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高密。莫言出生和成长于山东高密的一个贫穷的农村，一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在这二十年中，莫言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憾事，普鲁斯特一生都没有离开自己的故乡。莫言的很多小说就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对此，莫言不无得意地说：“这条破麻袋，可真是好宝贝，狠狠一摸，摸出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几个短篇。”
莫言的小说创作深受故乡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山东属于齐鲁文化区。“孔孟之道”思想导致齐鲁人多重“务农桑，事稼穑”，这一思想的沉淀和流传使得齐鲁知识分子多重农、悯农，齐鲁作家的小说也更加贴近现实与反映民生疾苦。莫言的出生地，山东高密，与淄川同属一地，孕育了《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等名作。《水浒传》歌咏了敢作敢为的豪杰行为和侠义精神，《聊斋志异》则表现和探寻了幽冥世界，富有丰富的想象力，神秘而玄妙，这些对当地的民俗民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山东大汉体魄强悍，粗狂刚烈，山东民风强悍暴烈，极具叛逆性，在历史上多次大规模农民暴动均发于此。再加上二界相交的地理位置，高密处于与外界相隔绝的状态，成为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莫言就在小说中塑造了敢作敢为的土匪形象。高密县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爱谈论狐魅鬼怪、奇人轶事，莫言从小耳濡目染，这无形中活跃了他的无限遐思迩想和自由灵动的才情，也形成了他小说中瑰丽的风格。
美国“文坛硬汉”海明威曾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的确如此，童年经历对于个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影响甚大，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尤为重要。弗洛伊德曾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说过：“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我们幼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莫言也承认这一点，“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这段农村生活其实就是我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我塑造的人物，我使用的语言都与这段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我的小说有一个出发点的话，那就是高密东北乡，当然它也是我的人生那个出发点”。
一方面，莫言视故乡高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莫言对于自己生养于斯的高密土地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谓爱恨交加。“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枯的河流，那些土木偶般的乡亲，那些凶狠狡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
然而，对于故乡的情感是热爱也好，憎恨也好，故乡都会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牢固的情感和记忆的链条，难以挣脱、难以忘却。当莫言重新踏上故乡高密的土地时，他按捺不住地激动了起来，“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便堵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包含着泪水。……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
“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楼般的，从我面前的层层海浪里涌现出来。故乡的方言土语，从喧哗的海洋深处传来，在我耳边缭绕。当时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
后来他在小说《红高粱》中是这样表达他对高密的感情：“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高密这片土地多灾多难，莫言深知农民的苦和难，他说：“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由于持有这样的悲悯情怀，莫言的写作是站在民间的立场。“民间”一词最早是由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提出来的，他认为民间是与国家意志相反的，是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和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对于民间的理解不尽相同，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莫言阐释了自己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民间写作”的理解，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我想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莫言进一步指出，“他（作为老百姓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放弃高居庙堂的写作方式，拒绝官方的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把自己放在老百姓中间，当作其中普通的一员，与之息息相通，这就是莫言的民间写作姿态。由此，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不是官方的高密东北乡，而是老百姓的高密东北乡。
正是由于这种对农民的悲悯情怀，莫言只用了三十五天完成的《天堂蒜薹之歌》这部“急就章”。后来，在与大江健三郎和张艺谋对话中，莫言解释说：“尽管我在城市里住了好多年，但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农民的蒜薹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我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颗农民的心，而这颗心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不管农民采取什么方式，我的观点都是跟他们一致的。”
由此可见，莫言的民间立场是坚定的。他毅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密东北乡，投向那块充满了瑰丽的传奇色彩和血性生命力的土地，投向在那生息繁衍的乡民，描写他们于苦难中抗争又忍耐的生存状态，写出他们抗争背后与忍耐背后的悲剧性与不屈精神，从所看到的表象中去倾听这片土地的歌哭。而莫言的高密，正如鲁迅的“鲁镇”，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莫言看到的不仅是高密的歌哭，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歌哭。
高密的苦难。莫言在童年饱尝了生活的辛酸苦辣，他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他在《我想到痛苦、爱情与艺术》中详细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认识：“人生的根本要义我以为就是悲壮或凄婉的痛苦。英雄痛苦懦夫也痛苦；高贵者痛苦卑贱者也痛苦；鼻涕一把泪一把痛苦畅怀大笑未必就不痛苦。大家都在痛苦中诞生在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升华在痛苦中死亡。死亡是痛苦的解脱。但如果有灵魂，死亡也仅仅是痛苦肉体的解脱而不是痛苦灵魂的解脱。”
正因有着浓郁的苦难意识，与同时期诸多乡土小说家相比，莫言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和传达显得更为深刻。他不回避也不遮蔽乡土社会存在的一切苦难，而是执著于赤裸裸地展示充满悲剧性的生存状态，从中倾听底层人民心灵的歌哭。在苦难的具体表现上，莫言在小说中善于将顽强又脆弱的民间生命放置到强大的外部社会力量面前，描写战争、封建文化和强权政治等对民间生命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戕害。
战火不断是造成中国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生灵涂炭的重要因素，其直接后果是将卑微的民众推进苦难的火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莫言本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于是他巧妙地绕开了宏大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将由战争带来的暴力场景设置为背景，将血腥气息弥漫在人物活动的氛围之中。通过书写战乱和政治风云变幻中人物的坎坷命运和个体生命欲求的艰难表达，莫言揭示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楚体验。在他看来，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是历史悲剧与战争灾难最为沉重的承担者。
《红高粱》是为莫言带来极大荣誉的小说，小说背景为日本侵华。日本鬼子为了修公路，带着伪军到村子里抓民夫拉骡马，还毁坏了高粱地，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小说中的罗汉大爷因不堪忍受日军的残酷奴役，铲伤骡蹄并从工地逃跑，而后被日军包围全村捉住。日军对罗汉大爷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活剥人皮”酷刑，进行了极致的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底层乡村民众在外敌侵略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与无力。然而，在被日军剥皮示众的时候，原本老实麻木的罗汉大爷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所有的人都在大爷的骂声中昂起了头”，高密人的刚硬不屈之气于灾难之中凛然生发出来。莫言曾说过，写这部小说“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要用笔涂绘出一股浸透着历史意识的情绪、感觉和民族的生命意志”。他做到了。
在长篇巨著《丰乳肥臀》中，莫言书写了乡村民众在动荡混乱的战争下和政治势力造成的恶劣环境中的艰难求存。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为，使上官鲁氏及其子女陷入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困境中。她生有八个女儿，八个女儿却几乎都在恶劣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死于非命。在承受至亲相继而去的痛苦之外，继续抚养子孙的重担也压在了她的肩上。莫言从中看到了“母亲”的苦难，更从这可视的苦难中听到了“母亲”内心的声音，那是悲痛的哭泣，亦是对生活的不屈服之声。对于突出“母亲”的不幸，莫言的目的并不仅在于同情她的遭遇，也不在于颂扬她的伟大与美德，也许他是想透过对人生苦难的审视，深入到人心的内部和人性的深处，来对人类的存在境遇进行追问和反思。
在战争之外，莫言还习惯于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叙述故事，以反映国家政治权力对于民间个体生命的压制和扼杀。特殊年代的混乱与荒唐莫言都经历过，所以他深知农民反复被愚弄、压迫的残酷现实。如在《枯河》中，小虎却无意中伤害到了掌握了当兵决定权的村支书的女儿小珍子。在遭受过村支书的毒打后，小虎又遭受了家人几近绝望的毒打：
母亲带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不像人能发出的声音使母亲愣了一下，她弯腰从草垛子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
……
父亲左手提着一只鞋子，右手拎着他的脖子，轻轻提起来，用力一摔。
……
母亲那只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的脖子几乎钉进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的是落在他的背上，急一阵，慢一阵，鞋底越来越薄，一片片泥土飞起来。
毒打小虎之后：
小虎母亲恼怒地对父亲说：“你把我也打死算了，我也不想活了……都是你那个老糊涂的爹，明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还去买了二十亩兔子不拉屎的涝洼地。划成一个上中农，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啦，都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哥哥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老中农？有多少贫下中农你不能嫁？”母亲恸哭起来……
在这里，一家人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来自外界权力（村支书）和畏惧权势的成人（父亲和母亲）的双重压迫和戕害，使小虎最终死去。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连绵的战争还是狂热的政治迫害，带给农民最直接的苦难就是饥饿。莫言曾在散文《吃相凶恶》中写到自己童年时如何吃煤块：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一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莫言在另外一篇散文中也提到过同样的情形：
一九六○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俄死的。村里人也老实，饿死了也不会出去闯荡。后来盛传南洼那种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疥病的杜姓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着吃，果然越嚼越香……
亲历的饥饿的痛苦和目睹民不聊生的生存惨状，让莫言深深地体会到高密人生之艰难。莫言在小说中书写了对于饥饿苦难的独特体验。如《铁孩》中，饥饿却无以充饥，食物由我们熟知的米、面变成了钢铁：
晚上我感到很饿。铁孩拿来一根生着红锈的铁筋，让我吃。我说我是人怎么能吃铁呢？铁孩说人为什么就不能吃铁呢？我也是人我就能吃铁，不信我吃给你看看。我看到他果真把那铁筋伸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咬着吃起来。那根铁筋好像又酥又脆。……我半信半疑地将铁筋伸到嘴里，先试着用舌头舔了一下，品了品滋味。咸咸的，酸酸的，腥腥的，有点像咸鱼的味道。他说你咬嘛！我试探着咬了一口，想不到不费劲就咬下一截，咀嚼，越嚼越香。越吃越感到好吃，越吃越想吃，一会儿工夫我就把那半截铁筋吃完了。
再如《丰乳肥臀》中七姐饥饿难耐，在食物的引诱下受到农场炊事员张麻子的奸污，因暴食生豆饼而胀死。动物求生的本能已麻木了人格的受辱，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荡然无存，这种民间苦难的表达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高密的抗争与忍耐。在小说中，莫言不仅表现出了高密的苦难遭遇与对之的同情理解，更写出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不屈精神和顽强生命力。正是这种小说中涌动的坚忍不拔、不甘沉沦、反抗命运的生命意志与不屈精神，使得莫言小说的意蕴得到升华。而这种顽强生命力与不屈精神，主要通过反抗和忍耐这两种生存方式表现出来。
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斗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
这种面对苦难和生命力受到压抑时的反抗精神，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身上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爷爷”余占鳌是个性格刚烈、豪放的山东硬汉，不拘任何既定的规范。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轿夫，“我爷爷”原本只想戏弄一下轿子里的新娘子，然而轿内新娘子凄切的哭声却拨动了他的心弦，“他的心里，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把他未来的道路照亮了。奶奶的哭声唤起他心底蕴藏着的怜爱之情。”“我爷爷”对戴凤莲所有的爱恋与幻想都是不被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允许的，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他“弯腰、轻轻的、轻轻的握住奶奶那只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轻轻的送回轿内”。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死了以金钱和权势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他敢爱敢恨，敢作敢当，腐朽的封建制度与伦理道德，他完全没放在心上。余占鳌的反抗精神还表现在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奋起反击上。他的抗战队伍是民间自发组成的，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鸡飞狗跳，仿佛满村都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二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阳。”就是带领这样一支民间队伍，余占鳌伏击了日本鬼子，并且杀了日本鬼子的少将。他充满了野蛮和血腥味的抗日义举不带有任何现实政治功利，只为反抗强权和暴力，追求自由的人生。
《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戴凤莲，是一个追求自由生活的传奇女人，在苦难面前她从不低头。十六岁时，奶奶“渴望着躺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然而外曾祖父将她卖给了麻风病人。奶奶戴凤莲没有逆来顺受，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她宁死不从。婚礼当天，她事先准备了一把剪刀，预备以死相争，三天没有让麻风病人靠近自己。三天后回门时，奶奶勇敢地迈出了反叛的第一步，与爷爷余占鳌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当日本侵略者给村子带来巨大的灾难时，奶奶果敢地鼓励和支持爷爷余占鳌伏击侵略者，并给他们送抹饼，用实际行动支持反抗斗争。最后，她死于这场伏击战中。在临死前，戴凤莲说：
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
戴凤莲敢作敢为，摆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以反抗的姿态和行为去面对苦难，最终超越了苦难。
由于环境、历史的局限，高密东北乡人民对现实苦难英勇无畏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的悲剧结局。但是，他们身上的悲剧精神永远回荡在高密大地上，体现出了一种美、一种力量，昭示着民族顽强不屈的精魂。
忍耐，是高密人民无力反抗苦难之下的另一种应对方式。苦难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接受苦难、忍耐苦难，在苦难中坚韧顽强地活下去，这常常成为人们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
在对苦难的忍耐中，活着是生之唯一目的，《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正是一个忍受种种苦难顽强活下来的典型代表：“越是苦越要咬着牙活下去，马洛亚牧师说，厚厚一本《圣经》，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个。”上官鲁氏一生历经坎坷，无论是受虐、亡夫丧女，还是战争、疾病这些给人以毁灭性打击的遭遇，都没有使她屈服。为求得生存的机会，她不惜将自己的身体交给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蹂躏，并为之生下非上官家的孩子。当子女们相继在恶劣的环境中倒下，她仍然表现得异常顽强，她说：“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死，一茬一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的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丰乳肥臀》）从上官鲁氏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生的渴望与对悲苦生活的不甘。
除了上官鲁氏，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的主人公暖也是在苦难中顽强地活着的例子。暖在童年时意外瞎了一只眼睛，后嫁给哑巴，所生的孩子都是哑巴。在这些生活的打击下，她没有怨天尤人，她认为：“这（她所遭受的苦难）就是命。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中用。”我们可以从暖的身上看到苦难民族的生存哲学：接受苦难，忍耐苦难，在苦难中生存。然而，这种忍耐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这种活着也不是苟且偷生、毫无意义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有的忍耐都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忍耐何尝不是一种智慧、一种勇敢。
尼采曾说过：“当我们承担起巨大的苦难，并同时听到其发出的哀叹时，千万不要被内心的苦痛所击倒——这才是伟大。”在小说中，莫言看到了高密这片苦难的大地上的凄凉和痛苦，并对之抱以悲悯之情。在凄凉与痛苦的画面背后，生命在苦难中抬起头来，莫言听见了其发出反叛的怒吼声，听出了民族精神的不屈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