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的情节大略是这样：父母双亡的宋小官，在走投无路时，父亲的旧友刘有才收留了他。在船上，宋小官能写会算并且很能干，刘有才很高兴，收为女婿。宋小官与刘有才之女刘宜春结为夫妻，一年后，生下一女。不久后，孩子因病夭折，宋小官因过度伤心得重病，久治不愈。刘有才夫妇瞒着女儿将宋小官骗下船，把宋小官甩在了无人的荒岛。宋小官被一圣僧显化相救，养好了身体。在岛上无意中发现了几箱财宝，搭便船到南京，一夜致富，成为钱员外。再说刘家女儿刘宜春得知丈夫被爹妈给甩到了岛上，哭闹着让父母掉转船头去寻找，但没找到。许久后，刘宜春误以为丈夫已死，誓不改嫁。宋小官假借钱员外之名，探得妻子刘宜春忠贞守节，于是亲自寻访妻子来到刘家的船上，他故意借那破毡笠，引起一些话题，最终夫妻团圆。同时，他和妻子都原谅了岳父岳母。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讲述宋小官、刘宜春这对小夫妻的悲欢离合、否极泰来。故事情节虽然曲折复杂，但是头绪并不纷繁错乱，而是沿着一条线索不枝不蔓地进行，做到有头有尾，结构严谨，脉络分明。小说中包含“发迹变泰”情节，但并不以此为叙事重心，只是一带而过，而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人物命运的揭示与形象的塑造上。其中，“破毡笠”这个道具的设置，凸显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首先，破毡笠和小说中的人物有富有意味的映衬、比照作用。第一，它和宋小官支离破碎的童年相称。第二，它和贫贱的宋小官夫妻相称。第三，它映衬了因重病而被抛弃荒岛的宋小官。第四，它最后让宋小官、刘宜春这对患难夫妻得以相认。围绕着破毡笠，叙事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丰富的人情世态风情图画。
男主角宋小官（宋金），父亲宋敦“原是宦家之后”，靠祖遗田地过活，因“不做生理”，日益衰败。父母死后，宋小官“只剩得一双赤手，被屋主赶逐出屋”。宋小官出身于落魄的小官僚家庭，内心带有等级观念。小说中两次提到宋金“终是旧家子弟出身”，这种身份优越感，让他的骨子里藏着傲气。在范举人家，他因不肯和贫贱的僮仆们交往而受到排挤，被赶出范府。即使被迫乞讨，宋金也仍保持着清高，显示出强烈的自尊心。这样饔飧不继的悲惨经历，让他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早熟和稳重，更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所以，当刘有才收留他，他的内心充满着感激，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架子，从事低贱的工作。他戴上了刘宜春所缝补的破毡笠，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为普通的雇佣工人。而此时的宋小官，如同这顶破毡笠，人和物有着相互映衬的特点。
“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夫妻间真正悲哀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两人因不能坚守道德的底线而背叛对方。而宋小官夫妇虽是“贫贱夫妻”，但彼此自始至终深爱着对方。这对夫妻最令人羡慕和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结婚前同甘共苦，有比较深挚的感情基础；结婚时两人相濡以沫，日子虽苦，却相当甜蜜；即使双方分开，女方坚贞不屈，为男方守节，男方也矢志不渝，富贵不忘糟糠妻。刘宜春生长在船户之家，水上漂泊的生活与独生爱女的家庭地位，培养了她勤劳、善良、倔强、泼辣的性格。在宋小官痛念爱女之死，“哭泣过哀，七情所伤，遂得了个痨瘵之疾”，刘宜春父母就定计哄他上岸打柴，弃之于无人之地。当刘宜春知道父母做下这“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的勾当时，一把扯过母亲，哭天哭地叫道：“还我宋郎来！”定要父亲逆水回船，百里寻夫。父母不允，她便放声大哭，“走出船舷，就要跳水”。被母亲抱住后，还“以死自誓，哀哭不已”。父母只好依顺她，开船上水，去寻宋金。在曲折的寻夫过程中，她一想起丈夫就啼哭吵闹，以至于父母虽垂涎财势，终也不敢逼她变节改嫁。刘宜春始终对爱情坚贞不渝，终于凭借一顶破毡笠和丈夫宋金团圆。
而宋小官从小受苦，刘家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特别是妻子，在他生病时，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宋小官被遗弃在荒岛后，否极泰来，拾获海盗遗留下来的几箱金银，因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员外。即使这样，他仍然对妻子牵肠挂肚。他特意去寻访妻子，见面后，妻子的忠贞守节相对地减弱了他的报复心理和愤慨程度。然而，宋小官毕竟受过欺骗，因此他用破毡笠反复试探妻子。这里，破毡笠充当了连接二人情感的纽带，它既是二人相爱的见证，也是贫贱夫妻内心最纯真、美好的内心情感的映射。破毡笠其实不破，真正破败的是刘有才的道德。文章将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刻画得入木三分，特别是刘宜春对宋金“想认又不敢认”、欲言又止的神态，最后通过破毡笠以及宋金一番提示性的话语得以确认之时嚎啕大哭的形态描写，无不牵动读者的心。
这样，从宋小官和刘宜春相识到相爱再到重圆，破毡笠充当了联系他们之间离合的纽带，作者将道具的艺术作用提高到新层次。
小说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果报思想。娘娘庙侧芦席边有病的老和尚，因宋金父亲宋敦施善，死后“愿投宅上为儿，以报盖棺之德”，转世为宋金。在宋金遭遗弃、奄奄一息之际，被一老僧所救，老僧形迹不俗，宋金“方知圣僧显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
总之，文章通过一种否极泰来的范式推动情节发展，其间穿插着佛家思想的传扬和人物形象的展现，他们是互相辉映、相辅相成的。小说最终的圆满结局，表现出儒家思想“中和”的审美要求：哀而有节，亦悲亦喜。这为后世小说叙事和角色设计提供了范本。事实上，“三言”在角色设计之初，就很好地把握了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和情感承受力，在叙事上不求惊心动魄，审美取向上但求温柔敦厚，不着意追求撕心裂肺的强烈刺激，而期望在经过“山重水复”之后达到“柳暗花明”的审美境界。
（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