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佛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诚如孟子所言，段镇重新出山担当少先队大业之前，在上海冷轧厂当了8年工人。
由于乐观，纵然在当“右派”的日子里，段镇也能找出不少开心的事情。譬如养猪、种菜，开办“儿童之家”等等，他都当成了难得的人生体验。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他对儿童的观察研究不会如此细致深入，更不会这样丰富多样。
可是，好花不常开。
当他已经完全适应了长兴岛的生活，并在那里做长期打算时，他被调到了上海港码头，当了一名搬运工。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之外，就是搬运铁块，做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者。
几个月后，段镇又被子调进了上海冷轧厂酸洗车间，这已经是1970年的春天。
不过，在酸洗车间是没有春天的。段镇依然当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者。不管他如何瘦弱，一天必须搬运好几吨钢材，而且是在有害气体的包围之中。
酸洗车间的工序大致是由卷筒到酸洗，即先将钢片用机器卷成圈之后，靠大吊车将其吊入缸内酸洗，氧化去锈，然后再轧平。
每天，段镇要穿上长筒套鞋，戴上大套袖，头上顶着巨大的鼓风机，紧张地在流水线上作业。至今，他的右手腕上还有一道青色的伤痕，即是当年酸洗耳恭听作业时被钢板击伤所致。假若，不是击伤手腕而是击中头部，也许就不会再有段镇的故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伤口在慢慢愈合，希望便也悄悄在生长。
每一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谁不想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呢？当时的上海一号人物王洪文，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下达一个指示：原先干部身份的“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一律取消干部编制，转为工人编制。
对段镇来说，原先从16级干部降为20级干部，现在一级也没有了，是彻头彻尾的工人，最低一级的工人。
经历了十几年生活底层的磨砺，段镇从心里喜欢工人、农民的朴实、直率，欣赏他们重情义爱劳动的人生态度，这比机关里勾心斗角的生活，更让人感到真实和自在。所以，他对于转编制非但没有惊慌不安，反而写了一首小诗勉励自己。
他写道：
叶落要归根，
自愿转工人，
党教永牢记，
革命不忘本，
汗为人民流，
心向真理走，
终身忠马列，
迈步莫停留。
轧钢厂的工作实行三班倒，即一天24小时分为早、中、晚三班，歇人不歇机器轮流干。这样虽然格外辛苦，但也给了段镇不同的时间段，使他有机会关心自己和本楼里的孩子们。
时间在孩子身上飞速奔跑。
转眼，女儿初中毕业了。本来，段维辛应当是71届，却延至1972年才毕业。她决定去渡江战役突破地――安徽无为县插队落户。
去与不去，一下子成了段家的焦点问题。
母亲是反对派，流着泪劝女儿：
“你又瘦又小，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农村，怎么受得了？”
女儿态度坚决：
“瘦小算什么？人家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你们班56个人，才6个人去，你干嘛冲在前面呀？”
母亲想起这个比例更加气恼。女儿却辩解说：
“我是共青团员！共青团员不带头谁带头？再说，我喜欢农村。”
段维辛想起农村便想起父亲，决心动员父亲出面支持自己。
这天，段镇上中班，回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母女俩在等他回来裁决。
段镇态度即简单又鲜明，说：
“辛辛18岁了，可以自己决定走什么路。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在哪里也是靠自己奋斗嘛。”
女儿胜利了。
李蕙芳却抱怨了段镇一夜。段镇劝妻子冷静一些，说：
“首先，咱们要尊重孩子。再说，上海的子女安排政策很明确：第一个上山下乡；第二个进上海的国营单位；第三个读书或进集体企业。咱家有什么理由不执行？”
妻子不响了，她知道丈夫说的句句在理。一个“摘帽右派”的家庭，岂有第二条路？
丈夫又劝慰她说：
“我观察好多年了，咱辛辛这女儿硬得很呐，生存能力强，可以放手的。”
第二天，李蕙芳发起了高烧，一时动弹不了，全家人着了急，平平和大进怪罪是姐姐闹的。段维辛自知母亲是急火攻心所致，不知怎样安慰母亲。
段镇从医院回来了，他说：
“医生说不大要紧，打几针退烧就行了。”
“医生呢？”
全家众口一声问。段镇笑笑，说：
“我就是医生。”
果然，他熟练地准备着，先在注射处涂了酒精消毒后，左手拿药，右手持针，将瓶子里的药摇匀后，吸入针管内，然后顺利地注射。打完针，他还用一小块药棉按住针口，轻轻揉了几下，再让妻子自己按住。一会儿，果然退烧了。
辛辛亲眼所见，大为敬佩，说：
“爸爸，你什么时成了医生？”
段镇哈哈大笑起来：
“养猪的时候。猪生病了，没有医生，我只好上手了。揪着猪尾巴‘扑’地一声，针就进去了，还治好了。”
一家人全都乐了起来。李蕙芳也忍不住笑了，她伸出无力的手给了丈夫一拳。骂道：
“你是兽医，怎么冒充人医？”
“人兽相通嘛，只是药量不同罢了。”
段镇为自己妙手回春，也禁不住得意起来。他转向女儿，认真地说：
“辛辛，农村缺医少药。你既然决定去农村插队，我建议你抓紧学习一些医药常识，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段维辛郑重地点了点头。
1972年11月段维辛踏上了去安徽农村的路。临行前，段镇送女儿的唯一礼物，是一套赤脚医生的针灸工具。
多少个夜晚，李蕙芳思念女儿难以入睡，喃喃地说：
“也不知辛辛今晚上睡得好不好？她爱蹬被子，会不会着凉？”
段维辛意志非凡，为了体验农民是怎样过年的，竟然二年不回上海过春节。妈妈受不住了，选一个暑假，亲自赶到安徽无为县官镇公社龙华大队看望女儿，这才略微放下心来。
农民们见段维辛的母亲来了，纷纷伸大拇指，说：
“你那女儿硬得很呐，她有一颗‘老虎胆’，可不得了啊！”
段维辛插队，先住农民家，后住集体户，但自来村里便成了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一来就敢给人打针。种水稻时，她全身过敏，可别人怎么劝也不休息。
最让农民刮目相看的，是她的大胆负责。村里请她到场院上看稻谷，附近好几个农民请她去喝茶，想抽空儿放自家的鸡来饱餐一顿。段维辛哪儿也不去，死盯着稻谷，不许一只鸡来吃一粒米。
村里开办了小油坊，总也管不好，因为农民总想少花钱多要油，乡里乡亲的怎么扯得下面子？段维辛来管理，一丝不苛，谁也甭想占集体的便宜，小油坊扭亏为盈。
听说女儿被村里评价为“好苗苗”，段镇感到莫大的安慰。虽然，他三班倒，工作十分辛苦，但分享着女儿的成功，他的痛苦与烦恼减轻了许多。
段镇与女儿能信频繁，并将女儿来信中的内容抄录在日记中，时常拿出来细细品味，就像欣赏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