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洪兰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里面的经验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的。
我父亲在20世纪90年代做过心脏绕道手术，使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当时我父亲86岁，因为心脏功能不好，肺部积水，呼吸困难，所以决定去开刀。台湾的医生评估成功率只有10%，因此没人敢动刀，幸好最后找到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的一位医生愿意动刀。
我知道开胸要降体温（开胸要降到32℃，开颅要降到28℃），却不知道是把整桶冰块倒进胸腔。当我父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我母亲冲上前去握他的手，一摸是冰的，我母亲就晕倒了。如果当年有这本书，我母亲就不会被送到急诊室了。
医院的病房内真的是另一个世界，里面每一分钟都在上演生离死别，我不知作者竟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一个人在医院里过夜。当年我妹妹保送台大，她想要念医科，我母亲想到每天看生死、半夜值班，搞不好还要去太平间，就坚决不肯，她只好去念化学。其实人生就像作者说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再怎么不甘愿，都得放下，既然如此，何不早一点放下？
说起来我能认识作者，也是一种缘分。2001年，刘兆汉校长来找我去中央大学成立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因为脑科学已成为显学，美国的布什总统甚至说“这是脑的十年”，但是台湾还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的系所。我就从阳明大学的神经研究所借调到中央大学去筹备。新所最难找的是临床神经心理学的师资，我碰到人就问：你有好的临床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人吗？他愿意回台来教书吗？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台湾教授的薪水是平头主义，不像美国，做得好，薪水就高。
我找了大约十年才找到陈教授，她当时是因为父母年纪大了，所以放弃美国的教职，回台湾来陪伴他们。我一听“孝女”，这品格是没话说的，再跟她一谈，就知道她是我要找的人。好的人才大家都要抢，我最后抢赢了台大，把永仪聘请到我的研究所来教书，她果然是非常好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算是我为中央大学的学生做的一件功德。
这本书是她过去在美国工作经验的回忆。看完后，我觉得我不但为中央大学做了一件好事，也为台湾的读者做了一件好事：说服一个好学者回台湾，再让她写一本好书出来，以飨读者。这是一件大功德，不是吗？