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都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但他们意识中又鲜明地迁延着文人骨子里的文化意识。这种几千年政治、历史、文学、道德底蕴中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文人意识在文人作品的字里行间体现得又是那么的明显。
《隋炀帝逸游召谴》出自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作者冯梦龙收集整理了历史的和民间的关于隋炀帝生平的故事，同时进行艺术的加工。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天资聪颖但生性贪婪奸邪。他觊觎帝位，勾结隋朝重臣杨素，使用奸诈手段污蔑陷害长兄、太子杨勇，致使杨勇被黜。又调戏父皇后宫的宣华夫人，被杨坚觉察后，下毒手逼杨坚。后杨坚死，杨广登上帝位，欲望更加无度，霸占父皇的妃子，大肆修建宫殿庭院，开挖五湖。生活愈加糜烂，日夜宠幸美女佳丽而不思朝政；虚荣心更无法抑制，不顾国情，三征高丽，死伤无数而无所得；又因感怀江南，于是挖运河、造龙舟盛驾出游，莺歌燕舞，三月不归，从此君王享乐，百姓疲乏，国无宁日，社稷危难，各地反抗四起，朝臣借机造反，君王再无可用之兵，再无可花之钱，再无百姓支持。经宦官王义大义凛然指数君王之弊，杨广才得幡然大悟，但灭身亡国之祸已经难免。
隋炀帝的故事正史有载，民间传说更是俯拾皆是，但这篇文章又绝不似传说只是单纯地讲故事。
首先是它的文学性。作者通过整理、创造，丰富了关于隋炀帝的各种故事而又不惜笔墨地展示文字功力，最终是要为阐发自己的文人理念服务。
封建社会的治与乱很大程度缘于君王，然而智者贤人甚而普通文人骚客绝不轻易抹去骨子里的“治国与修身”的念想，往往要在信念与现实中寻找灵魂的平衡点。作者将他兼济天下的理想附身于王义身上。王义本为平民，因天资聪颖、敏捷，深得隋炀帝欢心，但碍于官场规则又不得随意入宫侍奉君王，王义因此自宫以求入宫。在隋王朝面临颓败之际，王义又显示出士大夫的忠诚气节，敢以死谏，历数隋炀帝的过错，最后自尽，保存了文人最高的气节。
“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急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王义充分地体现了士大夫的忠君气节和气魄，虽然他只是个宦官，也先不提这忠是否是愚忠，但看他这敢触龙颜，直陈时弊，说理透彻，陈词恳切，最后更是自刎而亡，演绎着自古以来忠臣最高的气节。这样一种传承千古的士人精神，在一个宦官的身上得以再次地宣扬，在一种强烈的反差中或者说以一种极端的状态出现，更浓墨重彩地突出了本文的说教色彩。小说历数隋炀帝之贪——贪帝位，贪享乐，贪功贪名，隋炀帝的死，不仅让当权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与危机，更让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动乱的渊薮：隋炀帝的野心也是我们人类的野心。永不知足的欲望可以击破道德底线，一旦社会最后的底线被弃之如草芥，那么真的乱世又将周而复始。这一认识，又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于人道在所有人心底，应引以为戒的深层思索。
然而作者这种说教的表达，并不是纵横议论，气势磅礴，也不是语重心长，娓娓道来。作者叙述一代君王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很生动，一代君王如何纵欲被描摹得一览无遗，甚至极力铺陈其奢华。写其宫室之美之大：“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牖户自通，千门万户，金碧相辉，照耀人耳目。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曜日，工巧之极，自古未之有比也。……人误入其中者，虽终日不能出。”作者铺陈排比，对仗修饰，工于细描，天下至美尽收眼底。又写所凿五湖，配以上曲《望江南》八阕，颂湖上月、柳、雪、草、花、女、酒、水，真可谓是风花雪月尽得风流、酒水柳女绰约多姿。如果说这些诗词描写从骨子里透露出作者的文人才气，那么作者对于君王纵情淫欲的刻画就已经在不自觉地迎合着封建时代后期商品经济下市民文化的大潮流了。“大夫何稠进御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伏于其中。若御童女，则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古人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作者极尽其态描摹之，刻画之，显然正统文人的心态正发生着复杂的转变。
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娱乐而又严肃的，雅与俗相并存。作者用一种世俗话本的形式叙说着一个市民阶层都津津乐道的故事，而字里行间又深深地透露着作者的文人理想与信念：忠于社稷，兼济天下，修善其身。但这一切崇高的理想与信念，都因作者华丽铺陈的文笔，而被消解在他自己所制造的精致奢华的温柔乡中。
（陈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