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可是，段镇走向耳顺之年时，也碰到了不少“不顺”之事。
在外人看来，80年代的段镇事业上达到了颠峰状态。从自动化到绿领巾，从红领巾理事会到10分钟队会，从《少先队教育学》到《少先队研究》，段镇的一系列重大探索，得到全国少先队界乃至教育界的广泛认可。作为一个立志献身少先队的人来说，这难道不足以欣慰甚至骄傲吗？
不，段镇决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人。他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同时又经常怀有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腐败蔓延加剧，社会风气不正，利己主义、金钱至上思想给儿童健康成长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在片面应试教育主导下，分数第一，忽视品德和能力，压制了不少中小学生的发展，也使他伤感万分。少先队事业留不住青年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更使他担忧……
段镇虽是老革命，从未有过专车可乘，总是乘公共汽车，而且习惯了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按他的理解，公共交通工具嘛，应当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所以，乘火车从上海到常州3个小时，他也让座，宁肯自己站3个小时。有时，他还动员年轻乘客让座给老年人，可年轻人非但不让，还骂他“瞎起劲，要你管什么？”段镇环视一下车内爆满的乘客，心想：这里肯定有不少共产党员，怎么没有一个人扶正压邪呢？他为孤立无援而深感悲哀。但是，悲哀并没有使段镇灰心失望。“你越是那样，我越要这样！”他由不正之风越发看到了少先队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坚定自己的教育信念。
新上任的团市委少年部副部长王建军，曾是上海县梅陇乡的女乡长。这位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曾听过段镇的报告，对少先队事业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之情。1994年，她已被调入上海市农委，却又主动要调入团市委少年部。在段镇和沈功玲的带领下，开展“少年创新家”等创造性队活动。她的婚姻也是段镇等人帮助促成的。
1985年，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全国少工委”）成立之后，上海也成立了少工委。段镇在继续担任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同时，兼任上海少工委副主任，并兼任上海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少先队研究》主编等职务。实际上，不管段镇是否担任什么职务，他已成为少先队的精神领袖。
关于段镇，王建军有太多的回忆。她说：
“星期天，段伯伯骑着‘老坦克’（即儿子的破自行车）来我家家访。他见我母亲在用橡皮刷子，马上借去，说给小朋友讲课时测一下他们的发散思维如何。他更要求我们先成为创造型的人。他是创造大王，连跳舞都创造出新舞步，稀奇古怪，有什么卡通舞、拖地板舞、洗衣舞、秧歌舞，还提倡跳儿童迪斯科。我和沈功玲老师的舞都是他教会的，不过，跳交谊舞时他不许我们自动创造，而是全被动。
“段伯伯总跟年轻人一样，不服老，也不会老。1985年，我和段伯伯、沈老师去成都开会。游览都江堰时，河滩上有一只破船，那船挺高的，段伯伯非要跳上去试试。去黄山办夏令营时，在天都峰，有两块巨石相隔，他也要跳过去试试，大家都十分担心。临时党小组开会，沈祖华老师批评他危险动作太多。
“1987年准备大力推广‘绿领巾’，段伯伯让我主编《小红星儿童团辅导手册》，还从青少年研究所派华东师大教育系的研究生钟金声来协助我。我们三女两男5个人，借一师附小的办公室，从早到晚编了一个暑假，中午的休息就是跳舞。当我要去黄山参加夏令营时，钟金声送我一本《爱情诗选》，里面夹了一封情书，说‘山那边有一片火红的枫叶……’经过一年的恋爱，第二年国庆节我们举行了婚礼。段伯伯生活并不宽裕，还送我高档的全毛衣料，婚礼上为我们哼唱《婚礼进行曲》。其实，我心时清楚，他派钟金声来协助我编书，既有业务上的考虑，也是为我的恋爱婚姻创造条件，是反复考察多次密谋的安排。这件事让我永怀感激之情。
“有件事我一直在想，段伯伯郁闷与我是否有关？少年儿童研究中心是社科院与团市委合办的，等于是团市委的部门。段伯伯任命钟金声为副秘书长，可我已担任少年部副部长，夫妻在一个单位不方便，怎么办？这时，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成立了，钟金声就调过去了。段伯伯对此婉惜又伤感，说赔了女儿又折兵，当初约定好一起干少先队，怎么走了呢？不过，钟金声调亚太所之后，还协助段伯伯研究童子军，翻译了许多文章。总算让段伯伯感到一些宽慰。”
钟金声的离去，令段镇伤感了一阵子，“少先队事业留青年人难啊”。不过，让他深受刺激的是苏婉。
苏婉是上海人，从东北师大教育心理系毕业之后，到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求职。段镇看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有了几分心动。苏婉谈她小学时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受到大队辅导员的深刻影响，所以选择了师范大学。段镇说：
“许多年轻人都奔钱去了，搞少年儿童研究可是清水衙门的活儿，你能干吗？”
“能！”
“能坚持到底？”
“能！”
苏婉的回答非常坚决。
段镇爱才如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将苏婉调进入青少年研究所少年儿童研究室，协助自己写《少先队教育学》。
仅仅一年之后，苏婉突然决定放弃少年儿童研究，坚决要求改行研究青年。
“为什么？”
段镇几乎是愤怒地问。他原以为苏婉开始时所以“志愿”研究少年儿童，只是为了进上海市区，而避开去郊区工作的安排。不料，苏婉却回答：
“现今的教育与社会距离太大，教孩子许多理想的东西，让他们非常善良，可到了社会上却往往吃亏。我们这不是欺骗孩子吗？”
“欺骗孩子？”
这句分量极重的话给了段镇沉重一击，他连连发问：
“欺骗孩子？我？”
苏婉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孩子太纯洁了，太容易相信美好的东西，可我们……”
她圆圆的眼睛望着段镇，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她了解这位经历非凡的所长，也了解他的献身精神和崇高荣誉，不忍心说出更多的话，只表示研究儿童不如研究青年有意思。
研究了一年青年问题之后，苏婉又提出了去美国留学的请求。这一次，她向所长谈的大都是个人苦恼：
段镇成全了苏婉，他相信只有志愿者才能组成敢死队，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苏婉赴美读书一年半后，嫁给了一位德裔美国人，还生了一个孩子。在美国，她攻读了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后，开始搞“卓越教育”，卓有成效，真是条条道路都可成才。苏婉出国后，每年都给老所长寄精美的贺卡，还送花旗西洋参，说对治疗心脏病和血压高有良效。
在一张贺卡上，苏婉写道：
我对不起您的愿望，不能与您一起工作下去，但我钦佩您的事业心。您是正统的共产党员，又是勇于探索的学者，我是尊敬您的。
尽管如此，段镇的耳畔经常回响着“欺骗”二字，就像长鸣的警钟。有些时候，他觉得苏婉的话虽较尖锐一点，但对现在的教育脱离现实的缺点也不无值得反思之处。
多少年了，段镇始终关注着红领巾理事会理事们的发展，并把他们的来信视为珍品精心收藏。
曾任理事会副主席的沈婕在来信中，诉说了心中的迷茫与思索。她写道：
段伯伯：
您好！
这封信一直拖了很久，因为我不知和您说些什么。过去在您的眼中，我们是孩子（当然，现在仍是），我们之间的话题主要是少先队工作。但，我们是会长大的，接触了很多新事物，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同时，也有了自己的世界。说实话，我现在对过去所热衷的少先队工作已经不太感兴趣了。所以，当寒假里和现任小理事会们聚会时，除了感到他们比当年的自己更活跃、更能干时，也没有更多的体会。
往年，寒假里总要来看看您，可今年没有，说不清为什么。高考之后，人一直松松的，对很多事都失去了兴趣。暑假中的两个月，一直在思考，想想自己的过去，想想高考的失败，想将来。真的，过去的我实在太顺利了，也太幸运，无甚才能的我得到了很多机会，锻炼了一番，使得周围的人以为我很不错，也让自己颇以为然。对自己估计过高，必然招致失败。只是这失败太大，使我一下难以承受。因为我不愿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所以总叹息运气不佳，但，总有面对现实的这一天。把思绪理清之后，人也好受了许多。特别是半年多的校园生活过下来，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安排自己的将来。尽管现在读的是专科，但两年毕业后，仍可以边工作、边念书，而且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能使我学得更透彻，掌握得更牢固，未尝不是件好事。
话虽如此，有时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和高中一同学聊天时，他们说，何必在乎这么多，只要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就好了。可是，人有时就是不能扔掉这些包袱，尽管沉沉的，好像还是背着踏实。
段伯伯，和您说了这些，是不是有些厌了。我想把我这半年的心理历程告知于您，是想让您知道我们确实大了。您觉得呢？对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很珍惜，因为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但我并不留恋，我需要把握的是现在和将来，前面的路上才是我所追求的。
我知道，炼红一直都很好，她是个有始有终的人，我想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好像也没考虑过要成为这样的人。
我对外语的兴趣仍旧浓厚，不过，改变了方向，现在在学法语，会一门外语对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已很难适应了，所以，有机会，我就想能多学点，学无止境嘛！
好了，到此为止。
多保重身体。
理事会另一位副主席吴方闻，也给段镇来过信，谈她升学的坎坷与追求。她写道：
给您写信，我感到很羞愧。多年来，在学校老师、团市委和您的关怀下，我得到了健康的成长。但由于自己努力不足，这次升学考，我以10余分之差未被重点中学录取。我辜负了您和父母的期望，心里很难过。当我想起您曾两次写信推荐我时，心里就更感歉疚。
在羞愧的同时，我也感到气愤和不平。我们现行的这种考试制度，实在有点像封建科举制，只考核学生的学分，而不考核学生的全面能力和思想水准。在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中，有不少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更多的是无实际工作能力，只知啃教科书的“孩子”。将来这些人究竟有何用？实在难说。然而，这种局面，从目前看来，是任何伟人也难以改变的。
近日来，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未能考入重点中学的原因。除自己勤奋不够的主观因素外，客观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XX中学求学，这是一所只讲分数的学校，如我在别的中学，我想我是有成功可能的；二是平时我所担负的社会工作，锻炼了我的能力，但可能也使我失去了一些考分。如初三一开学，就赴北京开会，让我脱了一周课。对于聪明的孩子来说，大概无妨。对我这个不大聪明的孩子来说，是会给学业带来些影响的。
在正式录取前，区招办曾来征求我的意见，因我进中专的考分已到，问我究竟进医药学校还是进普通高中？段伯伯，我是想多读些书的，因为我看到少年部的几位大姐姐利用业余时间还在读大学。所以，我放弃了中专，决定进高中求学，争取考上大学的机会，以实现我将来做一名像您一样的少儿工作研究者的理想。（现在，像您这样的专家太少了）。如实在不行，设法转到第四师范学习，因为那里有个辅导员大专班。
段伯伯，在我们这些孩子中，您是很爱我的，但也数我最不争气。我真想来看您，当面聆听您的教诲，但又不敢来见您。所以，才给您致上此信。我的想法对不对？请给个时间，让我来您这里，聆听您的教导。
说来也巧。本书作者采访过当少先队员时的沈婕和吴方闻。那是在1985年的北京，在全国“创造杯”夏令营里。
吴方闻，高高的个子，卷曲的短发，浓黑的眉毛像毛笔字的一撇，略带褐色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作者曾开玩笑说她的表情是龙飞凤舞。当时，她作为《我们一百万》报的记者，抓住总参谋长杨得志来接见的空隙，请这位当年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为上海少先队队长学校题写校名。这也是杨总长在夏令营中的惟一题字。由此可见吴方闻的机敏果断之才。记得一位上海辅导员告诉作者，说：“这吴方闻哪儿都敢去，她把工会叫‘爸爸’，把妇联叫‘妈妈’，嘴巴比蜜甜，倒也真办成了许多事。”
与吴方闻相比，沈婕显得内向文静静一些，但工作更细致扎实。她个子比吴方闻矮，整日笑眯眯的。升入初中之后，她参加小红星儿童团活动时，作者发现她表情大变，明亮的眼睛似乎罩上了一层云雾。也许，她正处于成长的蜕变之中。
少年人常常如惊弓之鸟，一碰到挫折就不知所措，而随着长大便渐渐成熟和从容起来。
吴方闻后来进入上海民航局情报研究室，并兼任东方电视台音乐节目主持人，还专门为段镇献过一支歌。
沈婕毕业于华东师大计算机系，会英语和法语，进某外企当了办公室主任。后来，还独自一人进西藏，寻找纯朴的自然美，回上海举办了她的摄影展，特邀段镇、沈功玲和王建军去观赏。
给段镇来信最多的还是张炼红。
在一次的来信中，张炼红邀请段镇当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镇热情支持她入党，并被华东师大附中党总支邀请参加了审批她入党的支部大会。他还专门写信鼓励张炼红要做改革的先锋。他说：
“党员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新社会还有许多不合理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改革。”
张炼红回信畅谈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她写道：
段伯伯：
您好！
才刚收到挂号信，怕您牵惦，回信说一声。
高三的日子也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味道还可以。虽然会忙（现今还空些），想到是最后一年学习了，什么也能应付的。而且，要尽量干得出色些，有味儿些，好在将来的回忆中多一点色彩与情趣。
可能，下周，班里就有一位同学赴美。他是第一个远别的曾经同窗五年的同学！仿佛一个暗示，不久，我们这许多人都得分飞东西，各奔前程。人啊，享受了欢聚，又岂能拒绝离别？！
但愿，世界果真是圆圆的，再会有重逢的日子！
但愿，友情能够维系住不得不远飞的风筝！
忽然觉得，人活着，总有一两个可牵恋的地方，该是怎样一种幸福啊！比如，在附中园，我会想那个乡间的家；长假在家，又渴望回归我与朋友们共有的那个校园；乘71路过陕西路时，我会久久地寻视那幢精致的小楼；换了20路、21路，又不由想像着深深岔道上那个小房间……真的，段伯伯，有时我颇自豪，或许因为我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
这里，有别人给予我的，而更多的是我用心去创造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文理分科问题，明天是家长会。我爸爸妈妈不来了，一是路远、晚间没车，再者，我已明确志愿，家里也不必再商量，听取学校的介绍了。
我想考华师大中文系，这是我进入教师这行的理想途径，况华师大中文系在各校园专业中还是有些资本的。
大家都在为确定专业志向而兴奋的时候，我却安宁、平静得很。我已经为自己选定了一条路，就只等着自己去走了。
许多次想到，有朝一日，我的同学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落寞无味？他、我、她会不会付之一笑，或一声轻轻地叹息？可能会。但相信那种情状是暂时的，相信我会理解自己。因为，只有我，最理解我自己！
我既已确立了我的人生准则，就不必再以别人的信条衡量自己。每个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心中又可再创一个世界，比之更理想、更可令人神往！我要尽力让我的那个世界美好一些，以我的眼光与心力。
平日，我极少跟同学谈这些，只在写信的时候，向一两位说起过。每每写这些，便全然沉浸在一种恬静的境界中，天阴天晴全不在眼里了。即便只是“理想”的意境，也使我受益。在尘世中，想来是少不了这样的“理想”的。人不能太“现实”！您说呢？
周六下午不上课，想必没什么事。如果您有空在家，我会来的。只是忘了该怎么乘车过来。（刚才从同学那里问到了，没车，但半小时左右能走到）。如果有事，我们以后再等机会吧。
再见！还有，非常感谢您为我存着的那书籍，而且是我一心向往的！谢谢！！！
与老队员的通信交流，不论谈什么或怎么谈，段镇都是愉快的。在同张炼红忘年交的过程中，他俩心灵相通，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目标始终如一，探索永不停止。
本来，已经安排妥当，段镇与《辅导员》杂志总编辑缪力，拟于1991年应邀出访莫斯科，考察苏联少先队。可是，久久得不到通知。
从做地下少先队工作开始，段镇就十分向往苏联少先队。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论少年先锋队》等书，一直是他最欣赏并且精读的著作之一。在他主编的《少先队研究》上，曾连篇累牍地介绍苏联少先队。
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发生巨变，苏联走向解体！拥有70多年辉煌历史的少先队也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红领巾迅速贬值，5分钱一条向中国贩卖。多党制带来多队制。不久，前苏联已出现30多个儿童组织，童子军和一些宗教性的儿童组织活跃了起来，还出现了以公爵贵族命名的儿童组织。苏联300名少先队学博士和研究员，自然纷纷失业，连工资也没有了。
苏联少先队解体了，东德少先队垮台了，中国少先队怎么样？段镇自我描述的心态是：“我行我素，我自岿然不动！”他认为，中国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社会正在改革中稳步前进。我们要把星星火炬的队旗，举得更高，让她飘得更欢，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