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茅盾的成功之路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创作《幻灭》时开始用的笔名。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他的家乡是一个明丽的江南水乡。父亲沈永锡是一个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但三十多岁不幸病逝。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的妇女。茅盾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从小学到中学都非常喜爱文学。1913年夏天，茅盾从嘉兴中学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因生活困窘，同年8月到上海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从此步入文坛。
《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时，沈雁冰开始翻译介绍欧洲文学，并发表文章支持白话文，提出“进化的文学，应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他可以说是最早强调文学应与人生相关的作家之一。1921年，他主持改革的《小说月报》出版，把鸳鸯蝴蝶派占据的刊物改编为一个纯文艺刊物，又使它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他又是文学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在二十年代初，茅盾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翻译工作。他认为文学不仅应该反映民众的疾苦与期望，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而且要揭露“全社会的病根”，发挥激励人心的积极作用。在为人生的艺术中，他也注重人性，但更加趋向于平民的人，社会的人，他对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尤为关注。他以时代的觉醒意识，把文学与社会连接起来，坚持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他们创作中，也时刻都体现着他的文艺思想。
1927年，茅盾经历了大革命运动，从上海来到广州、武汉。大革命失败后，他又被迫回到上海。时代的风云和革命实践，赋予他的创作的血肉；而文学的功力，则使他出手不凡，显示出大家风范。他陆续发表了《蚀》（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描写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自的追求中遭受的不同的悲剧命运。因其卓越的社会政治敏感和社会情绪的生动把握，在文坛上引起广泛反响，真实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精神状况以及他们在革命风浪中的矛盾心态和弱点，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浓重的幻灭感，从而奠定了茅盾作为小说家的地位。
随后，茅盾又连续创作了短篇小说《虹》、《路》、《三人行》，写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到振奋、积极进取的一个过程，都是希望通过小说在探索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但是，因为是在“革命文学”的口号下进行创作，虽然作品中展示了各种不同知识分子的道路，仍因缺乏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因而缺乏感人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国民党的残酷压榨，不仅广大工农群众日益贫困，就是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也日益陷入绝望的境地。茅盾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切关注着人民的命运。这个时期的他深入上海金融界、工商业进行调查研究，又曾因故回到故乡乌镇，亲眼见到农村及其附近的小市镇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情景。过去，他的故乡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荣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而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区”，也压在作家的心头。于是他写了《故乡杂记》等散文，他创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子夜》等系列社会剖析小说，尖锐地揭示了现实矛盾，反映了时代特征，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高峰，真正走向了成功。
《林家铺子》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造成民不聊生，小工商业者难以为继，最后破产的社会现实。“农村三部曲”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日益深化，农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生存，丰收成灾，最后走上斗争道路。
二、《子夜》的艺术成就
《子夜》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它的出版轰动了文坛，因而1933年被瞿秋白称为是“《子夜》年”，《子夜》成为茅盾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1933年正是中国左翼文学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在左翼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和较量中，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成为重要的检验标准。“新月派”文学曾挑战说“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列宁、阶级斗争等名词，我们已经听过不少，得拿出点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给我们看看”（梁实秋《无产阶级文学》《新月》2卷9期），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也深感“现在左翼的文艺，只靠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转引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子夜》的问世，充分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粉碎了所谓左翼作家“左而不作”的谬论。标志着左翼文学作家在理论战线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也战胜了资产阶级文学。
《子夜》的出版，不仅对敌对的流派是一次有力的回击，同时对广大左翼文学作家来说，也树立了文学创作的榜样。在“普罗”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从实际工作转到文艺战线的青年作家，虽在创作上力图描写工农群众的觉醒和革命实绩，然而由于片面地强调文学必须为自己的阶级意识的宣传作用，从而忽视了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产物，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子夜》创作的成功，以生动的艺术范本，吸引着年轻的左翼文学作者，匡正他们的缺点，增强他们的信心，使之为艺术与思想的完美统一的革命文学而努力。
《子夜》创造的艺术范本，就是“社会剖析小说”模式。所谓“社会剖析小说”就是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人物，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戏剧性较强的情节中表现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一类小说。《子夜》中情节的发展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相联系，人物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作品始终贯穿理性分析的色彩，是“社会剖析小说”的经典之作。
（一）《子夜》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子夜》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斗争，详细描写了吴荪甫在金融市场、工业场区和村镇斗争上的拼搏、挣扎，以至于最后投靠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的结局。深刻地表明，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打击下，中国民族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只能走向破产的深渊；吴荪甫虽然有远大的抱负，但他生不逢时，他为了自保，就只能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就一定憎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解放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进行大规模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子夜》不仅描写和反映了农民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壮阔场面及其雷霆万钧之势，而且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镇压工人运动，吞噬弱者时的残忍、阴毒和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反抗中的犹豫、动摇和软弱，说明了这个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提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依然是反帝反封建性的，中国并未走上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使作品具有马列主义的理性色彩。
作者通过上流社会的多方面生活场景的描写，显示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特征。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资产阶级人物，通过他们之间的交往和纠葛，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倾轧、钩心斗角、毫无信义的金钱关系。
作者再现了三十年代初期工农的革命斗争。在上海，裕华丝厂劳资双方的斗争复杂激烈，闸北大小丝厂的总罢工规模浩大；在农村，农民运动显示了巨大的震撼力量。
对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式的再现，使《子夜》具有史诗性的内涵。
《子夜》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使人物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
吴荪甫是一个雄心勃勃，有抱负、有实力、有手腕、有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理想的民族资本家，他希望做一个正派的企业家，希望在中国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他曾在企业界混过多年，又接受过现代资本主义的熏陶，颇有一点“法兰西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和冒险精神。他认为，中国官办民办实业跑到洋商那儿去了，这是因为那些人不会经营的结果。他有着宏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王国的梦幻，憧憬着有一天“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驰过原野”。自己生产的日用品走遍中国的穷乡僻壤。但是，他生不逢时，作为一个生活在三十年代上海以产丝为主要经营内容的民族资本家，他无法摆脱内外交困的险恶境地。他想要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工业家、企业家，但是他无法改变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丝排挤打击的被动局面，而当他把损失转嫁给工人，增加工时、减低工资时，必然引起工人反抗；1929年底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促使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吴荪甫与双桥镇农民矛盾的激化，宣告了他“双桥王国”的理想的破灭，使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此时南北军阀间的中原大混战，以及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上海工商业界和金融界的波动，使买办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的斗争更加尖锐，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斗法”也更为激烈。他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出他的果决和铁腕，但由于处境险恶，使他在政治、经济上都应付不开。政治上，他与国民党改组派联系着，但改组派没有实权，依靠不住；经济上他场面铺得太大，使他顾此失彼，调度不灵。终日过的“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脚下全是雷，随时会爆起来，把你炸得粉碎！”
在这样的环境下，造就了吴荪甫充满矛盾的性格和思想，一方面是由魄力和学识所养成的冷静、清醒，刚愎自用，争强好胜；另一方面是由残忍和虚弱的结合所产生的暴躁。对军阀混战他没有好感，可是为公债的得失，他又盼望这讨厌的战乱不要马上停下来；他与赵伯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但金钱的力量又迫使他与赵伯韬暂坐到一条板凳上。他就是这样，暴躁与冷静，顽强与脆弱，统一于一身的矛盾人物。
在吴荪甫思想上也具有二重性。他真心实意要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加强科学管理，重视机器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他一只眼睛瞅着政治，那另一只眼睛，却总是朝着企业的利害关系；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敢于同帝国主义掮客赵伯韬对垒，他筹组“益中信托公司”，建筑“反赵大本营”，就是为了实现“与老赵斗法”的路线。但当他在斗争中失败时，他就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延长工时，减低工资，收买工贼，勾结反动军警，镇压工潮和农民运动。在吴荪甫身上，既体现了民族意识，又体现了资本家的阶级属性，二者是交融在一起，特别是在最后斗争失败时，他转而投奔赵伯韬，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赵伯韬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金融界流氓式的人物，他靠着“得天独厚”的地位以及同“军政界有联络”而兴风作浪，他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他可以用“国内公债维持会”的名义左右公债市场，也可以通过买通军阀并依靠南京的政治势力为自己服务。因此，他能够以狂妄的气势宣传“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只是虎头蛇尾”。在同吴荪甫的斗争中，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他说“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抓住他的腿”。他在生活上荒淫无耻，不仅扒进各种公债，而且扒进各种女人。金融市场上的贪婪与骄横，精神生活上的空虚与荒唐，同时交织在他身上。
屠维岳是资本家的走狗奴才式的人物，作为走狗，他竭尽全力，他性格刚烈、沉着、干练和不屈于压迫，死心塌地地为吴荪甫效力。当吴荪甫一开始要开除他时，他表现出一种反抗精神，体现了他做人的价值观；当吴荪甫“慧眼识英雄”重用他时，他又表现出为主子效死的奴才相。他利用黄色工会瓦解工人斗志，试图以小惠收买人心，这一切做得体面而又不露声色，表现了他的阴险狡诈的性格和资本家的走狗的伪善而凶残的本性。
正是由于《子夜》中描写的广阔的社会环境，典型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的理性色彩，使《子夜》成为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
（二）《子夜》的艺术特点
《子夜》的结构恢宏，严谨，形成了宏伟开阔、万象纷呈的格局。为了全方位展现中国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作者把许多人物、事件在时空交织中整合起来，构成了一幅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全景图。而吴荪甫则是联结的核心和矛盾的焦点，在他周围展开事件，形成网络，波浪式地叠印出30年代城乡社会千姿百态的众生相。他用先交代人物，使吴荪甫处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三条火线交叉上的中心人物。随着展开情节吴荪甫与工人、农民的矛盾作为两条副线，他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主线、相互交织，构成全篇、全方位、多层次展示社会面貌。便具有史诗的结构，这情节，把吴荪甫的性格形成引申得更远，使人联想到中国民族工业象征的特点。他们在古老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生长起来，同封建阶级既有血缘的联系，又有矛盾。
第一章可以看成是《子夜》的序幕，写吴老爷这个足不出户的“封建僵尸”，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仓皇地投奔到花花世界的上海。但是，由于吴老太爷本身有病，加上被农民暴动惊吓，着急地往上海赶，身体接受不了；加上他对现代都市的隔膜、震撼、畏惧与厌恶，虽然有《太上感应篇》的保护，也抵挡不住现代都市的冲击，一到上海就一命呜呼了。“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在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然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就像“五千年古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地在那里风化了。”
这一章在全书中起到了序幕的作用。为迎接吴老太爷的到来，吴荪甫全家倾巢而出，家庭矛盾露出端倪，并作为描写重点贯穿全书；在吴老太爷的丧事上，上海滩的各方面重要人物全部亮相，组成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设下情节因果关系的伏笔，从而经纬交汇地建成了《子夜》的“网状结构”，埋下了工运、农运和公债斗法三条线，这三条主线交织成《子夜》的主线。全书以吴荪甫为中心展开布局，其中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厮拼以五月“合作”、六月斗法、七月决战的过程贯穿全篇。五月合作是赵伯韬与周仲礼密谋，拉吴荪甫、杜竹斋上钩，并且以“初胜”的甜头为诱饵，因此这次吴赵合作，结成大户“多头”，以击败冯云卿等“空头”为结局。六月斗法，吴荪甫与杜竹斋、王实甫、孙吉人等组成“益中信托公司”作为反赵大本营，结果是栽了个小跟头。七月决战，可谓生死搏斗，双方都用尽心机，吴荪甫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公馆都折扣抵押，以最大的冒险精神背水一战，在这紧要关头，杜竹斋倾向赵伯韬一边，抽走资金，致使吴荪甫彻底破产。这条线索，不仅联着政界，也联结着军阀混战的结局，与另两条交错线索并行。
《子夜》的心理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对人物的下意识和幻觉的描写，增强了作品的心理分析色彩，明显运用的象征主义的手法，这种心理分析的艺术效果并不仅仅表现在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上，而是明显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小说的第一章吴老太爷的一切言行总是围绕着一个总体象征展开，我们可以通过许多象征的细节来窥见这个封建僵尸的内心世界。如作为象征道具的黄绫套子的《太上感应篇》就发挥了奇妙的作用；吴老太爷对快速节奏的都市生活闭起双眼，全身发抖的细节等，都强烈的表现出人物此时此刻的巨大的心理反差。这些象征性的心理描写的细节，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富有象征意义的色彩和声音的描写，与小说中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和谐的交相辉映。如第一章吴老太爷的都市感觉的描写：“吴老太爷只是瞪出了眼睛看……他看见满客厅是五颜六色的电灯在那里旋转”，“近身旁的一个怪东西，是浑圆的一片金光，荷荷地响着”，“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位女郎，淡黄色的又一位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纷乱的颜色和声音，表现了吴老太爷作为一个封建僵尸，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恐惧和不适应。
《子夜》在描写工人和革命者的形象时有些概念化和单薄，一些人物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这是由于作者对工人生活不熟悉所导致的。
《子夜》作为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的代表作，是茅盾的创作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创作的经典之作。
参考书（篇）目：
1.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子夜〉的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