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唯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
“古句新解”
晏子说：“君子如果不讲礼仪，就变成了普通人；普通人如果不讲礼仪，就成了禽兽。勇猛的人可以杀死君王，力气大的儿子可以杀死他的父亲，然而他们不敢这样做，只是因为有礼仪约束着。礼仪，这是用来统治管理民众的；辔头缰绳，这是用来驾驭马匹的。没有礼仪而能治理国家，我从未听说过。”
俗话说，到哪个山头唱哪支歌。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应该用适合那个场合、那种人的不同的语言和礼仪，这样你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一天，一位穷朋友从乡下来到京城皇宫门前求见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是以前的老朋友，非常高兴，马上传他进殿。谁知这位穷朋友一见朱元璋端坐在宝座上，昔日的容颜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便忘乎所以地直通通地说：“我主万岁！您还记得我吗？从前你我都替人家放牛，有一天我们在芦花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清煮，还没等煮熟，大家就抢着吃，甚至把罐子都打破了，撒了一地的豆子，汤也都泼在泥地上。你只顾满地抓豆子吃，不小心连红草叶子也送进嘴里，叶子梗在喉咙里，苦得你哭笑不得，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用青菜叶子吞下去，才把红草叶子带下肚里去……”还没等他说完，朱元璋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嫌这个孩提时的朋友太不顾体面，于是大怒道：“推出去斩了！推出去斩了！”
后来，这件事让另外一个穷朋友知道了，心想这个老兄也太莽撞了，于是，他心生一计，信心十足地去见他小时候的朋友，当朝的皇帝。
这个穷朋友来到京城求见朱元璋，行过大礼，便说：“我皇万岁万万岁！当年微臣随驾扫荡芦州府，打破罐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了豆将军，红孩儿挡关，多亏了菜将军。”朱元璋一听，不禁大笑，他认出了眼前的这人是孩提时的朋友，心中更为此人巧妙地暗示他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事而高兴，于是让他做了御林军总管，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前者因为没有注意到朱元璋身份的变化，而仅仅用孩提时的那种礼对待现今的皇帝，终遭杀身之祸；后者懂得因人用礼，既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可谓平步青云，一举两得。
1921年初秋时节，中共早期农民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彭湃戴着一顶“白通帽”，穿着一身白斜纹的学生服和一双胶底鞋，到一个村子去开展农民运动。但是农民看到他这副模样，以为他是来勒税的官儿，都远远避开他。
彭湃检讨反思后，改穿旧粗布衣服，戴着小斗笠，赤着脚，拿着一支旱烟管，装束和农民一模一样，然后进行宣传，效果大不一样。在彭湃的努力下，农民被发动起来，终于在1923年元旦成立了拥有一万人的“海丰县总农会”。
俗话说“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不管是教育，还是宣传，必须看对象，要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方式、仪态。彭湃对农民的宣传，由不信任到信任，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教育和宣传的过程。
当今社会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如何在各种场合、与不同的人用正确的仪态来沟通，不仅能显示你的修养，赢得好人缘，更能让你获得更辉煌的成就。礼仪的表现很多时候体现在言语表达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选择适当的礼仪：
看性别：性别不同，对礼仪表现的接受也有差别。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男人靠眼睛来爱，女人靠耳朵来爱。”这就指出性别对于接受是有影响的。无论是言辞涉及的内容，还是言辞表达的程度、声调都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场合、会议间隙、公益活动中，人们在礼节性的互致问候之后，往往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交谈。而这三个、五个的，又总是按性别组合——男士与男士侃，女士与女士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男士的话题大而广，女士的话题小而狭。一般说来，男士爱谈的是时事、政治、法律、体育、文化、社会问题、经济动向等；而女士爱谈的则是孩子、丈夫、日常经济、消费心得、风流艳闻等。说话者必须依据性别选择说话内容，努力使自己的言辞仪态吻合接受者性别的需求。
看教养：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准，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教养层次不同，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就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像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组组长文采的演讲，就是没有区分接受对象的教养层次和实际需求，而致使“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言辞的接受对象教养层次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说话的目的，甚至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对接受对象教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富者。说话者面对这样的接受对象，或一时间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使用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那种故作深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随着社交范围不断扩大，我们的交际对象也将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要适应交际的广泛性，就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说话的特点，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协调一致。拿交际场合的称呼语来说，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就十分明显。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称呼习惯，能使交际对象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如英美人习惯称已婚妇女为“夫人”，未婚女子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统称为“女士”。如果错称已婚者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会被谅解，因为西方女性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是，在日本妇女一般不称“女士”、“小姐”，而称“先生”，如“中岛京子先生”。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决定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一份厚达16页的说明书。周总理看了后批评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后来，周总理建议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变动果然奏效，赢得了外国朋友的赞赏。
礼之不同，因人而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正确地选择语言礼仪，不仅尊重了别人，也让自己在交际中更加受欢迎。卡耐基曾说，人生的成功30%靠专业知识，70%靠人际关系。而这人际关系，最终体现的不仅仅是技巧，更多的是你这个人是否有礼，是否能针对不同的人，都能让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