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降临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1958年夏末，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却给段镇戴上“右派”的帽子。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按说，像段镇这样忠心耿耿的党员，即使有点儿右倾错误，经过一年的检查，该放他一马了。谁知，1959年10月，团市委竟正式将段镇定为党内右派，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从16级116元降至20级74元，并发配至上海县梅陇乡劳动改造。
经过一年时间的磨砺，段镇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心理准备，虽觉得这打击太狠了一些，仍能沉住了气，默默地接受这严酷的现实。
然而，全面操持家务的李蕙芳压力越来越沉重了。
且不说自家三个孩子年幼，老大辛辛5岁，老二平平刚刚一岁，老三大进才7个月，又要赡养无工作的公公婆婆，还要抚养丈夫的两个妹妹（一个13岁，一个11岁）。加上寄居在段家的一个小弟弟尚在读书，也需要适当照料。这样一算，段家上下就10口人了，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仅10元多一点，这日子怎么过呢？况且，还有自己的父母呢。
妻子愁眉苦脸。
丈夫一言不发。
七尺男儿，顶天立地，闹了10多年革命，闹到这个地步，连一家人都难以养活，还有什么可说呢？
“咱们离……离婚吧。”
半夜里，段镇噙着泪水，缓缓地抬起头，对妻子说：
“太拖累你了，政治上、生活上都连累你。蕙芳，你走吧，一切灾难让我段镇一个人扛！”
“你……”
妻子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克制不住委屈，呜呜咽咽地哭了。为了不让老人孩子听见她哭的声音很小，却愈发悲切。
当初，父母再三警告过她，就算段镇这个人再好，他那一大穷家也难过上好日子，你一个富家小姐怎么受得了呢。李蕙芳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进了段家的门，转眼已是五载，什么苦都不怕了。可今天，丈夫却说出了分手的话。
段镇掏出手绢，为妻子擦去了泪水，继续劝道：
“谁知道这右派当多久？没准是一辈子呢，你干嘛跟我受罪？反正我也过惯了苦日子，熬着呗。”
见妻子不语，他又说：
“就算为了孩子，咱们也该离婚……”
“别说了，我根本不想听到这些话！”
李蕙芳擦干了泪，斩钉截铁地说：
“我绝对不相信你会反党，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
她见丈夫还在忧虑中，说：
“我会过苦日子，会操持这个家，你就放心去梅陇吧。”
从那一天起，段家的生活变了样。
平时吃饭，以汤为主，以菜为辅，肉几乎看不见。李蕙芳与婆婆精打细算，总买最便宜的东西。为了节省每一分钱，李蕙芳买来理发工具，学会了理发，为丈夫、公公和两个儿子理发；她还学会了自做布鞋，并买来打掌工具和旧轮胎，钉上一个结实的鞋底；至于衣服更甭说了，全是她一个人学着做。为了提高效率，满足10口人的需要，她去买缝纫机。售货员瞧她那么漂亮，不像个干活的样儿，问：“您会踩缝纫机？”她大声回答：“我不会踩，但我会学！”
婆婆感动了，觉得太亏待了媳妇，瞧她当校长工作辛苦，回来又吃不上口饭，总为她留一小盘菜，让她补补身子。
最感动的当然是段镇。
当年，许多“右派”精神崩溃甚至自杀，除了政治压力之外，不少是夫妻被迫离异所致。段镇当“右派”20年，之所以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继续探索教育不改初衷，家庭的稳定与温暖起了巨大作用。其中，妻子的安慰、信任与鼓励，更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他一生幸福的支柱之一。
梅陇是上海县的一个乡（如今已划归闵行开发区）。段镇下放劳动的头一站便是这里。
关于段镇在梅陇的情况，上海作家彭新琪曾在1982年11期《少年文艺》发表的报告文学中有过一段描述：
他替队里搭猪棚。过去他从未挑过担，现在要挑着几十块红砖在高低不平的田埂上走，所以老是摇摇晃晃。可是他坚持住了。要劳动，就得像像样样啊！
他给自己的担子不断加份量，15块、18块――30块。几天挑下来，他那两只肩胛磨破了皮，血肉粘衣，疼痛异常，可是他坚持磨炼，没有休息一天。（段镇后来回忆，妻子为了减少他的疼痛，用旧衣破布缝制了几个厚厚的肩垫。――本书作者注）
有一次，他要提前出工，便提早来到食堂排队。有人从卖饭的窗口见到他，厉声喝斥：“你是什么东西？还有资格排在前面吃饭！”
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直转。他低下头，回过身，噔噔一溜子跑回到了宿舍。
房子的主人，生产队长的母亲，一位在旧社会吃过苦的善良、慈爱的老人，这时端了碗热气腾腾的菜饭进来。她走到床边，轻轻喊了声：“段同志！你快趁热吃！”
“同志，”多么亲切的称呼！他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意，眼泪立刻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滴落下来。
“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永远不渝的理想。连一点小小的委屈都受不了，怎么行！”他刷地站了起来，抹干了眼泪。
出工时，他挺着胸，昂着头，倒像是去参加战斗；下工后，他走家串舍，和社员谈家常，调查社员解放前后经济变化的情况；他还给农村的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歉收，有些社员收入减少，不免有些牢骚。段镇就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描绘社会主义的远景。他讲得通俗易懂，合情合理，充满乐观主义，给了社员很大鼓舞。有的社员在背后暗暗议论：“我看段同志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确实是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无比地热爱党，对党一片忠心。
他相信党不会永远遗弃他，总有一天，会让他重返战斗岗位，为共产主义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他的希望之火没有灭。
“我也要时刻准备着啊！”在劳动之余，在别人放下铁锄躺下休息时，他还在徐闵路的路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外古今的教育理论。
段镇的房东是梅陇大队陇西二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徐金海，他对段镇印象良好，还写信给团市委，称段镇一心为农民做事，是“模范共产党员”。
不料，团市委反右领导人读了徐金海的来信，竟说段镇死不悔罪，“还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欺骗农民群众。”因此，特意推迟了为他摘右派帽子的时间。
一年后，段镇被调到了在闸北的市团校饲养场养猪。
当时正逢自然灾害，人缺饭吃，猪更没了饲料，怎么养猪呢？段镇只好沿着苏州河到处掏大粪。
苏州河，多么熟悉的地方！1947年底，他与咪咪姐姐带小通讯员们来这里访贫问苦；1949年5月，他与地下少先队员来这里欢迎解放军进城。而今天，自己却成了革命的对象！
段镇收住野马狂奔的思绪，长叹一口气，挑着沉甸甸的粪桶，加快了步子。
为了消毒，段镇总是将粪倒入大锅中加菜皮一起煮，那屋子里自然是臭气熏天。过度劳累和污染，使段镇又黑又瘦，有时便晕倒在地，醒来再接着干下去。
苦中也有乐。这猪毕竟是有生命的，段镇渐渐迷上了养猪，还买来《养猪学》进行研究。
母猪该下崽了，段镇当起了接生员。他先为母猪身下铺上厚厚的稻草，一夜守候在猪圈里。他一边听着母猪的呼噜声，一边读《资本论》并做着笔记。休息时，为母猪按摩12对奶头。等到奶水出到三分之二时，小猪出来了。他赶快动手撸去包衣，又从小猪嘴里掏掉粘液，小猪这才“呱呱”叫了起来。接着，他又在12个小猪耳朵上分别做了记号，以便观察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段镇发现小猪们个性不同。譬如，小猪们全都抢奶吃，但厉害的抢后两排吃，因为那儿奶多。这时，段镇便像幼儿园阿姨一样，适当的调理一下，让柔弱的小猪也吃上奶足的奶头，甚至为其在饲料中加点糖，以免出现养不大的僵猪。
平时，若发现猪粪一粒一粒如羊粪，段镇立刻知道是消化不好导致干结，便在饲料中加消化药。如果猪拉肚子，则将大蒜汁浇入饲料里。为了猪的健康，瘦弱的段镇时常为猪梳毛，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结果，猪们喜欢上了这个好的猪馆，一见他来便兴奋得哼哼不完，它们不计较段镇是不是右派。
养猪的日子给段镇带来的另一大快乐，是可以时常回家。
家庭是快乐之源。
孩子们长得很快！女儿辛辛已经上学了，平平和大进也成了两个小淘气儿，老人更加操心也更加开心。当段镇回家的日子，一家人像过节一样高兴。
最让段镇不敢相信的是，三个孩子竟然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毛衣。他一边搂着女儿一边啧啧赞叹：
“啊呀，真漂亮，是妈妈买的吗？”
辛辛头一仰，自豪地说：
“是妈妈亲手织的，比买的还要好呢！”
李蕙芳则站在一旁欣慰地笑。一会儿，段镇悄悄问她：
“加工资啦？”
“这年头，加个鬼呀！”
妻子翻了丈夫一眼，伸出两只变粗糙了的手，说：
“喏，靠它了！”
原来，妻子去杂品店买来一些松软而又便宜的绳子，将其细细拆开捋顺，用五颜六色的染料浸染后，权当毛线织成了一件件毛衣。
段镇轻轻地按摩着妻子的双手，眼泪如珠子般地跌落下来。
妻子推推丈夫，说：
“别掉眼泪了，来看看孩子们在这个星期里有些什么成绩吧”。
这时，儿子拿出好几张大小不一的图画，画的是风景、静物，还有解放军等。这些画纸都是妈妈从废纸店里称份量买来的，可让儿子多练多画。女儿穿着花毛衣边唱边舞：“我有一双万能的手，万能的手……”
段镇笑了，他同妻子一齐跟着女儿跳起舞来。
第二十二章 在长兴岛
在段镇没有发表过的许多作品中，有一本自1962年11月19日开始写的教育笔记，厚厚一本子，大约有117篇。从时间推算，正是他在闸北养猪期间断断续续写下的。
在艰难的日子里，段镇被妻子的坚强精神震撼了，也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他忽然来了灵感：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从研究自己的儿子入手，我为什么不可以研究自己的三个孩子呢？孩子们是相通的，把自家的孩子研究透了，必然有助于了解其他孩子。
也许，研究自家的孩子是当时的段镇唯一的选择，他的每一篇笔记都非常细致认真，并加了标题以示主题。
如1962年12月的两则笔记：
调皮。
12月4日：
平平第二碗菜饭刚吃完时，阿婆拣了一块卤咸夫鱼给他。平平就问：“我饭添了没有？”阿婆说：“我不知道，问你自己呀！”平平就说：“大概没有添过，大概添过啦？”阿婆看出平平的意思，就说：“你要添就再添一点吧！”我问平平：“你真的忘了吗？”我直接指出他假装忘记，实际上希望再添一点，说：“不够饱就可以要求再添一点，说谎是不好的。”平平调皮地笑了，他承认自己是“装糊涂了。”平平可以称得上有点儿狡猾了。
为了避免孩子说谎、欺骗，我们应该取消只准吃二碗饭的规定，创造诚实的条件。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对乖巧、灵活的孩子，进行诚实的教育。
这件事发生后，段镇决定做一次教育试验，并记录了详细经过。
怎样分两粒糖。
12月5日：
我把桌上客人吃剩的两粒糖给平平，叫他分。两粒糖，却有三个人，怎么办？平平拿了糖，考虑很久－－思想上有矛盾，解决不了：分糖的人应把糖先分给姐姐弟弟，那么自己就没有吃了，这样做，不愿意；先分给自己，那么，谁不给呢？自己吃了，另一个人没吃，这样也不好，不大应该。结果，平平把糖给大进：“你来分！”把难题给弟弟做了，可见平平很调皮。
大进待在旁边，见平平迟迟不分，急死了。因此，他就立即把糖接过来：“我来分！”
怎么分呢？半粒粒咬开来。一粒糖一咬两半，一大一小、一整一碎。他把小的、碎的自己吃了，把好的给姐姐。第二粒糖咬得也是这般，平平立即从大进手里把大的整的一半拿了过去，大进不计较，他自己也老实不客气地塞进自己嘴里，当平平问：“还有一半给谁”之时，糖已在他嘴里了。
可见，大进是比较聪明、灵活、懂事、乖巧的。平平迟钝一些，可是门槛比大进精。也许大进年龄小，比较简单一点吧。
分糖是一次教育试验。在练习中观察孩子的表现，今后准备适当再作一次教育试验或有计划的教育练习。
孩子是在群体中长大的。因此，要教育好孩子，不能不注意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研究自家孩子开始，段镇发现这座编号为48的宿舍楼里的孩子们的相互影响挺大，如果能组织起来，不是很好的校外教育吗？于是，他试着组织楼里的孩子参加各种活动。
段镇并不为当“右派”自卑，而48号楼的邻居们也不把他当“右派”来看待，依然把他视为“孩子头”，愿意把自家的孩子交给他带。
段镇不负众望，不但经常带领孩子锻炼身体、参加公益劳动，
还举办了一个小小运动会。
1963年的元旦来临了。
虽然生活依然清苦，但孩子们只想到玩，每个人都盼新年来了大伙儿一块热闹。于是，48号楼的邻居们纷纷请段镇出面组织。这段镇也来了劲儿，与妻子一合计，举行了20个孩子参加的“庆祝元旦联欢会”。连地下党的老领导陈向明也赶来出席，还表演了节目呢。
在那个当“右派”的岁月，段家成了儿童之家，是段镇的幸运，也是48号楼孩子的幸运。据说，由于孩子们总到段镇家来玩，段家的木地板坏得最快，修得最多，而楼下常常抗议楼上的脚步太响，太吵闹了。孩子们有时干脆一排排坐楼梯上，听段镇伯伯讲故事。有播种就有收获。大人们回忆，当那些孩子长大成人走向四面八方时，依然保持了正直、诚实、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等优良品质。
从21世纪的视角来审视60年代初48号楼的故事，或许会称之为儿童社区组织的萌芽，而今天的城市社区因有太多的独生子女，似乎这种需求更加强烈了。
1964年，段镇终于摘了“右派”帽子，可转眼之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摘帽右派”的日子岂能好过得了？
“摘帽右派”之称谓是一大发明，说得明明白白，你是摘了“右派”的帽子；可是，将其组合成“摘帽右派”，不又成了永远摘不掉的帽子吗？
段镇一边养猪一边悄悄办“儿童之家”的好日子结束了。他被调去金山县金卫大队夏收夏种，当壮劳力去插秧。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群可爱的大猪小猪，挽起裤腿和袖子，下田插秧。从此，蚂蟥咬，蛟子叮，成了家常便饭。
夏收夏种刚结束，段镇又被调往奉贤县五七干校，在那造草房子。因为“文革”开始了，加了一门功课――早请示晚汇报。
当时，五七干校由造反派执政。
一天半夜，造反派吹号，让“牛鬼蛇神”紧急集合，不知有什么可怕的情况。段镇已经是久经磨炼，自信能够“刀枪不入”了，所以，坦坦荡荡，并不紧张。
万万料想不到的故事发生了。
造反派直向段镇走来，大声喝道：
“段镇出列！”
段镇向前走了两步。
“段镇，你原名叫什么？”
“段锦云。”
“为什么改名？”
段镇一听差点儿笑出来，使劲儿忍着解释道：
“1945年7月我入党后，被派到晓光中学做地下党工作。第二年在‘6？23’大游行时，也就是欢送郭沫若、马寅初去南京和平请愿的游行中，与国民党特务斗争暴露了身份。所以，地下党支部书记施德铨通知我改名叫段镇。”
造反派冷笑一声，说：
“哼！还讲起光荣历史来了？谁能证明你参加‘6？23’大游行了？”
“党！”
“什么党？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问你当时游行唱什么歌来着？”
造反派分明是找碴儿，以证明段镇瞎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段镇偏偏来了兴致，愿意借机宣传一下地下党的斗争精神，他唱道：
西风凄凄，
大地在叹息，
朋友，你死不瞑目，
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
谁是凶手，
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
谁是凶手，
屠杀我们青年，
眼泪朝里流，
怒火燃烧在心头，
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满腔悲愤，段镇唱得高亢、悲壮，极富感染力。“牛鬼蛇神”们趁着夜色纷纷鼓起掌来。
“停！”
造反派急了，说：
“段镇，就算你参加了大游行，可你有哪些反革命行为？快交待！”
“我没有反革命行为！”
段镇针锋相对。
“好啊，嘴硬，看你硬得过我们！”
造反派发着狠，解散了队伍。
不久，段镇被发配到居于长江之中的宝山县长兴岛。好多人担心，他会遭到更大的惩罚，段镇也豁出去了。结果，还是住农民家，并当了上山下乡干部训练基地的蔬菜生产队队长。
富有浪漫情怀的段镇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长长的海滩、大片的芦苇、茂密的桑林、清清的小河……
说也奇怪，自从被打成“右派”以来，虽在同一座城市，段镇与战友们或同事们大都中断了联系。他不想连累别人，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吧，多保住一个人不就多一份力量嘛。可是，在环境优美的长兴岛，他却强烈的思念那些老朋友。
最悲惨的消息是蒋文焕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已经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蒋文焕，被红卫兵关押在上海成都路上的印刷工业学校。
或许是因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洪文说过：“地下党里叛徒多！”蒋文焕被扣上了许多可怕的帽子，什么“叛徒”、“漏网右派”、“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王洪文后来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江青勾结成死党。这样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发了话，无知而疯狂的红卫兵还不死整蒋文焕？终日斗来斗去，最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一口井里。有人说他投井自杀，可井盖盖得严严实实，怎么会是自杀？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迷。
蒋文焕之死让段镇几夜难眠，悲痛欲绝。在他看来，如果说自己在少先队教育方面有些成绩，那是蒋文焕手把手教的。他没办法相信，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人，竟然说去就去了。蒋文焕才44岁呀！
段镇从不迷信，也从不烧香。但是，在得悉蒋文焕噩耗的那一个夜晚，他生平头一回点燃了一柱香，遥祭这位兄长般的领导和战友。从蒋文焕之死，他也把一切都看开了：既然如此杰出的人都惨遭不幸，自己还有什么厄运不能接受？
团中央少年部部长陈琏，是国民党元老陈布雷的女儿，更是1939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出席全国第三次少年儿童工作会议的时候，蒋文焕曾向陈琏介绍过段镇。在段镇印象中，她是一位书生型的领导人，温文尔雅却孜孜以求，深入细致。她指导吴芸红等同志编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基本知识》可以算是少先队工作最早的一本基础理论书了。令人震惊的是，1967年，她调来上海华东局工作期间，也因为闹“文革”查其所谓家庭出身问题不能过关，含恨跳楼自尽。
一年失二杰，少先队何其惨啊？
据北京的消息，王老板（王业康）被开除党籍。胡德华、吴芸红都到河南潢川劳动去了，连第一书记胡耀邦也不能幸免。
离得最近的刘元璋，担任实验小学的党支部书记，也连续遭受批斗，说他是“胡耀邦的红人”，“走修正主义道路”等等。不过，刘元璋多听少说，让造反派抓不出更多的问题，总算没有倒下。
思前想后，段镇越想越悲哀，最悲哀的是他决心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少先队竟然要被取消了，却冒出了什么“红小兵”。上海还创办了《红小兵报》！
人在长兴岛，段镇依然关注着“红小兵”的动向。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他预感到，这可能是少先队真正的灭顶之灾。
果然，1968年1月4日出版的《红小兵报》，报道了《北京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的消息；在同时登出的《香厂路小学红小兵条例（草案）》中说：“红小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
“真的来了！”
段镇机械地念叨着，将报纸一点一点撕成碎片，颓然地跌坐在菜田旁。
此前，中共中央在批转有关文件时，曾对少先队有过一个更令人沮丧的评价：“原来的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全民性的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先锋战斗作用”，提出“在小学取消原来的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
此刻的段镇已被开除党籍8年多，自然看不到党的文件。但他从《红小兵》报上，已经解读出了这些内容。于是，他深刻理解了陈琏与蒋文焕之死的险恶背景。
“完了！一切都完了！”
段镇绝望地叹息着。
儿子段大为（即平平）曾回忆道：
那时的父亲脾气特别暴燥，动不动就发火，乱吼一气。
我10岁那年，迷上了红小兵，跟着姐姐要去旧市委造反。父亲先是反对，看我们非去不可，便说：“要去走着去！”从我家天山新村到华山路走老远啦，怎么走得到呢？
我说：“现在革命了，坐公共车不要钱。”父亲瞪圆了眼睛，吼道：“谁立的规矩？不付钱不能坐车！”姐姐又说：“有些车还要票，不过回学校可以报销。”父亲更火了，提高了声音，命令道：“干这种事，一分钱不许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