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宰相的籍贯大多是北方，因唐人对南人是歧视的。宋初也看不起南人，宋中叶以后，南人多而北人少。明宰辅189人，南人占三分之一强，其中江南（指今江苏、安徽）35人，浙江32人，江西26人。
王鏊是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一甲第三名，即探花，后为文渊阁大学士。他因宋人曾有“南人不可为相”之说，故著《相论》（《震泽集》卷三十三）驳之。他认为置相的标准在贤佞不在地区，这当然是对的。又在《读宋史》中说：宋世权奸误国，以至于亡，“我朝不立宰相，岂非以宋为鉴乎？虽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明代不立宰相，绝非鉴于宋权相之覆辙，他当然明白。从他结尾的两句来看，他其实是在批评罢相之非。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直白地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段话说得非常精辟。后面又说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者却是宫奴，即太监。宫奴所以有宰相之实，其过即在太祖之罢相。
太祖废相之初，雷厉风行，明降诏旨，以后臣下有奏请立丞相者，即以凌迟处之。
太祖为什么废丞相？楔子是由于丞相胡惟庸之反，但反的是胡惟庸，并非丞相本身，太祖难道不明白？实际是要建立一个绝对专制的格局，即有王室而无政府。中书省原为决策机构，六部为中书省所隶属，丞相正一品。罢省后，即分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治理国事，副以侍郎，更无领袖人物，而天子总其成，六部长官只是他的幕僚。尚书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换言之，全国各项政治活动，全由皇帝遥控。太祖以匹夫而得天下于马上，自有其过人的充沛精力。
成祖即位，始开内阁于东阁门，即文渊阁，命翰林中品才卓著者入值赞襄，旨在使君臣之间多相沟通，在内廷发挥作用，以弥补太祖废相之失。入阁者大都为编修、检讨、侍讲、侍读，不置官属，不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曾改秩。
这以后，阁权随朝代而逐渐加重。《明史·宰辅年表》序言云：“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之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辅为重。”
仁宗（成祖之子）的年号为洪熙，享国仅一年，此后即进入明之中叶。明制，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英宗天顺二年，经翰林学士李贤奏定，修撰、编修专选进士。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侍郎（六部以吏部居首）非翰林不任，而进士始进之时，已被人目为储相，由翰林拜相者十分之九。明代科举盛于前代，而翰林之深严荣隆，尤为前代所无。唐之翰林，有的只是皇帝的诗酒清客，故有翰林供奉之称，意为在皇帝身边侍奉的人，如李白的《清平调》，便是以诗曲供奉玄宗及杨妃。这三首诗，颇为后人传诵，其实是高级的媚上宫词而已。
明代大学士只是正五品（清正一品），尚书正二品（清从一品），故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在下，兼衔反而在上。
由于皇帝不与内阁交接，深居宫禁不亲政务，中间尚须通过太监传递，阁权充其量不过票拟，批红则由太监代理[1]，司礼监之权于是高出宰辅，遂如黄宗羲所慨叹的，宫奴成为无名有实的宰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