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镇病倒了。
1991年9月，他应邀去日本大坂做儿童教育讲演归来，一直忙于写作，没白没黑地写。结果，血压高到了惊人的程度：低压130，高压180――190！而且，如保险丝断了一样，他的眼血管再一次爆裂，血弥漫眼球成了红眼睛。医生警告说，如果脑血管爆裂，就会引起中风。
不久，段镇的高血压又引起了心脏病。本来，他还要坚持工作，被少年部的女同事们“押”着去了医院，又“押”回家中休息。
晚饭后，妻子发现丈夫闭口不言，嘴唇青紫，脸色煞白，手在发抖，赶快给他吃了保心丸，又陪他去了医院。折腾到半夜才回家，段镇刚要躺下，妻子惊叫起来：
“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你忘了韩振东的教训了吗？”
“老韩！”
段镇叫着韩振东的名字，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991年最让他伤感的事情，就是一年之中失去了两位少先队专家――韩振东和韩凤珍，而且，这两位老朋友都年仅55岁！
更让段镇痛心的是，韩振东是来上海参加他的研讨会返京当天（2月9日）去世的。韩振东累了，累得走不进家门，靠家人搀扶回去，便想躺下一个人安静地休息，可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死于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因此，他在上海的发言成了绝响。
段镇是了解韩振东的，并且是挚友。
1955年秋天，韩振东在北京四中毕业时，曾是保送留苏深造的人选，却因工作需要留校当了专职少先队辅导员。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少先队事业，并成为著名的全国优秀辅导员。此时，他已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
几年前，韩振东去烟台讲课，烟台市委副书记（今为国家建设部部长）俞正声赶来听，因为他曾是韩振东辅导过的少先队中队长。俞正声感慨地说：“少先队时期是人生一个重要时期，丰富多彩的少先队活动，团结友爱的队集体，还有辅导员的模范行为，形成了对少年儿童教育不可缺少的动力……”
当噩耗传来，段镇含泪写下悼文，抢发在《少先队研究》1991年第1期。他写道：“创少工系功绩赫赫，为红领巾鞠躬尽瘁，中国少先队工作者的楷模韩振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祸不单行。同年9月24日，当段镇还在日本的时候，久病不愈的韩凤珍也踏上了不归路，让少先队工作战友们的心海再次掀起痛苦的波澜。
韩凤珍是一位学者型的全国优秀辅导员，他以苏霍姆林斯基为榜样，一生致力于解放孩子，“让孩子抬起头走路”。可以说，他与段镇是真正的知音。早在1990年第3期《少先队研究》上，段镇作为主编，就选发了韩凤珍的长篇论文《解放被冤枉的孩子――兼议孩子身上缺点的“可爱性”》。在韩凤珍的倡导下，河南安阳北关区开展了“寻找身上可爱的缺点”的队活动，总结出1500多个生动的个案故事，给教育者以深刻的启示。
韩凤珍的忠告是：1.学会用孩子们的眼光看孩子；2.掌握把批评融于表扬之中的批评艺术；3.教会孩子们怎样把好事做成好事；4.懂得教育的艺术就在于巧妙地保护孩子们的自尊心；5.明确教育者的任务就是教育（教知识、教思想、教道德、教技能、教本领、教经验）而不是推脱埋怨。同时，他又指出关于解放孩子的五大问题：1.旧的人才标准束缚着孩子们的解放；2.教育领域里形而上学猖獗，给孩子们的颈上套上了沉重的枷锁；3.缺乏应有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孩子们受冤枉的根子；4.教育领域里缺乏民主气氛，这是解放这些孩子的障碍；5.研究教育的艺术是解放这些孩子的途径之一。
提到韩凤珍，唯一感到宽慰的是，本书作者在他生前为他写出了23万字的传记小说《孩子，抬起头》，由海燕出版社于1990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
一向特别关注韩凤珍的段镇，很快就读完了《孩子，抬起头》，并于1991年4月22日给作者写来充满激情的长信。
他说：
老韩突逝，使我感到十分悲痛，心情至今还平静不下来。这是少先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啊！我们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家伙，只有用加倍的工作来弥补。
你的小说使“中国第二韩”（第一韩指韩振东――作者注）的形象栩栩如生，使他的教育信念、教育思想，生动地展现于人们眼前。这部小说，我认为每个少先队辅导员都应该读一读、学一学。
我几乎是含着眼泪，激动地读了前100页，尤其是前50页。似乎，书里写的，有凤珍、也有老韩、老张（指著名少先队工作者张先翱教授――作者注），也有我和一批少先队的敢死队、红领巾的孺子牛。写了我们少先队的苦难与欢乐，诞生与成长，更写了我们的可爱的孩子群体。
“孩子，抬起头”，这个书名太好了！辅导员站在孩子立场，为孩子着想，为孩子讲话，为孩子办事。我国的孩子，既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从拜金主义，到拜洋主义，小小的心灵，就难以避免这种影响――抬不起头；又受千百年封建思想残余的束缚压迫，同样也抬不起头。孩子们人格、自尊心常受侮辱、损害。他们是“小皇帝”？大量的孩子由于所谓的顽皮、由于成长中正常反映的各种毛病、缺点，由于种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到理解、关怀、热情、公正、尊重。辅导员和少先队的教育就是要在真正热爱并尊重儿童的基础上，“让孩子们抬起头来走路，抬起头来做人！”我想，这是少先队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
入了秋的上海，依然如春天一般繁花似锦。写累了的段镇站在窗前，他出神地望着，竟被窗外美好的景致迷住了。
窗外是一棵与楼同高的大槐树，一株喇叭花儿从它身上爬上来，举着红色的花儿向人示意。它的右侧是冬珊瑚，冬青的叶子，结一串小小的红果子，与一棵挺拔的棕榈树依在一起。
窗前一条本来挺清静的路变成了商品街，永远是熙熙攘攘，成了老人和妇女儿童消遣的场所。不过，路两侧那些高大的法国梧桐，尤其那几只乌黑幽蓝的鸟儿灵巧地在枝头欢跳，让人感到人与自然的合谐。
段镇从花木联想到了人，他突然强烈地思念起红领巾理事会的那些孩子。张炼红、吴方闻、彭婕、沈婕、吴弘、柴允敏、张莹、张琳……他们都怎么样了？说来也怪，段镇明明知道他们是孩子，论辈份都是孙子孙女，可他总是把他们当平等的知己朋友，愿与他们敞开心扉说心里话。
大约一年之前的国庆节，他一时找不到张炼红的地址，急坏了。马上写了一封短信托人捎去。他写道：
写在黑板上的通讯信箱号码被人揩去了，未及记下，请再函告，以便今后通讯或来看你。
我们将于10日赴京参加全国少代会。这几天，我连日连夜在拟写“为了一亿三千万红领巾，为了明天光明美好的事业――向党中央的建议信”。也许一条也不会被采纳，但我对党、对未来、对少先队“尽忠、尽孝”，履行共产党人的职责。
握手！很希望看到你的信！
三天之后，张炼红便给自己的引路人写来了回信，报告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另一封信中，她从别人误传自己出国之事写起：
高中毕业以来，身边朋友陆续离去，美国、日本、瑞典等等，一个班里就走了七八个人。我不是无动于衷的一个女孩子，况且又相当自信，有时未免产生一种失落的情绪来。我害怕当别人“衣锦还乡”的时候，假如自己还一无所成，那又如何获得内心的安宁？但要是真地提到“出国”两字，一身的牵挂又决非我这样的女孩子所忍心抛开的！农村里长大的人那种“根”的意识，那种说来比较狭隘的乡土观念，都已经深深地铭刻于心，我想自己还是更适宜守在这儿实实在在地走自己的路的。
高一有机会赴日访问，这使我明白拓展视野的意义。所以，假如以后系里能有留学安排，我会珍惜，然后回到自己的土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毕竟是学中文的人，若断了生存根基的话，我何能而生枝展叶？！
我最开心的，是碰到了寝室里的那七位可爱的女孩子。真的，段伯伯，跟她们在一起我每一天里都有意想不到的欢乐，比附中时还快活。这是一种如处家园的姊妹般的情谊，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大事小事都有商有量，八个人心齐着呢。我是她们中间年龄最大的，往下就依次排好，以“老大”喊到“老八”，顺口又自然，那一份亲密与融洽非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尤其在我，在外面身处众目之下，更害怕被疏远之后的孤高感觉，这时候就更加深切地体味到室友们给予我的理解与爱意！对我的成功，她们兴奋雀跃，没有丝毫嫉妒、非议；对我的失败，小小的，她们也会百般劝解安慰，同时又寄予一如既往的信任……无论现在班里还是过去的附中的同学，知道她们的都会为我而庆幸，真的，这是我在大学里的第一件开心事！由此，我也信心渐增，我知道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我不再过分害怕别人的议论，我期待着了解之后的沟通。我由衷地付出我对她们的爱，同时也被她们爱着，我真幸福！我总是记着初中时就开始恪守的原则：去以心发现心。如今，一室的温暖更证明了这一真谛。
假期里，室友们陆陆续续都来信来卡拜新年，有人写来了让我感动地落泪的长信。有一封信中写道：“老大，你知道我们对你怀着怎样一颗心啊！……不管怎样，老大，希望你为我们树立一个不败的形象！……段伯伯，每每想着她们，我总是激动不已，我不能辜负了这一份深沉厚重的情义啊！
在1991年5月7日来信中，张炼红向段伯伯报了喜：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在“师大人青春风采大奖赛”中获第2名；在“初入师大印象记”征文比赛中获2等奖；在话剧《雷雨》中饰侍萍一角已小有名气……她还把讲稿一并寄给了段伯伯。
她说：
“即使我不能把握毕业之后必定干什么什么，也至少可以预知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对未来的追求，我充满信心与热情！”
可以说，读张炼红等小朋友的来信，对段镇是一件极开心的事儿。同时，他也相信，判断教育效果如何，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至少也要5年或10年以上。也许，他是采用通讯的方式，在对一批少先队员做跟踪研究。不过，他始终奉献出一颗真诚的心灵。
他于1991年6月6日给张炼红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
不时读到你的来信，是很高兴的。如果长时间不见你的信，我就会特别惦记你：小张最近怎么啦！
你考了第一名，各项课外活动又获优胜之奖，我为你高兴，当然要祝贺啦！
你的环境暂时是非常好的，如你所说“一切都顺心”，我羡慕，也为你感到庆幸。搞教育的人很重视环境，孟母就搞“三迁”嘛，当然，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们反作用很大，尤其是社会环境，几乎是人们群体的产物。
你的讲稿，是值得称赞的，富有辩证法，也比较实际。
“自信”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没有专门攻读过社会学，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来看，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在于社会性与创造性，50年代，许多少先队同行说我这个人很“固执”，“他要想做的，非做到不可”。坚持真理，没有这种“固执”（执着追求）不行。同行们又说我：他抓工作变化很多，我们赤了脚也跟不上。这一对矛盾（固执与变动）含有褒贬双重意义，有我的优点一面，又同时是我的缺点方面。吕型伟评论我：变化多端（指创造性与灵活性），但指出我有一点是不变的：确认儿童是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组织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还有一点是我的理想、信念和育人目标是不变的，我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我既自信又自卑。智力、德行上不如人的地方太多了，水平不适应社会（辅导你们少年儿童）的太多了，但是自卑而又不自弃，采取老老实实态度，从原有基础上，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做起。青少年时期没有大量课外阅读的条件和机会，我基本上是科盲，又是文（文学、文艺）盲，但自己尽量多看一点，以此弥补不足。自卑有一个好处，使人不会自满，不会自傲，使自信有一个度。自信的前提基础是社会信念，做人的信念，这个“宗”是自信之魂。有许多人很自信，但没魂，既无鲁迅说的国魂，民族魂，又无作为人的魂，或成为拜金主义之奴，或成为个人主义之狂，这是很可悲的。
青年人喜欢讲自我价值，要探索什么是“人的真正价值”（来信所提）。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价值”是什么？以往直至今日想的只是人活着不要白活，像爱因斯坦和毛泽东所说，人活着只为自己，就如同一条狗差不多。人活着要为他人，后人――社会做点好事，人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社会价值。大至马克思、周恩来、小至你的祖母――热情地助人的品德留在你的心中，以后你再传给你的子孙……使中华民族的美德代代相传。
做好事有时容易，有时很艰难啊，有讽刺、打击、迫害，坐牢，还有杀头的可能。在自己方面，真正的奉献也不会一开始就那么本能，有一个修养、锻炼、陶冶及矛盾冲突的过程。为了给孩子、辅导员做点好事，我就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岁月，尽管受到这么大、这么长时期的挫折，我仍不离宗。
社会生活中平宁与不平宁的矛盾交叉，而不平宁几乎是绝对的，平宁只是相对的。50年代初，我在“平宁、温存”和充满“理想与浪漫气息”以及人际关系平等、友爱的气氛中生活，以后就很快消失了。越来越不平宁，当今世界也是不平宁的，你们中文系外部充满着不平宁，在你再长大几岁进入社会，就要在不平宁中生活。我和你虽是老少两代，但都追求“大同世界”，平宁、和睦、友爱、真诚、善良、平等，多么美好啊，在不平宁中执着追求吧，从环境的改变开始。
写文章，我远不如你。能一气呵成，并且那么流畅。我特别吃力，不知要改多少次，有时开一个头，得花几天！但我甘愿以一百次失败来获得使自己基本满意的百分之八十，即80分的成功。留有20%，那20分，以后再努力，所以，你的“失败观”是有道理的。
我似乎已多次建议你，把读和练、用相结合。要用中练、练用结合，边写、边练边用。你在大学里掌握的只是服务的工具，知识技能与品性贵在应用，你大概不可能犯当代大学生的一些通病。
我感到悲伤的是：许多师范生都说考师范是“中不溜儿”，乃至“落脚货”才被推荐或自动报考的（保险系数大一点）；更悲伤的是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竟不愿到基层去当教师。
翻开以往名人经历，许多人都是有教师经历的。
中央团校少工系本科生毕业了，大家都向“好处走”：到某些机关，到电影、文艺、外贸单位去，大半以上毕业生“跳槽”到学非所用的单位，反正混张本科文凭就够了，北师也这样，谁当中文教员谁倒霉，大家为之可惜。我为这些同学目光短浅而婉惜。我的感叹并不是要你将来非当中文教员不可，而是说，没有当过兵的人当不了将军。基层锻炼非常重要，作家也是这样，不到基层，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怎能写出好作品？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是既有远大抱负，又有苦干踏实作风的人。
这封信打破了我上午的日程表，但是我非常高兴这项打破，这也是生活呀，不能总是工作工作，书面谈心，只要对方不感到？嗦，也是一种享受。
讲稿奉还，我给你打81分。
张炼红曾于1992年11月25日给本书作者来过一封信，说段伯伯在她眼里“真像一口井，清澈然而深遂”。她坦率地承认：
当老师这一志向，到今天我也困惑得很了。外界的压力是一贯的，而自身的动摇也是事实。我总觉得自己在背叛什么了……我渴望身心自由，却又放不开一身的牵挂，所以注定此生不得安宁。但不管怎样，段伯伯总还是我的段伯伯！
她告诉作者，她曾幻想将来创办一份刊物《心灵》，并说：“倘若借给您做书名，喜欢么？”这成了本章标题的来源。
段镇是一个对党赤胆忠心的人。
1978年，当了20年右派的段镇被平反，国家补发他1000元工资。他却说：“我是共产党员，够吃够喝的，要什么补助？”他不但未领补助，还补交了20年的党费。按规定，他每月交1.16元党费，打成右派不准交了。平反之后，他按每月1.20元的标准，补交288元党费。
儿子段大为说：
“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员都像他那样，共产党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许多做法显得不正常了。他不要做官，一心搞研究和实践。我说，你没有位子，作用就小，如果你是市长，绝对不一样。做官的目的不同，为了事业官越大越好。可他想不通，认为我很俗！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认为句句是真的。这么单纯的人怎么能适应社会？”
为了少先队事业，段镇吃过20年“右派”之苦，平反后依然胆大包天，多次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进谏。
80年代初的机构改革中，团中央少年部曾一度并入学校部，对少先队工作极为不利。段镇得悉后，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了长长的电报，历陈单设少年部对于少先队事业的重要性。北京的吴芸红、韩振东、罗英、覃琨等人，也向团中央提出意见。结果，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宣布：保留少年部，再成立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由团中央书记兼主任。
一次全国团代会之前，段镇听说在党中央的祝辞的初稿中未提少先队。他又激动起来了，马上给总书记胡耀邦暨中央书记处发加急电报，要求在祝辞中加进“改善和加强少先队工作”等10个字。据了解内情的同志介绍，胡乔木看了段镇的电报说：“这封电报很有感情，应当提几句少先队的工作。”最后，在党中央对共青团的祝辞中，加进了谈少先队工作的17个字。
1990年10月，全国少代会在北京召开。此前，团中央的同志透露，江泽民总书记可能出席不了这次会议。段镇听了，说：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否出席全国少代会，具有世界影响。美国的两届总统还担任童子军的名誉主席呢！我们应当向党中央再争取一下！”
在段镇的安排下，他与刘元璋、倪谷音、沈功玲以四代少先队辅导员的名义，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经市委组织部同意后发出。结果，江总书记不仅欣然出席了少代会，还发表了重要的长篇祝辞。
谈起这些传奇般的往事，段镇淡淡一笑，说：
“这与个人无关。我是为少先队着想，更是为党着想。一亿三千万后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