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私家学术活动在秦汉之际业已恢复。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为绝”。汉代吸取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意识到不能对私学采取摧残和取缔措施；只要善于引导，民间学术活动还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教化和培养人才的作用。既然太学名额有限，地方官学又一时难以普及，由人们自行求学和施教，补充官方教育的不足，是两全其美的事。因此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开放政策，允许私人收徒讲学，对教学内容一般也不加限制，诸子百家及各类知识技能均可传授。独尊儒术后，政府则鼓励民间的经学教育活动，凡学者有所成者，均有可能通过选士的途径得以录用。杨仁为什邡（今属四川）县令时，鼓励子弟求学，凡通经术者，均录用到县署，或举荐到朝廷，于是境内出现了许多民众自办的义学。私学经师在学术研究和传授活动中声望卓著者，可被任命为博士而执教太学，或被地方当局聘为本地官学教师，而博士及其他有学术造诣的官员，也多有私下兼收弟子门生者，官方教育与民间教育相互沟通，这正是汉代经学教育昌盛的体现。
儒学经学的私家传授
这是汉代民间教育活动的主体。西汉时经学尚处于恢复兴起阶段，因客观条件的局限，特别是博士官学一时居绝对优势，故私学的规模不大。至东汉时，各经学学派繁衍滋盛，不仅博士之学发生分化，“在野”的今古文经学也不断发展。各派经师为了扩大学术影响，争取政治上的地位，都要在私家传授上下功夫。造纸术的广泛应用使书籍数量剧增，洛阳等大城市已有了出售书籍的市场，这样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学习条件。东汉私学数量和规模都有极大发展，一名经师常有数百乃至数千弟子，张兴有弟子万人，蔡玄的门徒达16000多人。这些私学的规模不逊色于太学，而太学仅有1所，私学则遍布各地，可见私学承担着当时经学传授的大部分任务。
私学一般只有1名经师，而弟子成千上万，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不可能遍教每一学生。不过私学弟子有“著录”与“及门”之分，在弟子名册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只挂名而不亲身前来受教的，即所谓“著录弟子”。这些人或是在家自学经师的著述，或是根本不学，仅谋取一个师生关系的名义而已，因这种师生关系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除去“著录弟子”外，东汉私学中及门求学的弟子也常有数百上千人，靠经师一个人仍难以遍教。从董仲舒开始，汉代私学多实施“次相授受”的教学法，即孔庙杏坛由经师先把学业传授给少数高足弟子，再由这些高足弟子分别传授给其他弟子，逐次相传，即可应付所有弟子的求学需要。以东汉经师马融为例，他有门徒400人，其中能得到他亲自教诲的仅50余人，其余的人则靠间接授受。郑玄在马融门下，最初竟3年未能得见其师一面。后因马融考论图纬遇到困难，有人推荐郑玄善算，于是叫他前来帮助计算，郑玄才有机会向马融当面请教。不过有的经师也采用总集诸生进行讲授的方式，称为“大都授”。汉成帝时宿儒胡常采用这种方式，翟方进派自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听讲，可见“大都授”不限于自家私学，社会上一切有兴趣的学者都可以参加。
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那些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就是在私学中得到传授和研究的，并以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私学的学术色彩比较浓厚，师生多抱潜心治学的态度。垣荣遇两汉之际天下大乱，携经书与弟子隐居山谷，虽常遇饥困讲论不辍。孙期牧猎于大泽中，以奉养老母，远道来求学者手执经籍，追随他求教。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经师张霸的博学，索性在其师宅舍附近购置房屋住下来，以便就学。私学的教学比较富于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所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经学造诣并不是逊色于博士。例如戴凭公开向光武帝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他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查《后汉书》中所载各类经学著述共百余种，90%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编纂的，由此可见私家传授对经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其他学术的私家传授
除经学的私家传授外，其他学术及技艺也有私家传授，而这些教学内容是当时官方教育所没有的。
道家学说在独尊儒术后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屡有私家传习的记载。汉成帝时严遵卜筮于成都，每日挣得百钱、足以谋生后便停业传授《老子》，著有《老子指归》十余万言，学术上颇有地位。安丘先生也是当时著名的道家学者，王莽堂弟王慑和东汉初名将耿彝之父耿况都曾跟随他学习《老子》。桓帝时杨厚辞官归家，修黄老之学，教授门生，著录者3000余人。这些人本多为儒生，他们传习《老子》，或者出于涉猎博学的兴趣，或是在政局动荡下作为“修身自保”的手段。东汉后期道教创立，《老子》成为宗教教义——《道德真经》，传授范围更广。张陵（道教徒后称为张道陵）在川汉一带创“五斗米道”，成为后来道教正统——天师道的本源。至其孙张鲁，三代传教，以《老子》教化民众。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与儒生有关。鱼豢《魏略》记载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屑经》。佛教和道教后来形成以寺观为场所的宗教教育，仍属民间教育的一部分。
各类专门知识技能的传授在汉代均有开展。刑律有私家传习，如郭躬继承父业，传习《小杜律》，教授门徒常有数百人之多。据《晋书·刑法志》记载，东汉时有关刑法的章句之学已有10余家，共数十万言，可见刑律的传授相当广泛。天文、历法是古代最重要的自然学科，传习者不断。《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初隐士司马季主与弟子讨论“天地之道、日月之运”，并有总括性讲论数千言，颇有条理。汉代张苍首治律历，一时研究律历者均以张苍之说为本。后有焦延寿的“六十律”历法，刘歆的“三统历”，均广为传习。东汉末年刘洪等考校王汉所上《月食注》的师法，可见律历已久有师传关系。汉代医学相当发达，医师行医同时也收徒传授。例如华佗有弟子吴普、樊阿等，他给吴普讲论运动能防治疾病的道理，并传给体操“五禽戏”，传给樊阿“漆叶青毡散”等方剂。汉代各种技艺、方术，如灾异、图谶、风角、卜占、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自己的私家传授，其中虽有不少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当时有“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的传语，古代的科学技术正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