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帝的政治和经济才能
乾隆名为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正元年（1723年）被密立为太子，雍正十一年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
乾隆帝即位之后，首先缓和雍正朝造成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二年（1737年），他释放了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岳钟琪、傅尔丹，赐予允禟、允禩公爵。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还为多尔衮昭雪，恢复其王爵。这些措施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他开始严肃处理侵贪案件，将性质严重、核实无误的贪污犯即行正法。乾隆六年（1741年），他处死了纳贿银千两的兵部尚书兼九门提督鄂善。从乾隆二十年开始到乾隆四十年，他还处死了10多名职位很高的巨贪，如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布政使钱度、山东巡抚国泰、陕甘总督勒尔谨、浙江巡抚王亶望。慧哲皇贵妃的亲兄高恒担任内务府总管，侵贪两淮提引；慧哲皇贵妃亲侄高朴担任兵部右侍郎，滥索金宝、盗卖官玉，乾隆帝也都未予以宽待。
乾隆朝初、中期，乾隆帝重视吏治，他重视官吏的选拔，强调官吏应该年富力强。55岁以上的官吏要详细甄别，65岁以上的官员要带领引见，能否继任他要亲自定夺。他将不称职的官吏分成八类，分别是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力、不谨、贪、酷，并给予不同的处理。在乾隆一朝，因考绩不合格受到降级或处分的官吏有6万多人。乾隆还禁止各省大员向皇帝进献方物、土产。乾隆帝注重考绩。为了整顿吏治，乾隆帝严格运用“京察”、“大计”考核官吏。过去那些不用考核的藩臬（布政史与按察司），乾隆帝也要考绩。他要京官以密折报告属吏是否贤良。乾隆帝注意解决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问题，给京官加薪，给外官发放养廉银，使官员安心职守。
乾隆帝善于驾驭群臣。乾隆初年，朝廷中以鄂尔泰与张廷玉为代表的满汉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互相拆台。乾隆帝对他们都进行了严厉警告，并采取抑制手段，不让一派打压另一派，始终让他们保持平衡，避免了大分裂。
乾隆帝重视对太监的约束。乾隆帝即位后就发布上谕，告戒太监不得越轨。若太监略有放纵，准许内务府总管先斩后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
乾隆帝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以前贵州遍地桑树，但不养蚕纺织，他便责成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他还命令地方官注意植树造林，保持水土。
乾隆帝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雍正二年时，全国可耕面积为683万余顷，到了乾隆三十一年时则扩大到741万余顷。乌鲁木齐地广人稀，他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垦种。
乾隆帝关心水利建设。下令完成的水利工程，较大的有河南南阳至商丘黄河河堤新筑170余里、清口及江南运河疏浚、江南淮阳运河挑浚、清河千里堤岸培筑。此外，在他的关心下，修了江苏宝山至金山121千米长的块石篓塘和浙江金山至杭县250千米海塘。这些水利工程起了防洪、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还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从乾隆二十八年开始逐年提高。原来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八年时就达到了4700多万两，到乾隆四十二年时达到了8182多万两的最高点。
乾隆帝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在他执政期间曾5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据统计，乾隆帝执政时期蠲免了正额赋银2亿两，加上历年“灾蠲”等的1亿多两，共计3亿两以上。
第二节 乾隆帝的军事才能
乾隆帝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乾隆帝即位初年，他任命张广泗替换张照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迅速镇压了古州、台洪苗疆之乱。之后，他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实行屯田、慎选苗疆守令，减少了苗民的抵触情绪。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族地区基本上安定下来。
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皇帝三次派兵进攻大金川，用了两年时间仍然没有将其完全打败，为此他还杀了四川总督张广泗和大学士纳亲。后来，他改用岳锤琪，分两路进攻大金川，莎罗奔溃败乞降。
1750年，藏王珠尔墨特阴谋叛乱被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设计杀死，他的余党攻击杀害驻藏大臣。班第达受达赖委托代理藏务，班第达抓捕逆党，平息了叛乱，乾隆命策楞率8000士兵入藏。1751年，乾隆制订《西藏善后章程》，废除了藏王制度，确立了达赖喇嘛为政教合一的代表和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体制。
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内部为争夺汗权内讧，其领袖和牧民不断归附清朝。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准噶尔部强臣达瓦奇联手在内讧中崛起，后与其争权失败，归附清朝。达瓦奇昏庸无能、不得人心。乾隆帝果断抓住时机，于1755年二月出兵，于五月进占伊犁。达瓦齐逃往南疆乌什后，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送交清军。当时北疆厄鲁特蒙古有四大部族，平准后，乾隆封阿睦尔撒纳等人分别为四部汗，并释放被准部扣为人质的南疆伊斯兰教领袖大、小和卓木。
阿睦尔撒纳图谋当四部总汗未遂，于当年八月又发动反清叛乱。乾隆帝又派兵镇压，阿睦尔撒纳多次使诡计逃脱追捕，在北疆煽动叛乱。至1757年，由于内讧加上北疆地区痘疫流行，叛军不战自溃。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后又逃入沙俄，染天花病死。沙俄将其尸体交给清朝。乾隆帝认为准噶尔人反复无常、不可信任，平准过程中他命令对准噶尔人进行屠杀。在战争、瘟疫、屠杀多重打击下，除了早先归附清朝和逃亡他国的部众，以及妇女儿童被掳掠充赏之外，准噶尔作为一个部族在新疆消失了。
被清军解救的小和卓木也参加了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兵败后投奔大和卓木与清朝对抗。1758—1759年，清军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打败了叛军，大、小和卓木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当地部族交涉，巴达克山部族首领执杀大、小和卓木，把尸首送交清朝。清王朝统一了西北地区，天山南北从此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1762年，乾隆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巩固和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保留伯克制，但改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达瓦齐在1774年获赦，加恩封为亲王，入旗籍，赐地京师，充分显示了乾隆皇帝怀柔远人的用心。
明末，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离开他们世居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西迁至俄国伏尔加河下游。1770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率领16.9万人踏上回国路程。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克服重重险阻，于1771年六月到达伊犁，到达时只有6.6万人。乾隆帝十分重视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他令当时驻乌什任都统衔参赞的舒赫德前往伊犁协助伊犁将军安置他们。
乾隆朝中期，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乱，不断侵掠邻近土司。从1766年起，乾隆三次派兵，花费7000万两白银才最终平定大小金川。此后清朝在这一地区废除了土司制，改置州县。
1788年与1792年，乾隆帝两次派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第一次反击廓尔喀，清军作战不利，地方政府接受屈辱条件而议和，向中央谎报战功；不久廓尔喀兵再次入侵。第二次反击廓尔喀，清军翻越喜马拉雅山连续作战，大败廓军，保卫了祖国领土。于1793年正月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地位平等，并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清朝的疆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而最后形成。清朝的疆域东北到外兴安岭、库页岛、鄂霍次克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北到恰克图（贝尔加湖以南，色愣格河以北），南到南沙群岛，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第三节 乾隆帝的文化成就与“文字狱”
乾隆帝的汉文水平很高，能诗善画。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中，乾隆帝是最重视文化事业的，他在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最大的功绩。
在乾隆帝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有100多种。他完成了顺治朝开始编撰的《明史》和康熙下令开始编写的《大清一统志》，又令臣下编成《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除了上述文献之外，还有其他类别的著作，著名的有文字音韵《清文鉴》、文学《唐宋诗醇》、农家《授时统考》、医学《医宗金鉴》、天文历法《历象考成后编》等重要文献。
乾隆帝在图书编撰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其亲自倡导并编成了大型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多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在建筑艺术方面，乾隆帝在北京及京畿保护、扩修、兴建了众多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清漪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静明园、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体现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
乾隆时期，中国的民间艺术有了很大发展。乾隆帝80大寿时，徽班进京，中国的国粹京剧开始形成。
乾隆帝使清朝的文化事业获得了极大的繁荣，将“康乾盛世”推向了最高峰。然而，“康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其中“文字狱”是乾隆时期最重要的一大弊政。
乾隆帝为加强思想统治，大搞“文字狱”。乾隆帝把文字狱当成家常便饭，制造了130多桩文字狱，占整个清朝文字狱的八成，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王锡侯《字贯》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徐述夔《一柱楼诗》案，都是发生在乾隆朝的文字狱大案。
为了搞思想统治，乾隆帝还屡下禁书令，销毁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他在编《四库全书》时，烧毁了大量的“违禁”书籍，成为中国文化的浩劫。
文字狱、毁书、禁书加上“八股取士”等政策严重地限制了人的创造力，禁锢了人的思想。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些政策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节 乾隆与英使访华事件
18世纪末，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
1792年，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中国，于1793年到达中国。英国使团到了北京之后，在圆明园休息了几天便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庆典。
清政府拟定了一套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正当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时，却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朝规定，外国使臣朝见中国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这样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主张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
乾隆皇帝得知后非常生气。经过磋商双方达成妥协：八月初六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跪九叩礼。
英国使者带来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先进科技的代表作，其中有座钟、天球仪、地球仪、望远镜，还有能够测报气象的仪器，以及手枪、步枪、榴弹炮等。乾隆帝看过礼单震惊之余，指示负责接待的官员可在无意之中向英使闲谈，英国所贡之物清朝原来就有了。清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分别赏赐英王及使臣、随员一行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3000多件。除了这些礼品，英国人更大的收获是两样，一样是对中国军事防卫情况的调查，另一样是取得蚕种和茶树苗。
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马戛尔尼在中国顺利地弄到了蚕卵，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他在茶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佩雷菲特说：“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英国使团参加完庆典返京后，马戛尔尼递送的表文由在京的传教士翻译了出来，原来是英国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乾隆帝以谕旨的形式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让马戛尔尼带回国。这时乾隆帝已隐隐感到英使来华另有企图，便催令他们赶快起程回国。
马戛尔尼离开英国之时，英国国王让他把一封信转交乾隆皇帝。此信的内容包括：开放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允许英国商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在珠山附近划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允许英商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
可以看出，英国在要求双方贸易的同时，也掩藏着殖民扩张的野心。对此乾隆帝断然拒绝，并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九月初三，乾隆帝任命侍郎松筠为钦差，专门护送英国使团一行起程离京。并传令沿途地方提高警惕，以防英国人滋事。对于他们参观的要求，中国官员经常拒绝。在使团船只泊岸时，中国官员禁止使团人员上岸散步，避免他们探听中国情况。这种防范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
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可以加给中国人的最重的罪名之一。马戛尔尼肯定想不到，他这次来访，差一点给一个普通中国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此人名叫郭杰观，浙江宁波人。他已经去世的父亲郭端早年曾在广州与英国人做过生意，会说些简单的英语。乾隆十九年（1754年），英国人北上宁波，郭端也曾在这里与英国人达成过交易。郭杰观小时候听见父亲说英语感觉很好玩，就学了几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因幼时听见我父亲学说话，我也跟着学了几句，不过如吃烟、吃茶等话，此外言语我并不能通晓。”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郭端去世，郭家渐渐败落。郭杰观靠当私塾老师为生，从来没与英国人打过交道，这几句英语也自然没了用处。没想到，这几句英语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英国使团到达中国，登陆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宁波附近的定海。为什么偏偏选择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这里有什么汉奸？这让浙江地方官大惑不解。于是他们在定海和宁波查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家，正在给小孩子上课的郭杰观被抓到了官府。虽然严刑拷打，可是郭杰观还是交代不出他与英国人的关系，于是他又被送到北京。在北京挨了几顿打后，军机大臣们终于确信“郭杰观只系训蒙穷苦乡愚，所供尚无狡饰”。他的父亲同外国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现在怀疑消除了。不过大学士们仍然觉得他那几句英语万分危险，令地方官“随时留心查察，勿令滋事”。
乾隆帝完全拒绝英国的要求，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40多年后，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都得到了。
第五节 乾隆帝废后真相
乾隆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去世后，中宫一直空缺。乾隆也一度思念自己的妻子，非常伤心。此时的乾隆皇帝38岁，乾隆母亲对于儿子无皇后之事相当关心，平日所见娴贵妃端庄有礼貌，有国母的资质，劝乾隆立娴贵妃为皇后。乾隆和孝贤皇后的爱很深，是其他人不能代替的，又似乎刚过世不久，大丧期间又立新后愧对于前爱后。又考虑到皇太后这面的意愿，为了不违背皇太后意愿，便把乌喇那拉氏封为皇贵妃，就这样乌喇那拉氏替代皇后掌管六宫。但此时还不是皇后，乾隆皇帝等到皇后的丧期已过，于乾隆十五年八月初二日正式将其册立为新皇后。
册立半个月后，乌喇那拉皇后就陪着乾隆皇帝祭祀先帝、寻访五岳，又去五台山进香许愿，还去了江南。乾隆十七年，乌喇那拉皇后又生皇十二子永璂，次年生皇五女。此时的乌喇那拉氏如沐春风，洋洋得意。
乾隆三十年正月，乌喇那拉皇后陪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这次南巡远大于前几次的风光。此次南巡一切都那么的平静，乾隆还给她过了48岁生日。
乾隆皇帝太过风流，几次下江南都会私会民间女子。此时正是乌喇那拉氏春风得意之时，对乾隆的举动表示不满，开始总是劝诫，乾隆便很不高兴。见乾隆依然如故，乌喇那拉氏便自断头发以表示不满，真心希望乾隆悔改。
乾隆是个风流的皇帝，南巡期间偶然私会民女此事并不主要，也不至于到皇后这么吃醋。也许是乾隆对孝贤皇后的过度思念，乌喇那拉皇后心中的一种苦衷油然而生，而且越生扎根越深。
17年前，孝贤皇后病死于德州。此后，乾隆每次南巡的时候总会绕道济南，以免触景伤心。有一次，乾隆还特意为孝贤皇后作了一首诗：“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正是这首对孝贤皇后的诗句深深刺痛了乌喇那拉氏的心，她总是觉得这样的皇后当得委屈，于是这种种的缘故，最终在这一天爆发了。
闰二月十八日，乾隆皇帝来到杭州，早上乾隆还在蕉石鸣琴用膳，还赐给乌喇那拉皇后许多的膳品，但到了用晚膳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皇后的身影了，陪着皇帝进晚膳的只有令贵妃魏佳氏、庆恭皇贵妃陆氏、容妃和卓氏。
原来，气急败坏的乾隆皇帝把皇后用水路送回京城，并扫兴地宣告南巡结束。最后下令收回乌喇那拉氏手中的四份册宝（皇后、皇贵妃、娴贵妃、娴妃各一份），一撤到底。还裁减了她手下的部份佣人。同年七月，乌喇那拉氏手下只剩下两名宫女，依照满清的制度，只有最下等的答应才有两名宫女。
被打进冷宫的乌喇那拉氏受尽精神折磨，最后在第二年的七月便含恨而终。乾隆皇帝传旨命丧葬仪式下降一级，采用皇贵妃的丧葬制度举行，随后便葬入裕陵妃园寝。
乌喇那拉氏经历了人生中的大喜，也经历了大悲，最后以这种方式告别了她自己钟爱的丈夫。可怜的她最终也没有能和乾隆葬到一起，也是乾隆三个皇后中，唯一没有和乾隆陪葬的皇后。
第六节 乾隆帝禅位内幕
乾隆皇帝即位初年，他效法汉族立“嫡长子”的做法，在乾隆元年（1736年），密立嫡出的永琏为皇太子，然而2年后永琏就死了，还不到十岁。乾隆又立皇后生的二儿子永琮为皇太子，不久永琮也死了，才2岁。立储之事让乾隆伤透了心，他命令大臣不准再提立储之事。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63岁的乾隆帝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回避立太子的问题了。于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乾隆帝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按照雍正定下的“秘密立储”规矩，乾隆书写了立储谕旨，将谕旨藏在一个硬木匣子里，再命人将匣子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完成了立储工作。
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帝，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皇帝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乾隆一生有17个儿子，嘉庆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但到永琰出生时，他的14个兄长中有8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皇帝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帝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应该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帝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帝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地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地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1795年10月15日），在圆明园勤政殿，乾隆帝当众开启了密封了22年的木匣，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改名颙琰，命他即日移居紫禁城内毓庆宫。以明年为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传位大典，自己退位称太上皇帝，仍自称“朕”，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皇帝处理“寻常事件”，如果有重要军国大事以及官员任免，由太上皇亲自指导处理，新授府道以上官员，都要到太上皇前谢恩。太上皇每天还要对皇帝“训谕”。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年2月9日），传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86岁的乾隆皇帝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太和殿宝座的台阶，就皇帝位。宝座前地上放着拜垫，宝座东侧案上陈放着传位诏书和皇帝玉玺，皇太子颙琰立在西侧，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广场文武百官按文东武西原则分班肃立。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庄严、壮观。
据说乾隆帝曾临时决定不把玉玺授给颙琰，只念一下传位诏书即可。这可急坏了几位大学士，于是连哄带劝，最后乾隆答应交出玉玺。授玺后，礼部鸿胪寺官员诣天安门城楼，恭宣嘉庆帝钦奉太上皇传位诏书，金凤颁诏，宣示天下。
乾隆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帝，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皇帝，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属国使臣，告诉他们：“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乾隆退位之后，最关心的是他的重孙能早日当爷爷，这样他就六代同堂了，可惜最后没有如愿。
嘉庆三年十二月，乾隆太上皇病重。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辰时（1799年2月7日晨7~8点），乾隆太上皇在养心殿病逝，终年89岁，葬河北遵化清东陵马兰峪裕陵。
第七节 乾隆帝生身父母之谜
根据清代官方档案记载，乾隆帝弘历的父亲是雍正帝胤禛，母亲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但很早以来，在野史、文人评述和民间传说中，不少是说乾隆并非雍正帝妃的儿子，而是汉人汉女之子。
在这些传说中，最流行的一种传说是，弘历是汉官陈阁老陈世倌的儿子。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家常有来往。有一年，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雍亲王让陈阁老家把夫人生的男孩抱进王府看看。陈家把男孩送去，当王府把孩子送出来，陈阁老回到家中一看，自己家原来的那个男孩已经变成了女孩，陈阁老知道事关身家性命，不敢声张。那个抱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帝弘历。弘历即位后知道了真相，便六下江南探望亲生父母，并且六次南巡时，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以便和父母相聚。
这个传说虽然最为流行，但毕竟不是事实，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
陈世倌曾不止一次地遭到乾隆帝的谴责和处罚。陈世倌为人廉俭纯笃，每在皇帝面前谈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复陈述，甚至流泪泣诉，乾隆帝深受感动而加以信任和提升。雍正五年，陈世倌因督修水利工程迟误而被革职，在家闲居八九年，乾隆即位后委任其为左副都御史，后历任仓场侍郎、户部左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乾隆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升迁很快，但一旦有违上意，则予以严惩。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图尔炳阿疏参赵州知州樊广德亏空。按照规定，巡抚参劾属员应由总督审拟，而内阁却错误地拟为由巡抚审拟。乾隆发现其误，予以痛斥，命将大学士陈世倌、史贻直交部严查议奏。部议应革职。乾隆降旨批示说：陈世倌自补授大学士以来，无参赞之能，多卑琐之节，实不称职，应按照部议革职。随即他又就陈世倌的“卑琐之节”加以具体化，下谕说：朕前谓陈世倌多卑琐之节，并非泛论。例如，陈系浙江人，乃伊因与孔府有交往，便于山东兖州私置田产，此岂大臣所为？谕命山东巡抚，不准陈世倌居住兖州。按常理说，既为人子，岂能骂父亲“多卑琐之节”，而且具体引例为证，还谕命革其官职不准住居兖州。自诩以孝治天下的乾隆帝，怎能如此斥责亲生父亲，还要罢其官职？
所谓乾隆南巡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四次皆住陈家。可是，陈世倌自乾隆十六年复官以后，乾隆二十二年便以老病奏准解任养老，乾隆二十三年二月陛辞，还未成行，于四月病故。而乾隆于乾隆十六年一下江南，乾隆二十二年再下江南，两次都没有到海宁。从第三次南巡开始，到第六次下江南，才去海宁视察海塘工程，并住在陈世倌家的隅园，这时陈世倌已去世。乾隆之所以住在陈府，并将隅园赐名为安澜园，显然是为了修建海塘，防御海潮侵袭。
雍亲王抱养汉人之子为己子，严重违犯了满汉不能过继的法令，更是混淆皇家血统的大罪，一旦被争夺皇位的政敌发现，雍亲王便会被削爵下狱，永世不能翻身。心思细密、疑心特重的雍亲王，是不会行此冒天下大不韪之事的。
退一步讲，雍亲王即使敢于做出这等危险万分的事，但有这个必要吗？除非他是无子女，并且不能生育，要不然是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可是，雍亲王并非无子女之人，此时他才34岁，已经有了3个儿子，虽然其中2个儿子已夭折，但第三子弘时已经8岁，并且弘历生下之日，还有一个已经怀孕六七个月的王妃。在这样的条件下，雍亲王怎会抱养汉人之子做自己的儿子呢？由此可见，弘历是陈阁老之子的传说是无法成立的。
另一种说法是，弘历是雍亲王胤禛的儿子，却非钮祜禄氏所生，弘历的生母是汉人。这种说法认为，雍亲王在热河打猎时，射中一头梅花鹿，雍亲王喝了鹿血后欲火中烧，附近又无王妃妾媵，就抓住山庄中的一个汉人女子上了床，后来这个汉女生下了弘历。
这个故事虽然生动，但一则这是野史传说，并且这些野史、传说还是清亡以后形成的，难以令人信服。再则，避暑山庄乃天子所居，守御之严，禁令之多，山庄之内及其周围岂容民女进入？
综上所述，虽然一些野史、传说给乾隆皇帝找了另外的人当作他的生父生母，但都无确凿可靠的史料为证，难以令人信服。所以，清代官方文书档案的记载是符合实际的。
第八节 乾隆帝盗木真相
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朱厚熜于正德十六年即位，次年改元嘉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逝于干清宫，享年60岁，次年三月十七日葬于永陵。
永陵的规模宏大，耗费了明朝大量的国库银两。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每月费银不下30万两，而当时工部库贮之银仅有百万两。
自从雍正皇帝独自葬于京西易县境内，清朝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陵址。当选好之后，乾隆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1742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人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选择了胜水峪为陵址。乾隆看过绘图后，非常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动工兴建。
关于乾隆在西陵区选好陵地后又改变主意到东陵的原因，当时的乾隆认为，若从自己之后，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才作出了这一抉择。为了避免出现东陵香火冷落的局面，乾隆还作了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若在西陵，则子在东陵。
乾隆皇帝不但费心葬制，在修建自己陵寝时更是动心思。乾隆的陵寝，其中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
其实拆明陵的木料石材，并不是从乾隆皇帝开始。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则来源于大肆拆毁的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来自于西苑明世宗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竟然不顾皇体颜面，以天子之尊去拆永陵。他的行为，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明十三陵中的永陵，是耗费明世宗十几年光景的心血结晶。尤其令历代皇帝羡慕的是永陵的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自己的裕陵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昀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他则一日不安。
乾隆皇帝苦苦思考之后，决定要借修葺十三陵的名义取得永陵的金丝楠木。修葺十三陵，永陵一定也会得到修整。当时永陵的恩门和恩殿虽然柁、檩、枋、垫都有糟朽，但由于初建时用材宏壮、施工精细，其大木构架尚无大损。负责修陵的工部尚书金简、户部侍郎曹文埴等人本应建议按原制修缮，但因为他们都知道乾隆皇帝修葺永陵的真实目的，因此就奏请乾隆将永陵来个拆大改小。拟将永陵享殿等处拆卸，其永陵宫门、享殿，再将拆下两庑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规制建造享殿五间、宫门三间。这个投乾隆皇帝所好的奏请很快就被准奏了。永陵的恩门、恩殿因此全部被缩小规制建造。
于是，乾隆皇帝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乾隆盗木的丑闻后来被张扬出去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说法。
其实，这个传闻并不可信。乾隆皇帝的裕陵修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竣工于1752年，共历时9年。乾隆修葺十三陵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87年），那时裕陵已经是修建完的35年了，又怎能把永陵的金丝楠木用于自己的裕陵呢？
第九节 乾隆帝不整治和珅的隐情
和珅原名善保，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比乾隆帝小近40岁。
和珅被乾隆重用初期，做过几件好事，比如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受贿案，在乾隆心中留下了清正廉洁的印象。乾隆帝交代的事他都能办得井井有条。于是和珅平步青云、恩宠无比。
和珅在乾隆面前不摆大臣的架子，乾隆只要一咳嗽，他就能立即捧上痰盂或帮他捶背。和珅在公事之余还给乾隆讲笑话，或一起作诗。
乾隆在晚年十分孤独。他的中宫空虚不设皇后；嫔妃的地位低，轻易见不到皇帝，况且乾隆帝65岁以后也基本上不见这些嫔妃了；皇子和公主少数还活着，并且大多住在宫外；乾隆帝早年提拔的大臣或死或退休，新提拔的官员跟他年龄相差悬殊，话不投机，都躲着他。幸亏和珅上下沟通，既能让国家机器保持运转，又使乾隆不至于寂寞。而且和珅还能替乾隆背黑锅，能为老年乾隆的奢侈挥霍提供财源，所以乾隆帝离不开和珅。
在乾隆眼里，和珅总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发明。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的。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俸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定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为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大臣们这样做既说明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默默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渠道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
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和珅帮忙从中说和，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事后西宁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
在和珅的操作下，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了几百万两零花钱。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的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5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3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4万两左右，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38.4万两。
于是，从乾隆晚年以来，和珅逐渐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他可以影响乾隆帝，被人们私下称作“二皇帝”。他揽权受贿，对依附自己的人百般庇护。和珅十分贪婪，他不仅大肆受贿，还公开索贿。地方督抚为了息事宁人，每当给乾隆帝进贡都要给和珅带一份。久而久之，和珅积累起了巨额的家产。
其实，和珅之贪，乾隆是清楚的。和珅最后的命运，乾隆也心知肚明。然而，乾隆生前始终没对和珅下手，和珅“朝中第一宠臣”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乾隆去世的那一刻。
乾隆生前不整治和珅，有很多原因。
一是和珅才干出众，使乾隆大为欣赏。和珅精通汉、满、蒙、藏4种文字，在满朝文武中，仅此一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月，乾隆第五次南巡銮驾回到山东济宁，恰在此时，西藏六世班禅飞骑呈来一封书信递到行宫。乾隆看不懂藏文，随行的官员也没有一个看懂的。找来和珅之后，他拿起来便念，原来是六世班禅为乾隆70大寿发来的贺函。乾隆听后大喜，于是让和珅用满、汉、藏三种文字拟定诏书，准许六世班禅于明年万寿月（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到热河，并命和珅抓紧催建弥福寿庙（今承德小布达拉官），以备六世班禅来时享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廊尔喀国王（今尼泊尔）派兵进攻西藏，清政府为了粉碎廊尔喀军队的进攻，先后两次对西藏用兵，其间乾隆的一道道谕旨、西藏呈给朝廷的奏文，都由和珅翻译。尤其是朝廷对西藏的谕旨，都是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写，都由和珅起草，请乾隆帝定案。这些谕旨相当多的是中央政府有关军事斗争的谋略，对清军战胜廊尔喀军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央政府对西藏用兵的胜利，和珅功不可没。乾隆皇帝鉴于和珅在西藏问题的突出贡献，擢升其为理藩院尚书，管理蒙、疆、藏一切事务。
二是乾隆与和珅是儿女亲家。乾隆与和珅是“亲上加亲”。乾隆心爱的小女儿“十公主”14岁时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的弟弟和琳的女儿14岁时嫁给了乾隆的第六子永瑢的儿子、乾隆的爱孙绵庆；和珅的女儿嫁给了乾隆堂兄弘璟的第八子永鋆。这么复杂的联姻关系，恐怕也是乾隆生前不整治和珅的一个原因。
三是乾隆晚年最爱享受，和珅既送钱，又送美女。乾隆离不开和珅，和珅对乾隆的了解之深，照顾之周，几任皇后也不如。乾隆迷信，爱念咒，嘟哝什么，其家人不知道，和珅全明白。乾隆晚年，最爱享受，但又极在乎名声。和珅看透了他的这个心思，乾隆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南巡时，没花内务府的钱，全由和珅筹措。乾隆每到一地，和珅都暗示地方采集绝色女子供乾隆消遣。乾隆第五次南巡到扬州时，地方盐商汪如龙献绝色女子雪如给乾隆，乾隆竟三天三夜闭门谢客。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生前没整治和珅的原因，有出于“天下”的考虑，有出于“私交”的考虑。总之，关系既微妙且复杂。
第十节 乾隆帝的禁酒令
清朝康雍时期，人多地少，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其后继位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他在鼓励垦荒以尽地利，禁种烟草以广耕地，大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同时，一再晓谕不可浪费粮食，寄希望于开源与节流并举的方式，化解人口多而粮食少的矛盾。以限制消费、节约粮食为目的的禁酒、禁曲政策，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按照当代学者统计，乾隆初年全国每年因制造普通烧酒所耗粮食至少在3000万石左右，而当时全国的常平仓的贮粮数大致保持在3100多万石。这就是说，当时烧酒耗粮，几乎等同于常平仓的存谷额，数量惊人。
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的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造酒而耗费了大量的粮食，北方平原素无塘堰以资灌溉，粮食生产本来就少，且水上交通不便，一遇荒歉之年，运输十分艰难，岂能放任每年消耗一千几百万石粮食？方苞还认为，酒不但能“耗民财，夺民食”，平民百姓还常因喝酒而起争斗、兴狱讼，乃至发生命案，因此不能不加以严禁。
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乾隆帝基本采纳了方苞的建议，严令直隶等西北五省禁造烧酒，并在上谕中历数禁酒的种种理由与好处。对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著九卿即行定议具奏。
这道禁令一出，在朝野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场辩论随之展开。刑部尚书孙嘉淦随即抗旨上疏。他认为，永禁烧酒对于贫民生计、米谷的储藏，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的理由是：烧酒用高粱等粗粮，黄酒用米麦等细粮，真正耗粮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廉而民乐意购买，黄酒价贵而贫民无力购买，禁烧酒不但会导致粗粮弃舍无用，民间反而会转造黄酒，这不但不利储藏，反而有碍积贮。再加上官吏往往借禁酒之机，百端敲诈需索，更令百姓不堪重负。因此他主张：烧酒之禁，宜于荒年而不宜于丰年，荒年每一粒稻谷都弥显珍贵，而大麦、高粱之类可以充饥，禁酒确实有益；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能禁于灾区而不必处处实行；只可暂行封贮烧锅器具而不必烧毁，更不应施以刑罚。至于丰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自然应当开通酒禁，使官吏无法借端需索，这样民间也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锅售出，以备不时之费。如此上下两安，百姓可以享受盈宁之庆。
孙嘉淦言之凿凿的论述，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乾隆帝指出，先前下令禁止烧锅，本为国计民生考虑，现看完孙嘉淦所奏，厉行严禁恐怕也有弊处。
乾隆帝进而命令将所有相关谕旨、孙嘉淦的奏折以及王大臣九卿的议论，一齐交给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山西五省督抚参考，令其覆奏。
西北五省督抚接到谕旨后，各抒己见。总体而言，五省督抚都反对“一概禁绝”的极端做法，主张因时、因地制宜。
在这种情况之下，乾隆帝颁布谕令：富商凡是广收大麦高粱、肆行踩曲、大开烧锅者，严行禁止；违禁者，除照原先法律杖责一百，再枷号两个月以外，失察的地方官员每出现一案降一级，失察三次者降三级，随即调用；如果地方官有受贿而纵容的情况，则依照“枉法律”计赃论罪。
这一谕令与最初的极端主张有所不同。首先，禁曲与禁酒并重，寻求从源头治理；其次，并非一概禁绝，只对那些广收麦石、肆行踩曲、大开烧锅的富商施以惩治，措施更符合实际情况。
随即，禁酒令在西北五省率先推行。至此，历时半年的禁酒争论才告结束。乾隆初期的这项禁酒令，后来被编入清朝法律条文中，对全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乾隆初年，因直隶、山东等省旱灾缺粮，乾隆帝首次下旨将禁酒令由权宜之策转为常年之法。在此后的数年中，皇帝与廷臣、各地督抚不断讨论得失，总结利弊，对禁酒政策的表述颇有歧异，所禁之物从烧锅到酒曲，乃至南方的其他酒种；其范围从受灾之地逐渐延展至全国各地；其性质则由国家颁谕的法令，逐渐转为地方官劝化的内容。总之，发轫于乾隆初年的这次禁酒法令，相较以往，有规模大、范围广、禁令严、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第十一节 乾隆帝的尊老政策
自汉朝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尊敬老者，这其中清朝乾隆皇帝有些做法让人耳目一新。
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并且篆刻了一枚“十全老人之宝”的印章自娱。他活到89岁，做了60年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只比他祖父康熙帝在位时间少一年。这其实是他刻意为之的，以表示他尊敬祖父，不敢超过祖父在位的61年之数，而后，形式上让位给儿子嘉庆帝，自己当了太上皇。
乾隆五十一年，广东一个98岁的老人通过乡试考上了举人，又兴致勃勃去参加会试，乾隆帝知道后，立即破格开恩授予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到了乾隆五十四年，他去祝贺乾隆帝80大寿时，已经101岁了，乾隆帝又晋升他为鸿胪寺卿（正四品）的待遇。
乾隆帝一生都很崇拜他的祖父康熙帝，康熙帝做60大寿时开过一次千叟宴，于是，乾隆帝做50大寿时也在乾清宫办了一次“千叟宴”，参与宴会的老人有3900多人，乾隆帝赏赐给每位老人一根结实考究的鸠杖助步，鸠杖在古代是长者地位的象征，老人们喜笑颜开。及至乾隆当太上皇，他过86岁生日时又在皇极殿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生日宴会。这一次，全国范围“选老”，被邀请参加皇家生日宴会的老人有5900多人，可谓盛况空前。那些参加宴会的60岁以上、爵位高于三品顶戴的老人们，不管远近，马不停蹄地赶赴京城，以参加乾隆帝的“千叟宴”为天大的荣耀。乾隆帝热衷于办“千叟宴”，不只是他喜好热闹、好大喜功，也有他作为一朝天子要引领天下之人敬老尊老的深意在其中。
见乾隆帝如此贵待老者，各省官吏也纷纷奏请加恩于老年人。于是，乾隆五十五年，全国普查统计出了当时民间有几百位百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是浙江庆元县的166岁的蓝祥，时年80的乾隆帝认为这是盛世才会出现的人瑞，于是立即发特旨恩赏了蓝祥一个六品顶戴。
其实，清朝是有明文规定优待老年人的，诸如高龄生员赐举人、官员全俸退休、宴请新科举人而开的鹿鸣宴、旌表人瑞等。《大清会典例》中还有“存留养亲”的律例。该律例明文，凡应判刑的罪犯，若家中祖父母、父母年龄都在70岁以上的，或者家中守寡的母亲守节已经超过了20年，而家里又没有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的男孩，就可以申请不判死刑、不流放，以此尽量避免一家没有后代奉养父母老人，或者是从此绝了后代。但是，如果被害人也是父母老弱或患有疾病的，那么，罪犯就只能照原罪判刑了，意思是不能让受害人家里同样年老之人感到不公平。
第十二节 乾隆帝嗜玉趣闻
虽历代帝王多以玉为美，但真正做到嗜玉成癖的当首推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玉极度喜爱，他对中国玉器史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故宫博物院藏玉3万多件，其中一半为乾隆皇帝所藏。
乾隆皇帝爱玉成癖，使得清代宫廷玉器做工之精、器型之众、使用之广、数量之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媲美的。这些玉器是对数千年来传统制玉的集大成。例如横空出世的大型玉雕山子，取材于山水图画，立意情景交融，攻克巨材大关，成为清代玉器繁荣的主要标志。又如仿古器物，由于乾隆对汉族传统文化倍加崇仰，对古旧文物尤其珍爱，“乾隆工”由此代表了我国仿玉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清代玉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极致：无论是纹饰和雕工，都荟集了历代玉之大成，并且将传统的制玉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两次平定边疆之后，新疆每年有2000公斤贡玉运达京师，造办处及苏、扬二地将和田玉材广泛应用，和田玉已然成为宫廷用玉的主流。清代初期，南方玉器制作技艺更高，大型玉器需运到南方加工，但到了清末，名家荟萃，老北京已成全国玉器加工的翘楚。
乾隆皇帝爱玉，可谓身体力行。他的一生，仅题玉咏玉的诗就不下800首。他不仅亲自组织采集、制作各种玉，在京师设置养心殿造办处和内廷如意馆，而且他还是一位品位很高的古玉鉴赏家。
清代玉器的制作，无论是线条还是镂雕，都十分考究，即使是器物的内膛、侧壁或底足都一丝不苟。整个玉器给人一种和谐协调的美感。欣赏清代的玉器，总给人一种冰清玉洁的感觉，令人如痴如醉，这就是“乾隆工”的魅力所在。它将传统的中国玉从“事神”和“证经补史”的肃穆礼仪中解脱出来，转化成精雕细琢的艺术品，能为皇帝和百姓共同把玩，使玉器从庙堂走向人间，焕发出一种温润、可爱的亲和力。
乾隆皇帝刚继位时，励精图治。到乾隆四十五年前，清朝达到了顶峰，经济繁荣，外患已绝，而乾隆皇帝转向好大喜功，喜欢奢侈品，存了上万块古玉，放在宫中私密处，没事就去抚摩、赏玩，并给它们编目，评出优劣，终日不已。晚年荒政，以此为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清代官员到处搜求好玉进献，这自然刺激了玩玉的风气。
乾隆皇帝不仅亲自搜罗古今玉器，而且还模仿《考古图》和《三礼图》倡导仿古玉，并以三代青铜彝器为蓝本制作了大批深厚古朴、惟妙惟肖的上等佳作。乾隆时期的玉器，在沁色、致残、破旧上都很注重，连古玉的缺失也一并无条件地给予继承。
乾隆皇帝似乎特别痴迷良渚玉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琮、璧，就记载着他好大喜功、乱点鸳鸯谱的轶事。
一件是乾隆皇帝将一块良渚玉璧误断为汉玉。这块玉直径28.2厘米，原为寿皇殿中的陈设。这块玉青白色，上面满布深深浅浅的赭色斑，大片干裂，圆周不正，而且有多处裂痕，明显是曾经火烧，可能与良渚文化时期烧墓圹的习俗有关。乾隆皇帝称它为“径尺璧”，并且对这块其貌不扬的古玉，倾注了近20年的眷恋之情。他亲自命人在玉的璧间琢下玺文五方。“信天主人”表明了它的主人相信天命。在乾隆皇帝70寿庆之时，又情不自禁地在这块玉上琢下了“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两方玺文。岁月匆匆，在乾隆80岁高龄时，依然对这块玉把玩不已，并在上面琢下新的玺文，直至85岁退位，最后刻上“太上皇帝之宝”这六个字，这位“十全天子”才觉得功德圆满！
另一件是一块玉琮，由于西周之后，玉琮的制作已很少，汉代以后几乎未有新作。就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此物何名，居然将它误认为古人用来抬举辇车或乐鼓之人的压肩物件，并在御制诗中堂而皇之地称它为“杠头”。由于不解纹饰结构，应按上大下小方向竖立，竟然又按常规，将其倒过来加配铜胆木座刻诗记趣，用来当笔筒蓄水。如今看来，这是一件多么奢侈而又高贵的文玩。
乾隆皇帝曾为众多宫廷收藏的前代古玉题诗、作记、立说，在两岸故宫博物院内，都有乾隆留下的题诗、作记的古玉。
第十三节 乾隆帝严惩损毁古建筑者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乘轿子赴寿安宫探望皇太妃。当路经位于皇城西北隅的中正殿旁兵丁值晚（夜班）的值班室时，恍惚看见门上有刻画的痕迹。
第二天上完早朝后，乾隆皇帝便从乾清宫直接来到中正殿旁的兵丁值晚拨房，仔细查看，门上确有十分明显的刻画痕迹，刻画的是一副围棋盘，约一尺见方，棋盘上面还刻有“静观而思，静悟而明”八个字。顿时他勃然大怒：“禁宫乃前朝所留古物，载三百年之历史，岂能随意刻画？军机大臣、护军统领等是干什么的？”随他而来的军机大臣福隆安连忙跪到乾隆面前：“为臣失职，是为臣督察不力，为臣罪责难逃，请万岁惩处！”“如此胆大妄为之徒，要火速追查上奏，不得有误！”乾隆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福隆安接旨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马调查。
几经追查，福隆安终于查出那副棋盘及文字是正白旗进班护卫德庆刻画的。原来，德庆甚好博弈，于是用刀子在拨房的门上刻画了一副围棋盘，以便在值班时对着棋盘揣摩棋艺，同时在棋盘上方刻了“静观而思，静悟而明”八个字，以此“勉励”自己。“肇事者”既已查出，福隆安便立即召集属员商议此案。
福隆安言道：“这中正殿旁之堆拨一带为内宫敬佛的清净之地，中正殿是内宫的佛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设有‘中正殿念经处’，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等事务，乾隆皇帝曾亲题匾额‘燃无尽灯’四个大字。如此佛门圣地，应管理得清净，岂是随意乱刻乱画之处？而进班护卫德庆竟敢如此妄为，甚属无状，理应重办。”经合议后，立即将此案上报圣上，并马上得到乾隆皇帝的御批，除将德庆重笞革职，赶出皇宫外，受株连的还有总管大臣六阿哥、护军统领、值班护军章京（办事官员）、接班护军章京等多人，这些人均交内务府分别议处，一个多月后此案才算了解。
乾隆皇帝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早朝上，还与诸位大臣谈起此案：“禁宫350年有余，实为古物，理当关护，而德庆之流置古物于不顾，随意刻画污损，必当重惩，此举意在告诫群臣宫人，凡置古物于不顾而随意污损者，均将予以重惩。”此事在宫中产生很大震动，此后紫禁城内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在古建筑上随意乱刻乱画的事情。
乾隆皇帝尽管对德庆的处罚及株连过于严厉，但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和有效地保护古建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