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厚藉敛不以反民，弃财货而笑左右，傲细民之忧而崇左右之笑，则国亦无望已。
“古句新解”
晏子说：“征收很重的税却不反过来为人民办事，浪费财货而与身边的人取乐，无视小民百姓的忧愁，只重视身边左右的享乐欢笑，如此，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父亲是个屡次落第的秀才。后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正当他壮志满怀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任职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理解到权力的重要。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下媚上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拼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去请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拒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自然十分讨好夏言，在宴席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严嵩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大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值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并大力排除异己。
此间民不聊生，有语说“百姓骨肉相食，边卒冻馁”。而严嵩及其党羽，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搜刮，强加赋税，中饱私囊。他利用营建皇城之际，巧取皇木为自己建宅院。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后因一道士告其罪，而罢免抄家。后经统计，其财惊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两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有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八百四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万不可胜计……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其总和竟然超过国家税收和国库所存。
明朝从此便衰落了。其实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掌权之人只顾自己享乐，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国不衰更待何。如果国家能有一批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人，那将是国之大幸，国家也就有希望了。
有一句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发人深省、余音绕梁近千年而不绝的话，这句话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称“宋朝第一人”。他从小出身贫苦，入仕从政后，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当时，范仲淹就请求朝廷巡察赈济，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丢官甚至杀身之祸质问皇帝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便派他去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官仓赈济灾民，发官钱救济百姓，并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菜充饥，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
范仲淹带回京城的不仅仅是几棵“乌味草”，个中蕴涵的是他对老百姓的一贯深情。范仲淹在邓州做官时，有一天与官员们登楼宴饮，刚想举杯，突然看见楼下有几个身穿孝服的人，正沮丧地在整理殡葬用具。他连忙放下酒杯，叫人去问，原来是一位穷书生新近病故，朋友们想把他葬在近郊，但一件陪葬物品也没有。范仲淹听罢潸然不语，食不甘味，当即下令撤掉酒席，拿出钱来，叫人好好安葬。罢宴、赠金，算不上造福民生的大功大德，但贵为一方之守的范仲淹，居然为一名穷书生的不幸而情动如此，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范仲淹无论官居何职、身处何地，心里却始终装着“全城人民”，舍弃的是“一家富贵”。在故乡苏州任知州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这时，范仲淹却说：“我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的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让出这块“宝地”，修学堂，创办州学，请名师宿儒前来讲课，一时间，苏州州学名冠东南，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范仲淹晚年在杭州做官时，还用一生积蓄，在近郊购置一千亩良田作为“义田”，供贫困而贤惠的老百姓耕作，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
范仲淹不仅尽本分为人民办事，更把自己的俸禄也拿来为人民谋福利，比起那些只知厚敛赋税而又鱼肉百姓的人，其光辉日月可鉴。
当下国家税收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把征收来的税收用在各个方面来为人民谋福利，如兴建基础设施、健身设施、绿化环境、教育、医疗等等。而且在前些年还实施了免征农业税的政策。正因如此，我们的国家正蒸蒸日上地发展着，逐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