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215］”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216］，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217］，莫能发其谋[218］；唐之黄巢[219］，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220］以至五代[221］，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222］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223］，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224］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225］，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226］，而风俗荡然[227］，弃礼义，捐[228］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229］，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230］。伏惟三庙[231］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232］，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233］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234］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235］，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236］，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237］。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238］，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239］，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240］，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241］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242］，今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243］，辄别属汉[244］。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245］。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246］。孟子之言不为过[247］。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248］，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249］。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250］。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251］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252］，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253］，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254］”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255］，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256］，率困于排逐[257］。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258］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为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259］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260］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261］，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262］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263］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郑公[264］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265］，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郑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266］”然则唐太宗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267］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诚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268］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269］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