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三言”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是冯梦龙根据《金史》当中有关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后妃的记载改编而成的小说。估计是“三言”中最“黄”的一篇，否则1956年和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学颉的《醒世恒言》校注本不会只将这一整篇删去，仅存篇目。笔者在此通过对《金海陵纵欲亡身》的细读，探讨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金海陵纵欲亡身》的篇首，就引用唐朝司空图所作的“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四句诗以劝化世人不要“贪恋色欲，自促其命”，而后又在入话中举“商惑妲己，周爱褒姒，汉嬖飞燕，唐溺杨妃”的例子劝诫为政者要节制欲望，以情克理，这样才能免受“政乱民荒”、“丧身亡国”的悲剧。这就可以看出冯梦龙编撰这个故事进“三言”，是为了达到教化君王和百姓的功用目的。
作者采用了独特的叙事结构。与“三言”中大多数小说那种线式结构不同，这篇小说借鉴了史书的“列传体”结构，并将这种列传体进行“套中套”处理，即在叙事大框架上使用以海陵为中心的“列传体”结构：先用七百多字概述了海陵的生平事迹和所经历的事件，写他“为人善饰诈，慓急多猜忌，残忍任数”，之后又“遂怀觊觎，专务立威以压伏人心，后竟弑熙宗而篡其位”，还提及海陵称帝后穷奢极欲的荒淫生活，很成功地塑造了这个海陵王的残暴和淫乱。之后，在小说主体部分举多个典型的例子来敷衍他的乱纲常的后宫生活。到篇末，又提及他南侵宋朝途中惨死异乡的结局。而在具体叙述海陵后宫生活的主体部分时，又罗列多个以后妃为中心的小故事，形成次一级的“列传体”结构。由于各个小故事本身在情节上的联系并不紧密，且各自相对完整独立地存在，便以海陵作为主线将各个小故事串连起来，形成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所以也可称为“串连体”结构。这种拟“纪传体”的“套中套”结构（“串连体”结构）在中国的传统短篇小说中算是相当特殊的结构，作者有意安排如此结构，大概是考虑到十多个单元的小故事的连缀，能够大面积敷衍海陵纵欲无度的性生活，有利于将海陵的荒淫无耻行径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由于各单元的小故事是以海陵的后妃作为叙事的中心人物，而非作为大叙事的中心人物海陵，这样就导致小说文本内部发生冲突，在效果上就大大削弱了海陵形象的塑造，反而更突出了后妃的情感世界。而如果我们将文本和《金史》中的原文对照，就更会发现冯梦龙更乐于在对后妃精神状态的描摹上下功夫，而相对地，对海陵的性格描写多依照史书原文，加工上明显不足。
既然要劝为政者不要“贪恋色欲”，以理节欲，当然就要通过叙写海陵因为过度纵欲导致身亡这样一个反面教材来达到教化的作用。然而，整个小说因果叙事链上的断裂则对作者的创作意图起到颠覆性的作用。该小说在极力敷衍了一堆纵欲狂欢的性爱图景之后，却并没有明确指出海陵的亡身和纵欲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只写道：“却说海陵大举南侵，造战船于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费财用如泥沙，视人命如草菅。既发兵南下，群臣因万民之嗟怨，立曹国公乌禄为帝……”这样看来，海陵的亡身原因既有客观的——离开国都而大举南侵，导致国都无人坚守，群臣乘机改元叛变，更有他的主观原因——施行暴政，缺少仁义，不得民心。小说文本没有明确将海陵的亡身和淫欲有机联系起来，这就导致了情节因果链的断裂。
故此，文中津津有味地铺设大量赤裸裸的性行为描写（尤其是变态性行为），除了增加文章的色情味道，极大满足大众对上层权贵隐秘生活的偷窥欲望以外，还形成一种对文章教化主旨的颠覆性力量。这一切都使得整篇小说的主观创作意图和客观文本叙事意义发生冲突，后者对前者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金海陵纵欲亡身》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女性话语的凸显。小说在大框架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述（non-focalization），可是在具体叙述过程中又插入多个限知的内聚焦叙述（internalfocalization）。零聚焦叙述中，叙述者有着控制全局的权力，他掌握的情况多于任何一个人物，而且观察的角度还可以任意调整，代表了男性叙述者（可看成是冯梦龙）的话语权威，而限知的内聚焦叙述（internalfocalization）所反映的权力问题却比较复杂。小说中，由于所罗列的故事均以后妃作为叙述的中心对象，女性自然处于“被叙述”的客体位置，体现出男性/叙述者/“聚焦”的主体对女性/受述者/“聚焦”的客体的权力控制。
然而，小说在具体叙事过程中又不时将“聚焦”主体从男性/叙述者转到女性/受述者身上，使女性从原有的“聚焦”客体变为“聚焦”主体，导致了男女性别权力变化。在小说中，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对话完成的。小说中的女性不仅被男性叙述也评论男人，还常常直接表达对男权、君权的强烈反抗。例如，元妃之妹蒲速碗受到海陵奸淫后，胆大到诅咒君主：“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莎里古真面对着海陵“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我者乎”的责骂，“恬不为意”，反而嘲笑海陵“我只笑尔无能耳”，竟敢公然评论君主的性能力；什古也讥讽“门下少年”的性能力“差强人意”，更胆敢回应海陵的内侍“主上虽逾雄，谅不能敌瓦剌哈迷之半”……这些都体现出不畏强权和君权的女性自我性意识。而最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定哥赏月时对贵哥说的一番话：“……那人生得清标秀丽，倜傥脱洒，儒雅文墨，识重知轻，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丑陋鄙猥，粗浊蠢恶，取憎讨厌，龌龊不洁，这便是俗人。我前世里不曾栽修得，如今嫁了这个浊物，那眼梢里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还有些趣。”表现了身为王妃的定哥不再仅仅是一个充当男性审美客体的，传统的只会诉苦、幽怨的闺阁怨妇，而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的将男性分为“趣人”和“俗人”的评价标准，体现了她对异性的独特观点，反而将男性纳入女性的视野中，这就在文本表达层上极大颠覆了旧有的女性/“聚焦”的客体和男性/“聚焦”的主体的男权系统。而一句“若遇着那般俗物，宁可一世没有老公，不要被他污辱了身子”更是集中体现了定哥作为一个女性对自己婚姻处境的自觉反思，表明了定哥反抗女性依附性地位、呼唤女性独立权利的意识已经觉醒。
除此以外，小说还采用了“偷窥”的叙述视角来描摹女性的心理活动。小说有两处具体写到这种偷窥视角：一处是重节对海陵与其母阿里虎做苟且之事的窥视，小说写道：“重节闻其嬉笑声，潜起以听，钻穴隙窥之，神痴心醉。几欲破户趋前，羞缩自止……独重节咬指抚心，倏起倏卧，席不得暖。只得和衣拥被，长叹歪眠。忽闻阿里虎床复有声。欲再起窥之，头岑岑不止；倚枕听之，又闻有击户声。”一百多字就精妙传神地表现了重节身为女性内心的情欲冲动。第二处是定哥见贵哥送海陵走后，疑心海陵又做苟且之事，便潜踪蹑足在角门里偷听海陵的举动，并发现了海陵和贵哥做交合之事。两处偷窥视角一方面显示了由于封建社会男权对女性主动探究外部世界的约束，女性不得不靠偷窥的方式发现世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女性窥探外部世界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无论是重节还是定哥，都不希望自己是任人调戏的玩偶，她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力求主动探求外部世界。因此，这样的偷窥视角不仅在文本表层颠覆了“男人/看—女人/被看”权力话语模式，也在内容上塑造了不愿充当观察客体、力图主动探求外部世界的反传统的女性形象。
而在叙述故事（story）层面，《金海陵纵欲亡身》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是具有反抗男权特质的。小说详细介绍的后妃共有十五人，分别是阿里虎和重节、弥勒、定哥和贵哥、石哥、察八、莎里古真、什古、奈剌忽、辟懒、义察、蒲速碗、某个不知名的室女和乌林答氏。其中被叙述为“善淫”的就有十一人。对这些后妃的“善淫”，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淫妇荡妇的鄙夷和焦虑，另一方面却写出了她们在追求自我性欲满足上的主动性，从而使得大多数的女性角色在叙述故事中担当了“主体”和“发送者”的角色。比如阿里虎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在其夫阿虎迭被诛杀后，携重节再投奔南家，与之“昼夜宣淫”，在南家死后，被其父突葛速幽闭于一室之中，为了摆脱禁锢，她又一次主动想办法贿赂看守，把所写的情诗寄给海陵，让贪色的海陵来救她。在自己不被宠幸以后，便又主动与侍女胜哥搞同志之恋。又如柔妃弥勒为能与萧拱在舟中顺利勾搭，竟心生一计，想出“鬼魅相侵”，需要男子同舟共济的幌子，在萧拱还在担心与其做爱是否冒犯王命的时候，弥勒却说“到主上跟前，我自有道理支吾，不必惧怕”，为其壮胆，萧拱受其鼓舞便在舟中“成其云雨”。再如定哥在海陵弃她而去以后，“春心鼓动”，欲念难耐，主动吩咐家奴阎乞儿与其结上私情。再看义察因为“喜淫”，便选择与“更善交接”的完颜守诚有奸。太后强行拆散二人，把她嫁给宗室弟子乙补剌，义察却因为乙补剌的床上功夫太弱、难以满足她的性欲要求而“与之反目”，反而日夜思念完颜守诚，诅咒后来纳她为妃的海陵。这些故事中的女性在性爱生活（主要是偷情活动）中所充当的多是“主体”和“发送者”的行动元角色。这就强化了女性形象的主体性。而相反地，大多数的除海陵帝以外的男性形象（如萧拱、阎乞儿等）明显是性爱活动的被动者，充当的多是“客体”和“接受者”的行动元角色。在一些故事中，海陵甚至也成为“客体”和“接受者”，比如在阿里虎的故事中，海陵就是其发泄性欲的目标之一。在这样的情节模式下，贵族女性大胆泼辣、敢爱敢恨的主体形象得以成功塑造，而她们在故事中的“主体”角色又极大地颠覆了封建社会以男权、君权为中心的话语系统，表现了女性主体对男性霸权的反抗，突显了女性的自主意识，最终使得整部小说文本在那个时代更凸显出先锋的精神取向，也使得小说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抗的话语力量——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男权文化和反男权意识（或者男性对女性生存困境备感怜悯的人道主义精神），显现出文本内部的分裂性和复义性。当然，由于其中的女性话语所占文本篇幅相对男性来说相当微小，综合整个文本叙述来看，前者（男权文化）的话语力量要大大强于后者（反男权意识）。但是，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和文化背景去苛求作者，须知在那样一个男权主导、女性受压迫而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时代，作为男性作家的冯梦龙能花如此的篇幅去编撰、加工这样一个具有反男权意识形态的文本，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朱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