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雍正帝继位谜案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年号雍正。
关于雍正的继承帝位，历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则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
清朝官方文件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前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病情恶化，夜间猝然逝世。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
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也不可全信，因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
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按照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城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允禵在前线两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使他们时常依绕康熙膝前。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
而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评论道：“（康熙）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这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
雍正的兄弟很多，支持雍正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允祥一人。其他兄弟则遭到了被雍正囚禁或杀戮的下场。
雍正的生母德妃，在康熙去世允禵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允祀的儿子。到雍正五年，弘时又进一步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得罪，被雍正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发生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许多兄弟参加，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不服的人很多，故清除允祀、允禟集团中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如果雍正确属康熙传位，就不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会激起众叛亲离，只剩孤家寡人。
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张廷玉等大臣的态度也很可怀疑，这三人都是雍正夺位的功臣。年羹尧被雍正下令自杀，隆科多被囚禁至死。如果雍正继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年、隆二人完全掌握其中隐私，他们平时出言不慎，透露了消息，可能是遭到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康熙晚年，身边有一位内务府重要官员赵昌，他贴身侍候康熙，照料其起居，传达其意旨。雍正即位后，赵昌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雍正即位后急急忙忙要处死此人，合理的解释就是：赵昌知道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而且不肯附和雍正，所以拿他问罪了。
康熙晚年，张廷玉还是中级官吏，且是汉人，对雍正登基帮不上忙。雍正即位后，他被提拔上来，做文字工作。《实录》是清朝的历史，康熙晚年有太子废立和雍正继统两件大事，如何编写这段历史，关系到雍正的威信和名誉。张廷玉撰纂《实录》，把历史剪裁得完全符合雍正的心意，而且不留破绽。故雍正特别宠信他，允诺张廷玉死后可配享太庙。在清代，汉臣中得此殊荣者只有张廷玉一人。其实，张廷玉专事笔墨文字，从未建功立业，他的功劳就是撰写历史，销毁档案，为雍正掩饰当年夺位的真相。
雍正的举动也很异常。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最受康熙爱重的孝顺儿子，但即位之后，似乎很害怕康熙的亡灵。
康熙一直住在畅春园，这是当时规模最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雍正弃而不用，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起居的行宫。
康熙经常去热河避暑山庄，雍正先前也常陪侍父皇去热河。但他即位以后的13年，一次也没有去过避暑山庄。
顺治、康熙的陵墓都在北京以东遵化马兰峪的“东陵”，雍正偏偏不肯和康熙葬在一起，而到北京西南易县另建“西陵”，仿佛在故意躲着康熙。
尽管雍正雄才大略，很有见识，但迷信思想很浓重。一个相信鬼神的人如果干下了对不起父亲、兄弟的事，他就会心中有鬼，无论起居、娱乐、埋葬都要远远地躲开他父亲的亡灵。
雍正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很可能是矫诏篡立，由于改写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难于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成为难解的疑案。
第二节 雍正帝诸兄弟的结局
雍正继位之日，面临着众多兄弟的不满和挑战。康熙皇帝崩逝之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他们是雍正的大哥允褆、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祯、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大阿哥允褆，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康熙，被夺封爵，囚于府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褆死亡，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允礽，在被废太子身份后，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帝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礽移居幽禁。允礽死于雍正二年（1724年）。
三阿哥允祉，并不热心皇储，只一心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向来亲睦为由，被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帝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允祉死于雍正十年（1732年）。
五弟允祺，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借故削其子的封爵。允祺死于雍正十年（1732年）。
七弟允佑，死于雍正八年（1730年）。
八弟允禩，是雍正兄弟中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雍正继位后，视允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允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继位，先封允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有什么可值得祝贺的？”这话传到了雍正帝那里后，它下令将允禩福晋赶回娘家。不久，雍正帝借故命允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削去允禩王爵，并把他高墙圈禁。允禩被幽禁多年，受尽折磨，最终被害死。
九弟允禟，因同允禩结党，也为雍正帝所不容。雍正帝借故将允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不久，雍正帝又给允禟定了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他。允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传说是被毒死的。
十弟允?，因党附允禩，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雍正命允?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行，雍正帝命他居住在张家口。同年，雍正帝借故将其夺爵，并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允?才被开释。
十二弟允祹，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时，封允祹为履郡王。不久，雍正帝借故将其降为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雍正帝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允祹被晋封为履亲王。允祹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8岁。
十四弟允祯，与雍正帝是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禩，又传闻康熙临终前传位“胤祯”而雍正之党篡改为“胤禛”，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即位之后，先是不许允祯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十五弟允禑，在康熙皇帝死后，雍正帝命其守景陵。
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雍正的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十三弟允祥，曾被康熙皇帝幽禁。雍正继位后，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
十六弟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
十七弟允礼，在雍正继位后被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第三节 雍正帝与生母失和内情
雍正皇帝胤禛自幼被康熙的皇贵妃佟佳氏抚养，佟佳氏因无子女，故视胤禛为己出，殷勤备至，关爱有加，而雍正则蒙其庇荫，承其恩泽，是康熙诸子中除了二阿哥胤礽、十阿哥胤誐以外，最为尊荣的一位皇子，因此从小就能受到一定的重视。幼时的胤禛凭借这层得天独厚的机缘，被鞠养于康熙宫中，得到父皇的亲自抚育。他们父子间的感情基础也因这层关系而显得特别深厚牢固。
按照清宫惯例，皇子出生后或由官员抚养，或由其他妃嫔抚养，独不可让其生母抚育。这可能是为了杜绝后宫干政。但这种“防弊”之策极有可能会导致亲生母子间互生隔阂、彼此猜忌、感情不睦、关系漠然等尴尬的境况。而不幸的是，雍正与其生母德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冷陌。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胤禛从出生起就由佟佳氏抚养，一直到他11岁左右佟佳氏病逝，幼年的胤禛都是在这位母亲的呵护和教导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的。生恩不及养恩大，所以胤禛与佟佳氏亲近，反而与亲娘生疏。
二是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位份尊贵，自康熙第二位皇后孝昭仁皇后死后，一直位列皇贵妃之位，即所谓的副后，掌管后宫，是诸位皇子的嫡母，她的尊贵一定让年幼的胤禛产生一种依属感和安全感，出于生存的本能他必定会竭尽全力地去讨好养母，以期获得她的欢心，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个懂得如何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的人。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的态度也会由于养母的存在和在宫廷之中生存立足的需要以及祖宗的成法，而不敢过分亲近，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便会蒙上一层阴影。
三是天下的父母皆是偏心的。大多数的母亲都会特别疼爱溺宠幼子，这是她们天生的情结。皇六子胤祚在的时候，德妃疼爱胤祚，胤祚死后她就去疼爱皇十四子允禵。想来雍正心中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母子间的隔阂愈见增大。
四是胤禛即位即封佟佳氏的弟弟隆科多为舅舅，却反而把自己的嫡亲舅舅撂在一边，这等于向世人宣布其只承认佟佳氏为唯一的母亲。显然在他的心底很不喜欢自己的亲娘，并且或多或少地将此公开化。他们名为母子，实则形同陌路，二人之间根本没有话说，甚至大多时候都是话不投机。为了避免背负不孝的罪名，雍正只能赶在德妃尚未起身之时前去“请安”，互不碰面才能免生尴尬。
德妃生前，断然不肯接受“仁寿”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自己原先居住的永和宫移居到太后应住的宁寿宫去，故她刚死亡，雍正便将她的棺材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才放到帝后死后应停灵的寿皇殿，曲折的透露出雍正心中的忿恨与不平。母子之间关系若此，实在是雍正一生莫大的悲哀。
第四节 雍正帝为何除掉年羹尧
年羹尧本来是雍正对付胤禩集团的一把利刃，没想到先于胤禩集团走向覆灭。雍正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收拾掉年羹尧，根本原因在于年羹尧触及到雍正的最大忌讳，必欲除之而后快。雍正最大的忌讳就是围绕皇位的继承。
年羹尧在雍正眼里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早在皇子时代，雍正胤禛就因为年羹尧曾经示好于皇三子胤祉的门人孟光祖而大动肝火，骂年羹尧是“恶少”，还威胁说要去康熙皇帝那里揭发，搞得年羹尧不得不俯首帖耳。可是，年羹尧毕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胤禛贵为皇子却没有直接统属年羹尧的权力。最让胤禛深感忌讳的是，皇九子胤禟曾派外国人穆景远拉拢年羹尧，年羹尧不为所动，被胤禛深深地记在了心上。此后胤禟被软禁在西北交给年羹尧管理，但在整治胤禩、胤禟这件事上，雍正、年羹尧是有一定分歧的。年羹尧不支持雍正用激烈的手段对付胤禩、胤禟和胤禵。
年羹尧就近监视胤禟，自然和胤禟少不了打交道。在年羹尧看来，胤禟并无才具，不值得下大力气提防，而且胤禟就算是不服雍正，也没有到公开造反、挑动闹事的地步。只要看管得当，出不了大纰漏，没必要对其赶尽杀绝。年羹尧的这种念头导致他在胤禟、胤禩问题上含糊不清，这就给雍正造成年羹尧不再像以往那样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错觉。
年羹尧这么考虑问题却犯了雍正的大忌。雍正最担心的是以年羹尧这样的身份和这种“糊涂心思”一旦被胤禩集团加以利用，那就麻烦大了。年羹尧手握重兵、远悬西北，如果有人以他为外援的话，就会给雍正造成很大的压力。
还有一点，年羹尧随着恩宠的加重，不但没有提高自身的审慎，反而有些骄恣，他给督抚、将军的行文不以对等的口气，而是用长官训诫僚属的口吻、规格，这就等于把自己凌驾于督抚之上。在年羹尧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官员，形成了一个小集团。雍正当年依靠结党获取皇位，所以他对于臣下结党最为忌恨。年羹尧几乎没有遮掩地提拔他的亲信，虽然在这方面雍正给了他一些特权，可年羹尧却错误理会了雍正施恩的真正意图，雍正是要他谨守臣节而不是飞扬跋扈。
种种诱因让雍正感觉除掉年羹尧比清洗胤禩、胤禵、胤禟更为重要，一则年羹尧的实力看涨，他不同于胤禩、胤禵、胤禟已经身列异党，而是以皇帝的宠臣面孔出现，如果不及早除掉，必然会让更多的臣僚加以追随，尾大不掉的形势就会益加严重；二则清洗年羹尧可以展现新皇的权威。年羹尧能从川陕总督变成一等公、抚远大将军，也能从一等公变成一等罪人，这些天壤之别都来自于皇帝一人的手段；三则清洗年羹尧能让胤禩党人彻底断了借此人兴风作浪的念头。
年羹尧的问题渐渐被雍正提上了日程。雍正首先命年羹尧的好友、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远年羹尧，紧接着，高其倬等封疆大吏都先后收到雍正的秘密批示，要他们逐渐和年羹尧划清界限，站到皇帝这一边来。与此同时，雍正提拔年羹尧的对立面李绂、蔡珽，李、蔡当年本来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提起来的，后来因为一些个人恩怨，双方闹得很不愉快，雍正就利用这一点，给李、蔡打了招呼，让他们出面揭发年羹尧。雍正在做好了收拾年羹尧的准备工作以后开始有计划地敲打年羹尧了。
清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告诉年羹尧，既然做臣子的守功难，那也就别怪做君主的“保恩难”了。可年羹尧还认为雍正不会对他怎么样，就在清雍正三年正月，他又办了一件事被雍正彻底抓住了借口。
这一年的正月，年羹尧的亲信胡期恒弹劾陕西道员金南瑛，年羹尧没有想到金南瑛是雍正的心腹兄弟怡亲王胤祥保荐来的，参奏金南瑛就等于给胤祥下不来台，而在此前年羹尧讥讽胤祥表里不一。雍正不禁勃然大怒，公开指责年羹尧、胡期恒大搞朋党。二月，年羹尧把奏折上称赞皇帝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乾”，惹怒了雍正，雍正小题大做地指责年羹尧，进一步威胁年羹尧说：“（年羹尧）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四月，年羹尧被罢去抚远大将军，调为杭州将军。
年羹尧一旦失宠，他的朋友忽然都变成了仇敌。李维钧首先大骂年羹尧“冒滥军功、侵吞国帑”，继而李绂便直接请求皇帝处死年羹尧，田文镜也主张诛杀年羹尧。清雍正三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二月议罪，给年羹尧罗列了92条大罪，十二月赐死年羹尧。
在杀年羹尧这件事上，当时民间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对年羹尧很同情，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笔记》中就善意地提醒年羹尧注意皇帝的“卸磨杀驴”，可惜年羹尧没有当回事，年羹尧一出事，雍正很快就找茬把汪景祺杀了。而作为后来雍正确定的皇储弘历，也对年羹尧抱有很大的同情，他坚持认为像年羹尧这样难得的名将应该留下来应对西北的战事。他的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从后来雍正在西北两路用兵缺乏得力的大将这一事实来看，弘历的建言比较具有远见。
第五节 雍正帝的改革
康雍乾盛世130多年，雍正的13年起了非常关键作用。
康熙给雍正留下的是烂摊子，而雍正给乾隆留下的却是充裕的物质基础、廉洁的干部队伍和清明的吏治环境。可以说，没有雍正的贡献，就没有乾隆时代的历史辉煌。
雍正皇帝勤于政务、生活俭朴。雍正执政的13年里，雍正平均每天仅朱批奏折就是8000多字！即使到了今天，也极少有人能做到在13年中平均每天写8000多字。更何况一个“日理万机”的政权首脑。这个细节充分说明雍正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罕见的勤政皇帝。
雍正帝十分重视用人，他把田文镜、鄂尔泰等封疆大吏树立为官僚的楷模，以澄清吏治。对于历年的赋税亏空与积欠这个问题，他雷厉风行地追查到底，查出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积欠税收1000多万两白银。由于用人和理财有方，雍正时期进入了清朝最富庶的阶段，国库存银达到6000万两。
在康熙晚年，众皇子为争夺皇位激烈斗争，使其无力整饬朝政。吏治已经败坏到惊人的地步，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国库空虚，赈灾无钱，打仗无饷，西部用兵半途而废，这种政治颓势是雍正扭转的。雍正45岁登基，在这之前有多年的办差经历，又有在皇权的明争暗斗中培养起来的政治经验。由于他深知康熙一朝的社会矛盾，又对民间现实有深入了解，即位后，果断清除朋党，不拘一格启用有一定长处的人才，清理中央和各省财政亏空，抄贪官的家，不许贪官家属享受赃银。
雍正即位后，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巩固自己的皇位。他首先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允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他将允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雍正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雍正二年，他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令在短期内分年带征。雍正七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他始设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雍正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雍正帝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雍正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了治理黄河、修筑浙江海塘以外，命怡亲王允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他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雍正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他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雍正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雍正帝还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编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和《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第六节 务实治天下
康熙帝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份，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地批评。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
在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
为彻底改变这种劣习，雍正帝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则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雍正帝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帝那里往往讨个没趣儿。
对朝臣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奏折送达他面前，必遭严厉痛斥。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帝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
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谦恭的美德，雍正帝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搪塞之词。雍正帝深恶此等虚诈俗谈！
看到雍正帝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帝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份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圣谕中，雍正谈道：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帝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帝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深得雍正帝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帝告状，雍正帝却说李卫是刚正之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帝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第七节 雍正帝的驭人之术
雍正帝的驭人之术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时建立了智囊团，养了一群谋士。雍正帝对这些谋士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对他们的忠诚建议和“金玉良言”，不仅不轻易赞成，甚至还时时敲打他们、加以训斥，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贤良。
雍正帝常常底气充沛、义正辞严，简直就是圣人的化身，这只是一种假象。在权谋社会中，这有时也是一种力量，可以给人带来好名声和更多的支持者。
雍正帝对戴铎“十启”的处理，可视为他矫情地呵斥下属的经典案例。
戴铎是雍正帝的一个谋士，这个人做了一件让历史不会忘记的事，就是他在雍正帝胤禛做皇子时，给胤禛上了“十启”（十份建议），劝主子去夺取皇位，并献上了自己的一些对策。
对于这些建议，雍正帝表现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戴铎上第一启的时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的关键时期，在这份折子里，戴铎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广积人脉。三是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四是要多奖掖提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打造一支队伍。
胤禛非常想当皇帝，对于这几条忠恳建议，却表现出一副很淡漠的样子。他的批复大意是：这些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对我却一点用也没有。我若有当皇帝的心，断不会这样行事的，况且这（当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里还会主动去追求？至于君臣利害、终身荣辱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这个事情（当皇帝）。我只想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所以你就为我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居心和言语，以后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胤禛的这段话既把自己想当皇帝的心思掩埋了起来，又教训了下属。如果传到外面，还可以让人们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禄的圣人形象。这对于胤禛自身的发展来说，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
戴铎的第七启写于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胤禛要想成就当皇帝的大业，必须找一处练兵屯粮之所。戴铎自陈愿意去台湾，替胤禛屯聚训练，也可为将来之退计。
对于这个建议，胤禛又将其驳斥了一通。胤禛说：“我以国士待你，比骂我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显然，胤禛对戴铎的这个折子里的建议很不以为然。其实，胤禛早就在西北边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年羹尧，哪里还用得着戴铎啊？这借势一骂，又给自己的公众形象加了分。
戴铎的第九启写于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康熙的宠臣李光地被从福建召回，传闻是为了商量立太子之事，戴铎怕别人当了太子，仗着与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听消息，并向其建言，夸耀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同时还对李光地许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戴铎此启主要就是向胤禛汇报此事，借机还分析了几个王爷的优劣和当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胤禛当上皇帝。胤禛批道：“我在京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这种生气是胤禛装出来的，他这一骂，就把自己不想争皇位的姿态表达了出来，既可以让自己的兄弟们放松警惕，还可以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国文化讲究不争名利、以义为重，胤禛对下属这样的训斥正好迎合了大众心理。胤禛继位后，让人把戴铎的“十启”汇编成册，其意是想让后人知道，自己并不想作皇帝，当年戴铎不断地劝他当皇帝，他始终在骂戴铎。
雍正帝玩权术的手段很多，不止于对“十启”的批判。康熙帝晚年时，内心极度渴望得到皇位的胤禛爱上了佛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掩饰，以在众兄弟面前表明自己无意争夺皇位，放松对手们的戒备。等到继位并把异己排除干净后，雍正帝不仅拜喇嘛高僧为师，还选刊佛学书籍，展现出虔诚的模样。但在现实中，雍正帝的苛酷严刻却是出了名的。各种史料中记载的“文字狱”，无不诉说着雍正时代的严厉与毒辣。因此，雍正帝信佛也不过在掩饰自己的残忍，假托慈悲而已。
第八节 雍正帝追查贪官的奇招
雍正的父皇康熙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800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这令雍正忧心如焚。
雍正很清楚，父亲缔造了一个盛世，国家不可能没有钱，银子都到贪官污吏身上去了。那么，怎么治理这些贪官污吏呢？
雍正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很清楚。他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的“靠上司包庇”这一招，雍正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清理亏空。
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直接归皇帝领导，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除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弥补，衙门的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不一样了，后来上任的人是来查账的，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可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一来，谁都再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第三招所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
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惩办他们。惩办他们的办法有三种：一是罢官，二是索赔，三是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雍正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就是皇亲国戚也要赔。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这样一来，就有些还不起钱的官员。对此，雍正的办法是抄家。元年八月，雍正下令：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格搜查衙门，一面让贪官所在老家的官员，将其老家的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遇到这种皇帝，贪官们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惜，在雍正时代，他们连“死路一条”都没有。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追查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
雍正的这一系列政策，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评论“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雍正王朝官风的清廉。
第九节 雍正帝制造的“文字狱”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弹劾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为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
这一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谢济世。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陆生楠，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让他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于是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17篇，竟成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疏弹劾陆生楠《通鉴论》17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后，提议将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上疏弹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也随本缴上。雍正帝读过之后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诽谤，尤其痛恨于《注》中所云：“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
曾静，号蒲潭先生，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永兴县人。曾静是县学生员，性情迂阔，喜谈道学，以授徒为业。应试靖州时，读到吕留良所评点的时文，其中有论“夷夏之防”的内容，与自己思想倾向隐约暗合，便派门人衡阳张熙专程从湖南寻迹到浙江吕家访求书籍遗稿。这时候吕留良已经过世，其子毅中将其父遗留书稿见给张熙。曾静见吕留良书中多华夷之辩、反清复明之意，更加倾信。张熙此次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严鸿逵和沈在宽，四人相交投机往来密切，经常作诗相赠，多议论清廷统治，都十分愤慨，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满清。
当时雍正即位不久，杀自己的兄弟胤禩，并将其同党发配往广西。这些人路过湖南时，就有传播雍正阴谋夺位之事。曾静听闻后，认为新皇帝上台，人心不服，满清末运已至，便筹划着推翻清廷的事情。
他恰好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宋岳武穆后代，官居要位，握有重兵。且传因是岳飞后代，不大为朝廷所信任，对清廷不满。曾静与弟子们商议如果劝动岳钟琪反清，成功大有希望，于是曾静写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信中列举雍正之罪状，力劝岳钟琪反清。不料岳钟琪对满清死心塌地，一面假装同意，诱骗张熙说出老师，一面将曾静、张熙图谋造反之事连夜呈报给雍正。
雍正看了奏报后怒气冲天，下旨逮捕曾静、张熙押解进京，严刑拷问。并作《大义觉迷录》，派大员押着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此事因吕留良书稿所起，吕留良虽然已死，雍正仍刨坟劈棺戮尸枭首，吕留良之子毅中、弟子沈在宽立即斩杀，族人都受株连，包括一些倾向吕留良学著思想的文人，刊刻其书籍，收藏其书籍的人都遭株连，被处死很多人。
第十节 雍正帝驱逐西方传教士事件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十分频繁。到康熙末年时，各省教徒已达30多万，拥有教堂300多座。
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们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使男女混杂，败坏风气。此事引起了雍正帝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帝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呼吁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指康熙）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州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这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做所为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其实，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禟。现在，雍正上台之后，于是就趁机收拾他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还有一个原因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涉及到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帝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雍正的讲话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第十一节 雍正帝死亡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在圆明园离宫中暴死，官书记载，语焉不详，传闻顿生。雍正之死的各种传说，在当时广为传播，并见于各种记载。
在关于雍正之死的各种传说中，流传最广的是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说法。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雍正帝暴死之后，社会上便有了雍正是被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刺死的传说。据说，雍正以曾静、张熙之狱，戮及已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一家，而且株连太多，于是汉人义愤大起。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在仆人的帮助下逃生，在江湖上学了一身武艺，成为当时有名的女侠，人称吕四娘。她决心为吕家报仇，当时有名的侠客甘凤池也积极予以协助，清廷虽然竭力搜捕，仍然无法抓到他们。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吕四娘混入宫内，用飞剑将雍正的头砍去。清廷为了掩盖事实，制造了雍正病死的假象。据说，吕四娘的师傅原是一名僧人，为雍正手下的一名剑客，后来因看不惯雍正为人，愤而离去，后来就培养了这位女徒。当年传说中说雍正的头颅被吕四娘取走了，清廷只好用金子做了一个假头入棺安葬。
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吕四娘刺杀雍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传闻，历史上并无其事。因为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不大可能有漏网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确曾就“吕氏孤儿”一事，询问负责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当年七月，李卫就此奏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均已严行看管，连吕家的墓地也已严密监视起来。因此，吕四娘漏网恐无可能。
关于雍正之死，还有一种传说是雍正是被湖南卢氏妇人刺死的。相传卢某谋反被雍正所杀，其妻谙于剑术，为夫报仇，进入畅春园，刺杀雍正，而后自刎。这个说法与吕四娘传说有相似之处，说湖南人谋反，可能因曾静是湖南人。
此外，还有一说是雍正被某大侠刺死于厕中；一说则是有仇家女入宫为嫔妃，趁侍寝的机会将雍正刺死。林林总总，纷然不一，但大多与吕四娘传说有类似之处。
雍正被吕四娘或剑客侠士所杀，只是野史传闻，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一种无稽之谈。
关于雍正之死，清朝官方记载的是其死于疾病，但文献中对他暴死的情形未作解释。
雍正自告病到死亡仅三天，而且是从抱病理政而至突然死亡的。以最原始的历史记录《起居注册》来看，大致情形是这样：
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发病，但仍能坚持办事，看来病情不重。二十二日，病情加剧，召子和亲王弘昼、宝亲王弘历随侍。当晚戌时（19至21时），雍正病情告急，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等至寝宫，安排后事，宣布遗诏。二十三日子时（22日晚23时—23日1时），雍正死亡。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雍正从发病到死亡基本上都在二十二日这一天。可以肯定，雍正是暴死无疑。
在清代官书中，有关帝王之死，记载十分简略的还有乾隆、嘉庆、道光，且时间均不足两天，清太宗皇太极则无疾端坐而崩，都无从说明是横死或死于非命。从现代医学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将暴卒与死于非命连在一起是不应当的，更不能因几条“疑点”就肯定雍正是遇刺身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死于丹药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纪》：“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些年来，经过认真比较、考证，不少学者倾向于这种观点。
雍正的身体状况在登基以前一直较好，使之能够在激烈的储位斗争中长期积极活动；登基后，他勤于政务，身体状况尚好，但自雍正六年（1728年）以后，皇位稳固，政局稳定，他有所放松，私生活不免放纵，加上他这时已50多岁，身体渐渐不好。雍正七年（1729年）起，他经常生病。为了治病，他遍访天下术士道家，求长生不老之药。雍正八年（1730年）二月，他甚至颁发谕旨，令各地方官访求名医以及精通炼丹术的人。各地送来了大批的道士，雍正都养在宫中。道士们劝雍正静养节欲，同时服用丹药。雍正听从了他们的劝告，暂时不近女色，身体竟然恢复过来。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还得了儿子弘瞻。雍正平时常服“既济丹”，认为“此方实佳”，不仅自己服用，还常常赐给亲信大臣服用。由于他长期服丹，已导致其慢性中毒。
雍正死后仅隔一日，乾隆就下谕令将宫中炼丹道士全部驱逐，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可能因雍正死于丹药，乾隆迁怒于道士们，但又不能动杀机，因为那样不免有揭父过错之嫌，只好将其驱逐。接着，他又告诫太监和宫女们，不准将宫中消息传出去，外间闲话也不许传出内廷，违者不贷。这也令人想到雍正之死。
综合上述种种情况，不少学者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然而这也仅仅是依据历史资料进行的一种推测。
关于雍正帝的死因，目前尚无定论，仍为清代著名历史疑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