只好要求女儿10点之前回家。10点，女儿未归。母亲打来电话，发出最后通牒：“如不马上回家，今后不许回家！”
李蕙芳心乱如麻。她深知母亲其实心地十分善良，也非常软弱，唯恐她急出病来，可回去又再难出来，一时犹豫不决。段镇给女朋友鼓劲儿，说：
“如此专制，就不回家，我们要学会争取自由嘛！”
“对，不回家！”一位姓吴的女委员边给李蕙芳打气边说，“你住我家里，咱姐俩儿好好过个年！”
李蕙芳抹去眼泪，心一横，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不回家过年，未讲住址就挂断了电话。年轻人纷纷为之欢呼。
且说段家知道儿子找了一个上好的女朋友，一家人欢天喜地。当段母听说，未过门的媳妇与家里闹僵了，不能回家过年，叹息之余做了不少好吃的，让儿子送过去。段镇就像“探监”的人一样，天天去送东西，顶风冒雪也不误，与心上人结下了战斗的情谊。
大年初五，段镇刚走进办公室，未来的岳父岳母便找来了，急切地问：
“段镇同志，我们的女儿呢？”
段镇一脸严肃冷冷地回答：
“不知道。听说你们不让她回家嘛！”
李母一听就哭了起来，一边抹泪儿一边说：
“那都是气话，怎么可以当真？谁家父母不心疼孩子？又是一个女儿家！”
他们态度大变，恳求段镇帮助找回女儿，并保证今后不再阻止女儿出来开会。段镇也缓和了神色，假装为难地说：
“我尽量帮你们找吧，可她要是害怕你们这不许那不行怎么办呀？”
“只要女儿回了家，什么都依着她。”
未来的岳母终于彻底投降了。段镇心中大喜，表面平静。他送走了两位老人，跳上破自行车，飞快地驶向吴家。
段镇与李蕙芳的恋情在李家刚刚获得了通行证，却引来了团区委一些同志的关心。一些不太了解李蕙芳的人，见她有时穿皮大衣，有时穿米色呢子大衣，天冷时还用毛抄手暖手，担心她今后会不会变成“冬妮亚”？冬妮亚是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个人物，她美貌、热情，要求进步，曾与保尔？柯察金恋爱，却是爱慕虚荣的资产阶级小姐，终于使爱情破灭。
“不会的！你们看着吧！”
段镇自信地回答同志们。
“冬妮亚”之说终于传进了李蕙芳的耳朵。这个已经入党的姑娘对此嗤之以鼻，她坚定地回答：
“我不是冬妮亚，我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