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广义生态文明与狭义生态文明
自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提出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诠释和解读，从而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定义，也导致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和混乱。总体而言，目前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大同小异，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
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基本准则，建立新型的生态、技术、经济、社会、法制和文化制度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从技术、经济、社会、法制和文化各个方面对传统工业文明和整个社会进行调整和变革（曲格平，2010）。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新阶段，囊括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要求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是全方位的和谐。它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耗竭、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失衡的弊端而言的。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按照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转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自然—社会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狭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这个层面上，物质（经济）、精神、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维度。但生态文明不等同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是渗透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中或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载体的，因为生态文明需要扎实的物质积淀、坚定的精神动力和有力的政治决策支撑。如果没有和谐的生态环境，人类不可能达到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甚至连现有成果也可能全部失去。生态文明给其在物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成果都贴上了“生态”的标签，如生态产业、生态伦理、生态经济、绿色政治等。有鉴于此，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可以具体表现为生态物质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
也有人认为，生态文明可以理解为生态理念在人类行动中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开展各种决策或行动的生态规则。随着社会发展，人类通过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及自然本位的风俗习惯，以生态理论和方法指导人类各项活动，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其中物质文明为生态文明提供物质支持和资金保障，而生态文明要求物质文明的发展以资源环境的约束或承载力为前提和基础；政治文明为生态文明提供政治导向、决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可以引领、凝聚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而生态文明也要求政治文明具有生态化取向，使政府能够矫正市场在供给环境公共物品方面的失灵，并制定更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精神文明为生态文明提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而生态文明则要求精神文明的“绿化”，积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伦理观，以及正确的生态意识和行为，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体现环境的公平公正。
有部分定义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抑或是两者的结合。例如，有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另一类则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环境、适应环境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人与自然持续共生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方式的总和。
还有人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整个生态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类自身得到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确立和主导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从人类环境意识真正觉醒到现在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即使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环境意识虽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生态文明观念仍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依然存在，每个公民消耗的资源和形成的生态足迹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0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的，如果全球都像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消费的话，那么地球人需要立即找到另外两个像地球一样的星球，才能满足其自然资源需求。因此，单纯就发达国家而言，转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显然针对的是狭义的生态文明，即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和手段来看待，即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提出比较清晰的目标和任务，并且通过努力和可操作的手段来实现。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生态文明都以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主线，承认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承载力的有限性，并且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维度，侧重于规范人类对自然的行为。总之，生态文明是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救赎之道。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在理念层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制度层面是生态优先的制度体系，在物质层面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当文明挣脱了环境可持续性的缰绳之后就会面临崩溃的威胁。工业文明的本质是资源型经济，其生产和增长依赖于大量的资源投入。而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持续地破坏生态系统，最终会导致总崩溃。正如《增长的极限》所说的那样，“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像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而地球的增长极限意味着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事实上，这种灾难正在不断逼近，核辐射和核污染、臭氧层破坏、土地荒漠化、淡水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等，每一种都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仅仅其中之一的全球气候变化便足以让人们惴惴不安。人类只有以平等的心态调整同自然的关系，才能摆脱巨大生态风险，远离灭顶之灾。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求，是人类未来发展之本。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城市
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不可缺少的主要动力源。面对工业文明建设后期城市发展中的一系列灾难性问题，从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城市规划设想开始，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良性循环的理想城市，一直是城市发展理论和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工业文明建设框架下的探索，以人为中心，以解决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社会失序等“城市病”为指向，从发展理念、城市规划、经济模式、社会政策、技术手段等各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的探索，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以“生态”为桥梁在人与自然之间搭建了一个可度量的平台，提出具有生态文明时代特征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建设实质上是城市尺度的生态文明建设。
20世纪初期，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1915）中，把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为研究生态城市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经提出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各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王如松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是人们对按生态学规律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的简称（王如松，2007）。关于生态城市，联合国还曾提出若干标准：以战略规划和生态学理论做指导；工业产品是绿色产品，提倡封闭式循环工艺系统；走有机农业的道路；居住区标准以提高人的寿命为原则；文化历史古迹要保护好；自然资源不能破坏，把自然引入城市等标准（刘琰，2010）。
生态文明城市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四者保持高度和谐，城市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失业率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新技术占主导地位，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化城市理想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现实结合点是低碳城市建设，生态城市不仅考虑碳的减排，还考虑废气、废水、废物对城市环境甚至景观的影响，是低碳城市发展后期的城市发展目标。
生态文明评价研究的理论借鉴
可持续发展理论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布伦特兰夫人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被广泛引用的定义，简称为“布伦特兰定义”。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经济可持续与生态可持续。建设生态文明实际上就是把生态可持续提到日程上来。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就要做到使生态压力不超过生态承载力，即资源的再生速度大于资源的耗竭速度；环境容量大于污染物排放量；生态抵御能力大于生态破坏能力；环境综合整治能力大于环境污染恶化趋势，促进社会向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化、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发展观。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在开放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生态资源价值理论
生态环境是由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系统，具有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属性。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其价值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生态资源价值理论包括哲学价值论、生态价值论、工程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资源环境价值论等。其中经典的是西方的效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传统的生态资源价值观念产生出资源无价的理论，不仅制约了基础原材料的发展，更导致了人类无节制地、过度地开发使用资源，使许多野生矿产资源和珍稀生物物种在砍伐中灭绝，造成巨大的浪费。为此，应对生态资源价值进行正确估算，以合理的经济手段对生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改变传统生态资源价值的理念。
因此，确立生态资源价值理论的评估体系，以实现生态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生态文明的评估指标设计中就要综合考虑生态资源价值、生态成本、环境损失和生态补偿等方面的因素。
生态承载力理论
“承载力”概念源于生态学，在《远东英汉大词典》中它被定义为“某一自然环境所能容纳的生物数目之最高限度”。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承载力”概念的内涵被进一步拓展，派生出土地承载力与环境承载力等概念。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内，以及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维持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环境功能不遭受破坏前提下，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活动的阈值。目前虽然不同学者对于生态承载力有着各种描述，但其基本的内涵是相同的，都将生态承载力确定为特定地理区域与生活其中的有机体数量间的函数，指的是生态系统通过自我维持、自我调节，所能支撑的最大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
生态承载力由生态弹性力和生态恢复力两大部分组成，生态弹性力的大小取决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生态恢复力包括生态抵御力和环境治理力。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系统功能的外在表现，即环境系统具有依靠能流、物流和负熵流来维持自身的稳态，有限地抵抗人类系统的干扰并重新调整自身组织形式的能力。环境承载力是描述环境状态的重要参量之一，即某一时刻环境状态不仅与自身的运动状态有关，还与人类对其作用有关。实际上，人类改造环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提高环境承载力；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人类对环境的某些改造活动，在提高了环境承载力的同时，又在其他方面降低了环境承载力。
由于“生态承载力”与每个人占用的资源总量息息相关，这使得它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因为对于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这一概念的侧重并不一致，在发达国家“过载”的原因常常来自过度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过载”则更多来源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因此在将“生态承载力”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发展决策时，要更为深入地探讨造成“过载”或“盈余”背后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理论
生态经济学是基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从生态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结合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研究经济活动如何仿生态规律运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引导和促进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经济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口增长与粮食匮乏、资源能源瓶颈、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问题；森林、草原、农业、水资源、工业、城市化等主要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综合效益问题等。
生态经济学基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强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形成了三个最为基本的理论范畴，即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和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系统即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结合；生态经济平衡是强调研究经济发展如何与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经济效益则是强调经济发展应该突出和重视生态效益的提升，强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进而促进生态经济系统良性运行和生态经济平衡。三者的关系表现为：生态经济系统是运行主体和载体，平衡是机制和动力，生态经济效益是目的，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生态经济学将生态关联引入产业经济和城市运行过程中，意味着产业各要素、上下游企业之间、资源投入与废弃物排放之间形成生态系统关系，经济产出要考虑更加符合生态规律，重视与生态效益的结合（陆小成，2013）。
生态产业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21世纪的主导产业，它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循环经济。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循环经济”模式，或称“生态经济”模式，即“原料—产品—再生原料—产品”。这是一种仿自然生态系统设计的物质生产过程，即在生产过程中实行生态工艺，是一种资源充分利用的、无废弃物或只产生极少量无害废弃物的循环生产过程。循环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产品作为消费品或投资品在完成使用周期后的回收再利用或清洁处理重归大自然，也要纳入物质生产过程一并实施。
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根本区别：一是系统观不同。循环经济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将自己作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构成系统中的一部分。二是经济观不同。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三是价值观不同。循环经济视自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四是生产观不同。循环经济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五是消费观不同。循环经济提倡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根据生态经济学理论，就是要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强调生态效益的重要作用，用循环经济取代线形经济，建立生态效益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城市价值链理论
城市价值链理论概述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借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理论”和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力理论”，首次将企业价值链理论运用到城市研究中，建立了中观层次的城市价值链理论。这一理论为我们全面理解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
城市价值链理论首先强调，城市价值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战略。城市价值以人为本，是一个以城市生活质量为核心、以城市综合竞争力为重要动力、以科学的治理结构为保障、最后集中体现为城市品牌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的实现则是规划引导、产业带动、环境服务、管理规范、文化提升和稳定保障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最终推动城市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城市价值链理论将城市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价值创造过程描述成一个价值链体系，并将城市的各资源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使它们形成相互关联、协调发展的整体，按照层次结构逐级提升，推动城市实现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化。更重要的是，竞争不只是发生在城市之间，而且发生在城市各自的价值链之间。
城市价值链理论强调在动态中把握城市价值。城市最终要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个最大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有没有更高的生活水准以及能不能为个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二要看这个城市形态是不是高级化，是不是从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势逐步过渡。一般情况下，城市有三种基本形态，即成长型、停滞型和衰退型。城市价值就是城市价值最大化和城市形态高级化的高度统一体。
生态文明时代城市价值分析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载体，同样是生态文明理念、制度和物质成果的核心载体。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只有相对于人类的利益来说，才有工具价值。生态文明价值观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主体性的内在价值，自然是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体。生态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两个中心、两种价值，即由工业文明时代只有人类一个中心、一个主体变为人类与自然并存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体，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环节——尽管处于生态链的最高端——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同时对人和自然两个主体具有价值，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行为。因此，作为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平台，城市的价值也应该从人和自然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对人的价值。城市是承载人类美好生活理想的地理空间。尽管学界对城市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宋丁，1988），但所有学科和学者对城市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人和人的生活。城市的本质是人（纪晓岚，2002）。没有人的集聚就没有城市。而城市之所以是城市，是因为它能够给人类提供与农村等其他居住、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以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
专栏
不同文明时代城市的核心价值
把人类不同文明时代城市所能提供给人和组织的核心价值对比可见：
第一，尽管人类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发展阶段对城市的价值追求的重点和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价值是不变的。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方便、文明、富裕和有机会、有尊严的生活，是城市与人类的其他居住方式最本质的区别，是城市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最终的指向是不断提高生活质量。
第二，城市在为个人提供基本价值的同时，由于在集聚人口的同时也集聚了需求，集聚了各种生产要素，集聚了市场，为在高度分工基础上高效率地组织社会生产和服务提供了条件，因而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价值。这些价值的最终指向是不断提高企业及组织竞争力的同时提升城市竞争力。
第三，作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对人类全部文明成果的集成。高一级文明形态的价值诉求是以低一级文明形态所能提供的价值为基础的，但并不意味着工业文明没有充分发育之前就不能以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来组织城市建设和发展。恰恰相反，因为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是确保城市发展少走或不走弯路的行动指南。
二是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对自然的价值。在生态文明之前，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平台，城市同时也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最重要平台，自然只是作为人类征服、改造并为人类服务的对象而存在的。生态文明要求人类自觉地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纳入自然生态系统中去思考，在尊重自然价值的前提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有益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
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对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协调方面的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以集约效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会集中产生经济效果并吸引经济活动向城市地区靠近，这种经济活动效应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也被称作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集约效应是指利用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在最充分利用各种要素资源的基础上，更集中合理地运用现代管理与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通过技术和人才的集成来创新和推广应用非化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比如碳封存、碳捕捉及太阳能等技术的应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人口的适度集聚，以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科学组织城市生产与生活，实现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
第二，以辐射效应提升生态文明领导力。“辐射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Gunnar Myrdal，1957）。利用城市的辐射效应，在国家城市体系中，形成由高一级城市向低一级城市、中心城市向腹地、城市向郊区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发展机制及政策规制上的逐级传递，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链、产业链和生态链在城市尺度、地区尺度、国家尺度甚至全球尺度上的闭合与循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三，以联动效应提高生态文明创造力。城市在本质上是集聚和系统形态的生产力。系统效应是指组成系统的一系列单元或要素相互联系，因而一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变化；系统的整体具有不同于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状态（Jervis。R，2008）。联动效应是指利用城市的系统效应，通过改变城市系统内部的部分要素，引起其他相关要素的联动产生增力。联动效应在提高生态文明创造力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通过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创造低碳型的城市拓展模式；通过低碳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来创新低碳发展模式，比如生态城、绿色园区、低碳社区、低碳建筑、低碳交通及城市综合体等；通过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和强化政策调控，倡导和创新低碳生活方式。
应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城市价值，如果以人类单中心、单价值的工业文明思维应用城市价值，则会加速自然资源的耗竭，如果将城市价值与生态文明相结合，以人与自然双中心、双价值的生态文明思维来应用城市价值，则能有效发挥城市集约、辐射和联动效应的正面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并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生态城市（也可称为“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态城市”，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三个概念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价值主要是指城市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正面价值，是促进城市向低碳城市转化的一种有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